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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6 章 没有寄出去 ...

  •   第二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我在老宅西厢继续整理木箱,翻出了一叠旧信。信封已经泛黄,邮票也脱落了,只有收件人的名字还看得清——“杜念收”。
      我母亲的名字。
      这些信是写给她的。写信人的字迹我再熟悉不过——顾长安。我在日记里见过同样的笔迹,潦草而有力,像是在赶时间,又像是有太多的话急着要说,手跟不上脑子。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87年3月。
      “念念,你到北方的第三天了。烟城下了雨,今年的第一场春雨,比往年早了半个月。老宅院子里的槐树发了新芽,你走之前还说要等它开花。今年怕是等不到你回来看花了。”
      信很短,没有落款,但那种语气让我觉得很难受。不是悲伤,是那种很轻很轻的、小心翼翼的想念,怕写得太重了会给对方添麻烦,所以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平铺直叙的字句底下。
      我又拆了几封。
      “念念,锦灰铺来了一批旧书,有一套《杜工部集》,是明刻本,品相不算好,但胜在完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念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烟城最近雨水多,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
      “念念,今天铺子里来了个人,拿了一方旧砚台来卖。我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咱们家从前的东西——砚台背面刻着的那枝梅花,是你爷爷亲手刻的。我没跟那个人说什么,把砚台留下了。你现在不写毛笔字了吧?北方的墨,和南方的墨不一样,不知道你用不惯。”
      “念念,你上次来信说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一切都好’是什么意思。你过得好不好,我隔着几千里地,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信没有寄出去。
      我翻遍了整只箱子,没有找到信封,没有找到邮戳,没有任何寄出的痕迹。这些信写好了,折好了,但没有装进信封,没有贴上邮票,没有投进邮筒。它们被放在箱子里,和其他的旧纸旧书在一起,一放就是三十多年。
      我在箱子里坐了很久。
      外面雨声很大,西厢的光线暗得几乎看不清字。我没有开手机的手电筒,就那么坐着,手里攥着那叠信,心里堵得慌。
      我不知道顾长安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对这个“舅舅”几乎一无所知。但读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好像能看见他——坐在锦灰铺昏黄的灯光里,握着笔,对着信纸发很久的呆,最后把写好的信折起来,放进箱子里,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去。
      因为他不知道我母亲在北方的地址。
      还是因为他知道,但他不敢寄?
      下午的时候,我穿过夹道去了锦灰铺。雨很大,我没有打伞,走到铺子门口的时候浑身又湿透了。我推门进去,刘逸安不在柜台后面。铺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盏绿罩台灯亮着,灯光昏黄。
      “刘逸安?”
      我叫了一声。
      没有人应。
      我犹豫了一下,绕过柜台,朝铺子深处走去。里面有一扇小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丝光亮。我推开门,发现后面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大概只有七八平米,摆着一张窄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只茶杯,茶杯里的水还是温的。
      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一扇门,半敞着,隐约能看见里面有更大的空间。
      我正要走过去,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在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刘逸安站在小房间的门口,手里端着一只砂锅,白蒙蒙的热气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模糊了他的脸。
      “我……我叫你了,你没应。”
      我有些心虚。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追究,端着砂锅穿过小房间,走到最里面那扇门后。我跟了上去,发现那扇门后面是一间厨房,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灶台上还炖着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药材和肉汤混合的味道。
      他把砂锅放在灶台上,揭开锅盖,拿勺子搅了搅。动作很熟练,像是在这里做了无数次。
      “这是什么?”
      我问。
      “汤。”
      “我知道是汤。什么汤?”
      “你湿透了。”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从上到下,
      “回去换衣服。”
      “我每天都湿透。”
      我说,
      “你总不能每天都赶我回去换衣服。”
      他没说话,从灶台旁边的架子上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我。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动作干脆利落,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我接过毛巾擦头发,这次比上次熟练了一些。他继续搅锅里的汤,背对着我,衬衫的下摆扎在腰里,腰身很窄,肩背的线条很好看。
      我把毛巾搭在脖子上,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他忙活。这个角度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和耳朵的轮廓。他的头发很黑,发尾微微有些长,搭在衣领上。
      “你知道我看了那些信吗?”
      我问。
      他的手没有停。
      “那些信是你师父写给我母亲的。没有寄出去的信。”
      我看着他的背影,
      “你知道他写了那些信吗?”
      “知道。”
      “他为什么不寄?”
      刘逸安把火关小了一点,砂锅里的汤从滚沸变成了微微冒泡。他把勺子放在灶台上,转过身来,靠着灶台,面对着我。
      “因为他不知道你母亲在北方的地址。”
      他说。
      “我母亲不给他地址?”
      “不是不给。是你母亲走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她走的那个晚上,烟城下了很大的雨,第二天早上,老宅的门锁着,人已经不在了。”
      这段话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秤砣一样沉。我站在原地,毛巾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半,挂在我的胳膊上,我没有去捡。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刘逸安说,
      “我师父找了很久,后来才打听到她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但他没有她的地址,不知道她在哪个单位,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他写过很多信,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后来他就不写了。不写了,但信还在。”
      “后来呢?”
      我问。
      “什么后来?”
      “后来他找到我母亲了吗?”
