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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荼的选择
市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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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大楼在阳光底下白得刺眼。
沈荼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坐在驾驶座上没动。她看着后视镜里自己的脸——妆容整齐,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深色大衣上没有褶皱。看起来跟每个周一早上一样,一个标准的、干练的、让领导放心的副支队长。
但她的手在发抖。
不是害怕。她见过比赵鹤鸣更危险的人,办过比这更棘手的案子,经历过比这更绝望的时刻。她发抖是因为她知道,今天这场汇报会,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以前她去见赵鹤鸣,是带着假面去的。她假装不知道他是内鬼,假装自己只是个兢兢业业的下属,假装六年前那件事只是“意外”。
今天也是带着假面去的。
但今天的假面下面,多了一样东西。
她知道江逾白还活着。
她知道赵鹤鸣可能也知道了。
她知道化工厂的地下室已经暴露了。
她知道自己在走钢丝,而钢丝下面不是地面,是深渊。
沈荼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走进电梯。
电梯里的镜面映出她的脸。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无声地说了一句话——不是对镜子说的,是对江逾白说的。
“你让我做的事,我做了六年。现在你醒了,该你告诉我接下来怎么走了。”
电梯门打开,七楼。
走廊很长,铺着灰色的地毯,两边的墙壁上挂着各种奖状和锦旗。沈荼走过那些奖状的时候,注意到其中一张是赵鹤鸣的——“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颁发单位是市禁毒委,时间是七一九案之后三个月。
她在那张奖状前停了一秒。
然后继续往前走。
赵鹤鸣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上挂着“副局长”的铭牌,铭牌擦得很亮,能照出人影。
沈荼敲了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沉稳的,带着点沙哑,像常年抽烟的那种嗓子。
沈荼推门进去。
办公室很大,但布置得很朴素。一张办公桌,一排书架,几把椅子,墙上一幅字——“为人民服务”。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办公桌上画出一道亮线。
赵鹤鸣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文件。他穿着深蓝色的警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不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握笔的姿势很标准——这些细节让沈荼想起江逾白说过的一句话:“赵鹤鸣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自律到可怕。一个人能对自己这么狠,对别人只会更狠。”
“沈荼来了,坐。”赵鹤鸣抬起头,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像一个经过反复练习的表情。
沈荼在他对面坐下,把准备好的汇报材料放在桌上。
“赵局,上周的工作总结和这周的计划,您看一下。”
赵鹤鸣接过材料,翻了翻,点了点头。
“你们支队的效率一直很高,我很放心。”他把材料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沈荼,“最近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没有。”沈荼说,“都是常规案件,没有大案要案。”
“那就好。”赵鹤鸣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我听说你们六组的老人最近有联系?”
沈荼的心跳加速了一拍,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偶尔有联系,但不多。大家都忙。”
“顾临渊那小子还在开酒吧?”
“应该是。”
“林渡呢?还在殡仪馆?”
“对。”
“程砚秋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在做什么?”
“不太清楚。没怎么联系。”
赵鹤鸣转过身,看着她,眼神很温和,像长辈看晚辈。
“沈荼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二十六岁就当组长,三十二岁就是副支队长,你的能力我很清楚。但你也知道,这个系统里,有能力的人很多,能走到最后的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太念旧。”赵鹤鸣说,“念旧的人,容易被过去绊住。六组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江逾白那孩子,也已经过去了。你该往前看。”
沈荼低下了头。
她不是在表达顺从,她是在掩饰自己的表情。因为赵鹤鸣说“江逾白那孩子,也已经过去了”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
他在试探。
他提到江逾白,不是随口一说,是在看她的反应。
“赵局说得对。”沈荼抬起头,笑了,那笑容跟赵鹤鸣的标准笑容如出一辙,“人得往前看。”
赵鹤鸣看了她几秒,然后笑了。
“好。那就这样,你去忙吧。”
“好。”
沈荼站起来,拿起包,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赵鹤鸣忽然说了一句话。
“对了,沈荼。昨天晚上,城东那边有人报警,说废弃化工厂有可疑人员活动。你知道这事吗?”
