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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以时为约 她妈生日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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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梧桐巷的悬铃木已经浓绿到了极致。叶子大得像蒲扇,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把整条巷子遮得密不透风。正午的阳光拼尽全力才能从叶子的缝隙里挤下几缕,落在地上变成极细极亮的金线,像有人用一支极细的笔在地面上画了一幅极精致的画。
林星晚蹲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把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她写“六月限定:绣球。无尽夏。”写完退后一步看了看,“无尽夏”三个字写得太挤了。她用手指把“无”字蹭掉,留出一格空隙,重新写。这次松快多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像刚才那样挤作一团。
顾深寒坐在花店里的钢琴前,手里拿着一枝绣球。无尽夏,蓝色的,花瓣很大很薄,像一片片被染了色的、半透明的蝶翼。他低头看着这枝花,看了很久。不是发呆,是在观察。他在看花瓣的脉络、颜色的深浅变化、水珠在花瓣表面滚动的方式。他在学,不是学插花,是学“看”——看一朵花是怎么开的,看一个人是怎么笑的,看一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几个月来,他学会了太多东西。学会了包花、学会了泡洋甘菊茶、学会了跟团团说话、学会了在沈屿来的时候主动问“最近怎么样”。学会了在姜莱举起相机的时候不躲镜头,学会了在陈秀兰打电话来的时候多说几句,学会了在林建国问“最近下棋了吗”的时候说“没有,您有空吗”。
他学会了生活。不是“活着”,是“生活”。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只需要呼吸,后者需要投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这个花店里、这个巷子里、这个人身边。每一天都在投入,每一件事都在投入。他不知道产出是什么、什么时候产出、产出多少。但他不再问了,因为投入本身就是产出。
林星晚走进花店,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到他面前。
“你在看什么?”
“看绣球。”
“看出什么了?”
“蓝色有很多种。”他说,用手指点了点花瓣的不同部位,“这里是深的,像海。这里是浅的,像天。这里是深的带一点紫,像傍晚。”
林星晚低头看着他手指点在花瓣上的位置,忽然觉得鼻子有一点酸。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她想起他第一次来花店的时候,对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橡皮树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花的颜色有深浅,不知道虾仁不用嚼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好吃”、什么是“好看”、什么是“喜欢”。现在他知道蓝色有很多种,知道洋甘菊的味道是“绿的”,知道巴斯克蛋糕是“甜的”但最好吃的巴斯克蛋糕是那个在海边、在车里、在蜡烛熄灭后的黑暗里吃的那一块。
他知道了这么多。
她不知道的那些——那些还没有被他发现、还没有被他命名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没关系,他们有的是时间。
七月。
夏天真正地来了。
梧桐巷的悬铃木在七月中旬迎来了一年中最茂盛的时刻,叶子大到能把整条巷子捂出一股湿热的气流,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绿色的、会呼吸的隧道里。蝉鸣从早到晚不停,声音大到张阿姨在面馆里喊“来碗面”都得提高好几度。杂货店的收音机换到了另一个频道,不放邓丽君了,放的是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普通话播报着某地的暴雨、某地的旱情、某地的经济数据。
花店的生意进入了一年中不太好的季节。夏天太热,花不好养,客人也少。林星晚不急,反正春天赚的钱够花一整个夏天,她只需要保持店里的温度、湿度、和花的品质,等秋天来。顾深寒也不急,他每天准时出现在花店,帮她换水、剪枝、整理花材、打扫卫生。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任何“我在帮你”的表情,因为他已经不觉得这是“帮”了。这是他的花店,他的每一天,他的生活。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林星晚做了一个决定。
“顾深寒,我要回老家一趟。”
“什么时候?”
“下周末。”
“干什么?”