      刘逸安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很安静,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灶台上方的排气扇嗡嗡地转着。
      “找到了。”
      他说,
      “你母亲主动联系的他。差不多是你出生那年。”
      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母亲跟他说了什么?顾长安收到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问题堵在喉咙里,我一个都没问出口。因为刘逸安的表情告诉我,那不是一个好故事。
      “你师父是怎么死的?”
      我还是问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把砂锅端下来,关掉了灶火。然后他打开柜子,拿了两只碗,开始盛汤。
      “喝汤。”
      他说。
      “你还没回答我。”
      “喝完了说。”
      他把一碗汤放在我面前。汤色清亮,飘着几片姜和枸杞,闻起来很香。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咸淡刚好,有一股淡淡的药材味,但不苦,反而有一种回甘。
      “好喝。”
      我说。
      他端着自己那碗,靠在灶台边,没有坐。他喝汤的样子很斯文,小口小口地抿,不急不躁。
      我喝完了一碗,把碗放下,看着他。
      他看了一眼空碗,问:
      “还要吗?”
      “你还没说。”
      他放下自己的碗,把两只碗摞在一起,放在水槽里。然后他关了厨房的灯,黑暗里只剩下排气扇嗡嗡的声音。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汤的味道,混着淡淡的松木香。
      穿过小房间回到铺子里,他在柜台后面坐下,拿起那支竹笛,却没有吹。
      “我师父,”
      他开口了,声音很低,
      “是因为你母亲走的。”
      我站在柜台前,手心里全是汗。
      “你母亲生你的时候,出了意外。大出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你母亲的丈夫……你父亲,他联系不上你外公外婆,但他从你母亲的遗物里找到了一个名字——顾长安,烟城,锦灰铺。他发了电报。”
      刘逸安的手指在竹笛上缓缓滑动,没有发出声音。
      “我师父收到电报的当天就出发了。他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的时候,你母亲已经出了手术室,脱离了危险。他在医院守了三天,你母亲醒来,看见他,叫了一声‘哥’。那是他们分别六年后第一次见面。”
      他的语气始终很平稳,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但我注意到,他握着竹笛的手指收紧了,骨节微微泛白。
      “后来呢?”
      “后来他就留在北方了。他租了房子,找了工作,离你母亲家不远。他想离你母亲近一点。但你母亲不想让他留在那里。不是因为她不认他,是因为她怕。怕什么,她没有说。也许是怕连累他,也许是怕过去的事情重新找上门来。也许都有。”
      “再后来呢?”
      “再后来,你出生了。你母亲给你取名叫梓书。梓是故乡,书是书写。她说要让你记得故乡,记得那些被书写下来的旧事。”
      我抿着嘴,没有出声。
      “你满月那天,你母亲抱着你去我师父住的地方。他给你打了一对银手镯,上面刻着平安两个字。你母亲把你放在他怀里,他跟你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刘逸安抬起了眼睛,看着我。
      “他说,阿书,舅舅要走了。以后就让你哥哥守着你。”
      我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那句话里有一种我没法命名的东西。像是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在某个我永远无法抵达的时刻完成了一场交接,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被这句话击中了。
      “你师父,”
      我的声音有些哑,
      “他就是那时候……?”
      “你满月那天晚上,他回了烟城。第二天早上,铺子的门没有开。邻居觉得不对劲,报了警。他是在铺子后间走的,安安静静的,脸上带着笑。手边放着一张照片,是你母亲抱着你的那张。”
      铺子里很安静。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屋檐上还有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着刘逸安的脸,灯光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但他的眼睛很亮,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闪烁,又像是没有。
      “他把铺子留给了我,”
      刘逸安说,
      “还有一句话。他说,杜家的后人总有一天会回来,你要替我等她。”
      “他说的‘她’是指我母亲。你回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你母亲。”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后来我知道你不是。你是她儿子。你是梓书。”
      “他等的是我母亲,不是我。”
      我说。
      “他等的是杜家的人。”
      刘逸安说,
      “来了就行,是谁不重要。”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
      来了就行,是谁不重要。
      我觉得他在说谎。如果只是“杜家的人来了就行”,那为什么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手指会抖?为什么他看我时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等了很久很久才终于出现的人?
      但我没有拆穿他。
      我只是站在柜台前,看着他,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没预料到的话。
      “你做的汤很好喝。我明天还能来喝吗?”
      他愣了一下。那个发愣的表情很短暂,短到我几乎以为是我的错觉。然后他垂下眼睛,说了一个字。
      “嗯。”
      那天晚上我回到老宅,坐在正堂的八仙桌旁,把那碗汤的味道回味了很久。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是因为那是刘逸安亲手做的。他为我做了汤,虽然他说是因为我湿透了,虽然他说的时候语气像在说一件很无所谓的事情。
      我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上日期,然后写了一行字:
      “他做的汤很好喝。明天还要去。”
      写完又觉得这不像日记,倒像是小学生写的保证书。我划掉那行字,重新写了一句:
      “烟城今天下了雨,比昨天大。锦灰铺的灯很亮,汤很好喝,他还是不怎么说话。”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雨又下起来了。沙沙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动一本很厚的书,一页一页,翻得又轻又慢。
      我在想刘逸安说的那句话。
      他说,来了就行,是谁不重要。
      但我觉得重要。
      我觉得,对他而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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