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糙汉老大哥和他的作精小嫂子》南金东箭

2、还收人吗？ 年轻人

　　年轻人终于停下脚步，侧头看了他一眼。他没有接西装，也没有把名片从裤兜里掏出来扔掉。

　　他只是说了一句：“你的衣服上有股油烟味。”

　　然后继续走了。

　　雷刚站在走廊里，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西装袖子。确实有股油烟味——中午在剧场后巷炒的盒饭味儿，到现在还顽固地没有散掉。

　　“得，又被嫌弃了。”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嘴角扯了个笑。但他的心却莫名跳得厉害。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头顶那根闪烁的日光灯管还在“滋滋”作响，就是不肯咽气。走廊尽头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星河娱乐的宣传海报，上面印着几个穿亮片裙的姑娘，笑得很假。海报下面有一行字：“让每一夜都值得回忆。”

　　雷刚看着那行字，觉得特别讽刺。

　　那个年轻人——雷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杰哥没告诉他——让他想起了老马。

　　是雷刚在文工团时候的师傅。老马在台上说相声说得嘻嘻哈哈，但是台下压根不爱笑。有一年巡演到一半，老马在后台晕倒了——是抑郁症到躯体化了。那会儿雷刚才知道，原来一个能逗笑全场的人，自己可以一点都不快乐。

　　雷刚突然想起老马，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长得像老马——老马一米六八、大圆脸、笑起来像个弥勒佛——而是状态很像。

　　“跟我有什么关系。”雷刚对自己说。

　　雷刚回到地面的时候，雨停了。

　　凌晨三点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星河娱乐的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远处有辆出租车的尾灯划出一道橘红色的弧线，然后消失在街角。

　　他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八块一包的——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被呛得咳了两声。

　　雷刚来上海四年了。之前在东北文工团待了八年，说相声。师父是沈阳人，姓马，艺名“马不停蹄”——不是因为嘴快，是因为跑场子跑得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马能演三百场。雷刚跟着他学了五年，从基本功的“说学逗唱”到舞台上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学了个七七八八。

　　但文工团的编制有限，老马退了之后，雷刚没接上班。加上他那会儿跟团里的领导闹了点不愉快——具体什么事他不愿意提，总之是跟“编制”和“人情”有关的事——他一咬牙辞了职，拎着两个行李箱坐火车来了上海。

　　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能闯出一片天。上海嘛，国际大都市，文化市场发达，小剧场遍地开花。他以为凭自己的本事，找个剧场当个台柱子不在话下。

　　结果来了才知道，上海的小剧场圈子比东北的水深多了。这里的人说话他听不太懂——既听不懂上海话，也听不懂那些“文化人”的黑话。什么“后现代解构”“沉浸式体验”“跨界融合”，每个字他都认识，拼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他在工地上搬过砖——三个月，腰间盘突出了。在商场当过促销员——两个月，因为跟顾客贫嘴被开除了。在一个婚庆公司当过司仪——半年，因为把新郎的致辞说成了单口相声被投诉了。

　　最后他攒了点钱，加上跟他妈借了两万块，盘下了这个地下一层的破地方，开了“有戏”剧场。

　　四年了。没赚到钱，没闯出名堂，头发倒是掉了一圈。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留在文工团，现在会是什么样？大概跟那些留下来的师兄弟们差不多——有编制的，混到个科长副处长的位置；没编制的，在团里当个老演员，带带新人，偶尔上台说两段。日子不紧不慢，像东北的冬天——冷，但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但雷刚不习惯。

　　他骨子里有一种东西——用他师父的话说，叫“不安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不甘寂寞”。他觉得自己还有话没说。他在文工团说的那些相声，都是老先生传下来的段子，翻来覆去地演。他想说点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来了上海。所以他开了剧场。所以他每天在地下室的破舞台上站着，面对八十把空椅子，想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能演出让自己满意的戏。

　　在那之前，他就是个带着油烟味的、失败的、但还没放弃的人。

　　回到剧场已经快四点了。

　　“有戏”剧场在地下一层，从一扇贴着褪色海报的铁门进去，走十二级台阶，就到了。剧场不大，八十把红色折叠椅分成四排，椅背上贴着编号——1号到80号，但有几个号码已经掉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

　　舞台不大，大约四十平米，铺着一层深灰色的地胶，磨得起毛了。舞台左侧是侧幕，后面堆着杂物——几箱道具、两架落地灯、一台不知道哪年生产的饮水机。右侧是音控台，一张折叠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套调音设备，全是二手的。

　　天花板上有几盏筒灯，有一半不亮了。角落里渗水，地上摆着个红色塑料桶接着，“滴答滴答”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剧场里格外清晰。