“我妈过生日。”
顾深寒看着她,等她说下一句。他知道她不会只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就结束了,她还有话没说。她在犹豫怎么说,她的手指在工作台上轻轻地、轻轻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她紧张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她终于说了。
顾深寒看着她。她的耳根红了——不是因为热,是因为她在等他回答。花店里的空调开着,二十六度,不热。她的耳根是红的,因为她怕他说“不去”,更怕他说“去”。她说“你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语气太轻了,轻到像在问“今天吃面还是吃饭”。
“好。”他说。
林星晚的耳根更红了。她转过身,假装在整理花材,把尤加利叶从架子上拿下来,又放回去,又拿下来。反复了三次,顾深寒没有戳穿她。他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开始弹一首曲子——不是古典,不是流行,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名字,没有编号,只有旋律。旋律很简单,像一个人在夏天傍晚散步,走得很慢,没有目的地,就是走着。
林星晚听着这首曲子,忘了手里的尤加利叶。她不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但她觉得它应该叫“和你一起”。
周末,他们一起坐高铁回了林星晚的老家。
陈秀兰的生日,六十二岁。林星晚在花店包了一大束花——康乃馨、百合、洋甘菊、尤加利叶,粉白绿色系,温柔得像她妈妈这个人。顾深寒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他在城北那家老字号糕点铺买的寿桃,不是普通的寿桃,是定制的,每个寿桃上面用红曲粉写了一个字,八个寿桃拼起来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林建国开的门。他看到顾深寒,没有说“来了啊”,说的是“棋带了没”。顾深寒说“带了”,从包里拿出一副象棋——不是花店那副旧的,是他新买的,棋子和棋盘都是木头的,做工很精致,边角打磨得很光滑,没有毛刺。林建国接过棋盒,打开看了看,摸了一颗棋子,点了点头。“好棋。”他说。顾深寒说“送给您的”。林建国抬头看着他,看了两秒,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很淡的、像顾深寒以前那样几乎看不出弧度的——笑。
陈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顾深寒,眼睛弯成了月牙。“小顾来了!快进来,外面热。”她的围裙上沾着面粉,手上还捏着一个没包完的饺子。她把饺子放在盖帘上,擦了擦手,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顾深寒。“你是不是又瘦了?”她皱眉,“上次来就瘦,这次来还瘦。是不是不好好吃饭?”顾深寒看了林星晚一眼,林星晚替他回答:“他好好吃了,他就是不长肉。”“那不行,”陈秀兰转身走进厨房,“今天多吃点,阿姨给你炖了排骨。”
又是那张折叠桌,又是塑料桌布,又是摆得满满当当的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排骨汤、饺子。菜比上次还多,多到桌子放不下,林建国把茶几清理出来放了两个菜。陈秀兰端着最后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的时候,额头上有汗珠,但她笑得很开心。
“妈,生日快乐。”林星晚把花束递给她。
陈秀兰接过花,低头闻了闻。康乃馨的甜香、百合的浓香、洋甘菊的淡香、尤加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变成了只属于这一束花的、独一无二的气味。她把花放在餐桌上,拿起餐桌正中央那个空着的花瓶——花瓶是她特意准备的,透明的,洗净了,装了半瓶清水——把花束拆开,一枝一枝地插进去。她插得很慢,每插一枝就退后一步看看,调整一下角度,再插下一枝。她没有学过花艺,但她插出来的花很好看,不是那种“专业”的好看,是那种“自然”的好看。
林星晚看着妈妈插花的背影,忽然想到自己为什么开花店了。不是因为喜欢花,是因为妈妈也喜欢花。她小时候,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很多花,茉莉、栀子、月季、君子兰。每天早上妈妈都会去阳台,给花浇水、施肥、修剪枯叶。她在旁边看着,妈妈会把开得最好的那朵花摘下来,别在她的头发上。“你是妈妈的小花园,”妈妈说。她记得那朵茉莉别在头发上的感觉——凉凉的、软软的、香香的。
“吃饭了。”陈秀兰插完最后一枝花,拍了拍手,在餐桌前坐下。
四个人坐好。折叠桌小,每个人的胳膊肘都离得很近,夹菜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会碰到旁边人的手。没有人觉得不方便,因为这张桌子从来就是这么小,从小坐到大,从一个人坐到四个人。坐不下的菜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两步去夹,像在餐厅里吃自助餐。
陈秀兰端起酒杯——红酒,她平时不喝酒,生日喝一点。“来,干杯。祝我生日快乐。”四个人碰了杯,红酒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晃了晃,在灯光下发出深红色的、像宝石一样的光。
“妈,许个愿。”林星晚说。
陈秀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念了什么没人听清,但她念了很久,久到林建国在旁边说“你妈许的愿比两会提案还长”。陈秀兰睁开眼睛,瞪了林建国一眼,“我许的愿是全家健康平安,你也有份”。林建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但很暖的笑。
饭后,林建国拿出了那副新象棋。他和顾深寒坐在茶几两边,中间摆着棋盘。林建国执红,顾深寒执黑。林星晚和陈秀兰坐在沙发上吃水果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在说一些不好笑的笑话,陈秀兰笑得前仰后合,林星晚也跟着笑,但她笑的时候一直在看顾深寒和爸爸下棋。
顾深寒的棋风变了。上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棋路太“正”,每一步都规规矩矩,不冒险、不试探、不设陷阱。这一次他不一样了,他走了一步很大胆的棋——开局就把“马”跳到了河界,不防守,直接进攻。林建国看着他这一步,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
“小顾,你变了。”他说。
顾深寒抬头看着他。
“上次你来,下棋像做题。这次像下棋了。”林建国走了一步棋,挡住了顾深寒的进攻,“棋和人一样,太规矩就不好玩了。”
顾深寒看着棋盘,想了很久。他想到去年的自己——规规矩矩地走路、规规矩矩地说话、规规矩矩地活着。不越界、不出格、不犯错。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在一条被画好的线上走,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跨出去。现在他跨了。他从那家公司跨出来了,从那架沉默的钢琴里跨出来了,从那颗被冻结了二十八年的心里跨出来了。他跨到了花店,跨到了她身边,跨到了这张折叠桌前,和她的父亲下棋。
他走了一步棋——“车”直下底线,将军。
林建国低头看了看棋盘,又抬头看了看顾深寒。“你这步走得不错,但你没看到我这里有个‘马’吗?”他拿起自己的“马”,吃掉了顾深寒的“车”。顾深寒看着自己的“车”被吃掉,表情没有变化。他又走了一步棋——另一个“车”也下去了,再次将军。
“你故意的,”林建国说,“你用第一个‘车’引开我的‘马’,让第二个‘车’将军。”
“嗯。”顾深寒说。
林建国看着棋盘上那个无路可走的“将”,沉默了几秒。他把自己的“将”拿起来,放在棋盘外面——认输了。他靠在沙发上,看着顾深寒,看了很久。他的目光很复杂,不是审视,不是判断,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在看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但又觉得不太像的眼神。
“小顾,”他说,“你和我女儿,怎么打算的?”