　　雷刚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下，把腿翘在前面的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幅地图——他有时候觉得像日本，有时候觉得像一头猪，取决于他当天喝了多少酒。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阿杰之前发的微信：“人我给你看了，能不能带走看你本事。那孩子叫苏屿，苏州的苏，岛屿的屿。24，之前在上海舞蹈学院学的芭蕾，后来不念了。跳现代舞是半路出家，但底子好得很。就是脾气怪，不怎么跟人说话。”

　　苏屿。

　　雷刚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苏州的苏，岛屿的屿。岛屿——水中间的一块陆地，四面都是水。

　　他又想起那双眼睛。

　　丹凤眼，冷白皮，修长的脖颈，瘦削的肩膀。穿一件半透明的白色演出服，像——像什么来着？

　　“呸，瞎想什么呢。”雷刚拍了自己一巴掌，站起来，走到舞台上。

　　凌晨四点的空剧场有一种特殊的安静。

　　雷刚站在舞台中央，闭上眼睛，做了几个深呼吸。

　　心跳还是不太对劲。

　　他雷刚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不是见着好看的就走不动道儿的货。在东北的时候，文工团里好看的姑娘一抓一大把，他也没对谁心动过。倒是对那些能把贯口说得跟机关枪似的老先生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扯淡。”他对自己说，“你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还想改变别人呢。”

　　他把折叠椅摞好，检查了一遍音响设备，把漏水桶里的水倒了，然后沿着楼梯回到一楼。他的出租屋就在楼上——四楼，一居室，四十平米，月租两千三。

　　上楼的时候经过二楼，听到202的张奶奶家传来电视机的声音——又是那个卖保健品的深夜广告。三楼的301空着，上个月租客搬走了，门框上还贴着半张“恭喜发财”的春联。四楼，他掏出钥匙开门，一股泡面味儿扑面而来。

　　“回了家了。”他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了句。

　　当然没人应他。

　　他把灯打开——日光灯闪了几下才亮——踢掉鞋子，走进卧室。床上堆着没叠的被子和几件没洗的T恤，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闹钟、一瓶藿香正气水和半包纸巾。

　　他一屁股坐在床上，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名片看了看——他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

　　“有戏剧场经理雷刚”
　　“承接各类演出团建年会”
　　“联系电话：138****6721”

　　名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笑一笑，十年少。”

　　那是他开剧场的时候想出来的slogan，当时觉得自己特有才华。现在看看，俗得掉渣。

　　他把名片放在床头柜上，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一条裂缝。裂缝从左上角一直延伸到中央，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凌晨四点二十六分。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最后浮现的画面是：一条惨白的走廊，一个穿白色演出服的背影，以及后颈上那一截清晰可见的脊椎骨。

　　“苏屿。”他小声说了一遍这个名字。

　　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墙，强迫自己什么都不想了。

　　雷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但七点半就被手机震醒了。

　　老周发来消息：“人找到了没？？？下午两点对方到，一点半必须彩排！！”

　　雷刚揉了揉眼睛，回了个“嗯”。

　　他其实没找到人。苏屿没给他打电话。他得在上午之前想别的办法——大不了自己上去说段相声凑数。反正企业包场嘛，底下坐的都是打工人，谁来不是来？

　　他洗了把脸——凉水，热水器又坏了——套了件相对干净的Polo衫，下楼去了剧场。

　　剧场的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看到老周正蹲在舞台上抽烟，旁边放着一杯豆浆和两根油条。老周五十三岁，头发白了一半，以前是灯光师，现在是他唯一的员工——灯光、音响、场务、保安，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

　　“人呢？”老周抬头看他。

　　“没找着。”雷刚在他旁边坐下，顺手拿了根油条咬了一口，“下午我上去顶一段得了。”

　　“你上去说相声？人家要的是现代舞！”

　　“那我跳个广场舞行不行？《小苹果》我也会——”

　　“你别跟我贫！”老周把烟掐了，“这单三万八，你知道的。丢了这单，下个月工资我找谁要去？”

　　雷刚不说话了。三万八。这是他三个月的房租，老周五个月的工资，加上剧场两个月的电费。

　　他啃着油条，看着舞台上那块起毛的地胶，脑子里转着各种方案。给以前认识的那些舞蹈演员打电话——跳得好的太贵，便宜的没水平。实在不行，把节目改成脱口秀加互动游戏，糊弄过去。

　　正想着，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雷刚接起来：“喂？”

　　对面沉默了两秒。然后一个声音传来——很轻，像砂纸磨过丝绒，跟凌晨三点在化妆间听到的一模一样：

　　“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收人吗？”

　　雷刚手里的油条差点掉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收，当然收”，但嗓子突然发紧。他清了清嗓子，用尽量平常的语气说：“收。你什么时候能来？”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