客厅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变轻了。不是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的、比安静更深的一种沉静。电视还在响,综艺节目里的笑声罐头在背景里哗哗地放着,但在场的四个人都没有在听。
顾深寒看着林建国。老人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没有表情,是那种“我已经有了答案、但我还是想听你说”的表情。他是一个退休的语文老师,教了四十年书,见过太多学生、太多家长、太多人生。他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答案他已经看到了——在这个年轻人每一次看自己女儿的目光里,在每一个“好吃”的饺子里,在每一步越来越不像做题的棋里。但他还是要问,因为他是父亲。
顾深寒放下手里的棋子,转过身,面对着林建国。他的坐姿很直,不是那种紧张的、绷紧的直,是那种放松的、坦然的、像一棵已经扎根很深的树的直。
“叔叔,”他说,“我想和她在一起。”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安静到能听到窗外蝉鸣的客厅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不是“我喜欢她”,不是“我想和她试试”,不是“我会对她好的”。是“我想和她在一起”——在一起,不是“对她好”就够了,是一起面对所有的事。好事一起分享,坏事一起承担。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变老。
林建国看着他,看了三秒。然后他伸出手,拿起茶几上的酒杯,喝了一口。白酒,辣的,他喝的时候没有皱眉头,但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因为辣。
“你父母知道吗?”他问。
“知道。”
“他们怎么说?”
“我妈说,她不会祝福,但也不会阻止。”
林建国的酒杯在手里停了一瞬,然后他放下酒杯,看着顾深寒。“她为什么不会祝福?”
顾深寒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茶几上那盘还没收好的象棋——红黑两色的棋子散落在棋盘上,像一场刚刚结束的战役的遗迹。他的“帅”和她的“将”在棋盘的两个角落里,隔着一整个战场的距离。
“因为她觉得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说。
“你觉得呢?”
顾深寒转头看了一眼林星晚。她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那束她妈妈插的花,手里拿着一颗樱桃,正要往嘴里送,被他这一眼看得手停在半空中。她的眼睛里有紧张、有期待、有“你说错话你就完了”的威胁、有“你说什么我都会信”的信任。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顾深寒说,“她的世界比我好。但我想待在她的世界里。”
林建国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把棋盘上的棋子一颗一颗地收进棋盒里。红色的“帅”放在最上面,黑色的“将”放在最下面。他盖上盖子,把棋盒放在茶几上,推到顾深寒面前。
“棋送你了,”他说,“下次来不带棋也可以。人来了就行。”
顾深寒看着那个棋盒,伸手接过来,放在膝盖上。木头的,温润的,边角被林建国摸得很光滑。
“谢谢叔叔。”他说。
陈秀兰在沙发上抹眼泪。她用手背擦眼泪,擦得很用力,把眼睛周围擦得通红。林星晚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去,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然后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小顾,”她的声音有一点哑,“你以后要常来。”
“好。”顾深寒说。
“不是过年才来,平时也要来。”
“好。”
“我给你炖排骨。”
“好。”
陈秀兰笑了,笑得眼泪又流出来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也许是高兴,也许是担心,也许是一个母亲在女儿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之后,那种复杂的、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准确描述的、又甜又酸又涩又暖的感觉。养了二十六年的女儿,从小给她在头发上别茉莉花,送她上学、接她放学、陪她熬夜复习、等她考上大学、等她毕业、等她开花店。现在她等到了,等到了一个人,对她女儿说“我想和她在一起”。
那天晚上,林星晚和顾深寒一起坐高铁回城。高铁在黑暗中穿行,车窗外的灯光像流星一样向后飞驰,远处的城市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团。林星晚靠在顾深寒的肩膀上,闭着眼睛,没有睡着,但不想睁开。她靠着他,听到他的心跳。咚,咚,咚。不快,不慢。和他在花店沙发上睡着时一样的节奏。和他在四十二层高的公寓里弹《小星星》时一样的节奏。和她第一次在花店门口看到他的那个傍晚,他的心跳也是这个节奏——只是那时候她听不到,现在她听到了。
“顾深寒。”
“嗯。”
“你以后要常来。”
“好。”
“不是过年才来。”
“好。”
“我给你妈包饺子。”
顾深寒没有说话。他的手臂收紧了一点,把她往自己这边拢了一下。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小到几乎注意不到。但林星晚注意到了。她一直都能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