沈荼的手握紧了包带。
“不知道。我没接到通报。”
“哦,那可能不是你们支队的辖区。”赵鹤鸣说,“那边是城东分局的地盘。他们派人去看了,说没什么异常。但我总觉得不太放心,那地方以前出过事。”
他顿了顿。
“六年前,就是那个地方。”
沈荼转过身,看着赵鹤鸣。
赵鹤鸣坐在办公桌后面,阳光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看不出任何情绪。
但沈荼看到了他眼睛里的东西。
那不是试探。
是警告。
“我知道了。”沈荼说,“我会留意那边的动静。”
“好。去吧。”
沈荼走出办公室,关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她的脚步声在灰色地毯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走得很稳,一步一步,不快不慢,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她的脑子里在高速运转。
赵鹤鸣知道化工厂的事。他说“城东分局派人去看了,说没什么异常”,那是在告诉她——他的人已经去看过了,但什么都没发现。或者说,发现了什么,但选择了不报。
他提到“六年前,就是那个地方”,那是在告诉她——他记得。他一直记得。他不会让六年前的事重演。
他最后那句“我会留意那边的动静”,表面上是让她留意,实际上是在说——我正在留意你。
沈荼走进电梯,按下地下一层的按钮。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靠在墙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她的手终于不抖了。
因为她现在确定了三件事。
第一,赵鹤鸣知道化工厂的事,但他不知道地下三层的秘密。否则他不会说“没什么异常”,他会直接派人封了那个地方。
第二,赵鹤鸣知道六组的人在重聚,他在试探她的立场。他需要确认她是不是还站在他那边。
第三,赵鹤鸣怕了。
他提起六年前的事,不是因为他想缅怀,而是因为他害怕六年前的事被翻出来。他试探沈荼,不是因为他不信任她,而是因为他开始不信任所有人。
他怕了。
一个怕了的人,会做两件事——要么跑,要么灭口。
沈荼走出电梯,回到车上,掏出手机,给顾临渊发了一条消息。
“赵鹤鸣知道了。他知道化工厂的事,知道我们在重聚。他怕了。他可能会跑,也可能会灭口。所有人小心。”
几乎是秒回,顾临渊的消息:“那你呢?”
“我去找林渡。”
“你知道他在哪儿?”
“殡仪馆。”
沈荼发动车子,驶出地下车库。
阳光很刺眼,她眯着眼睛,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江逾白写给她的那张。
她看了一眼那行字,然后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
“沈组长,六年前你对赵鹤鸣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她当时对赵鹤鸣说了什么?
她说的是——“赵局,有个情况需要向您汇报。我们组里的江逾白,最近在调查一些跟您有关的事情。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
然后赵鹤鸣说:“我知道了。你做得很好。”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赵局,我有一个条件。”
“说。”
“不管您打算怎么做,请不要伤害他。他是个好警察。”
赵鹤鸣说:“我答应你。”
他答应了。
然后他杀了江逾白。
沈荼闭了一下眼睛,睁开,看着前方的路。
她那时候太天真了。她以为只要她提了条件,赵鹤鸣就会有所顾忌。她以为只要她主动汇报,就能掌握主动权,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江逾白。
她什么都没保护到。
她只是帮赵鹤鸣确认了江逾白在查他。
她只是加速了江逾白的死亡。
这就是江逾白在纸条上说的“我都听到了”——他听到了她跟赵鹤鸣的通话,听到了她出卖了他,也听到了她为他求情。
他听到了一切。
但他还是选择了去死。
为什么?
沈荼想不明白。
她只知道,她现在必须找到林渡。
因为林渡是唯一知道江逾白在哪儿的人。
殡仪馆在城北,离市局大概四十分钟车程。
沈荼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殡仪馆的大门是黑色的,铁艺的,上面雕着一些花纹,看起来不像殡仪馆,更像一个私人庄园。院子里种了很多树,松树、柏树、冬青,四季常青,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细碎的斑点。
沈荼把车停在院子里,走进主楼。
前台坐着一个大妈,正在嗑瓜子看手机。看到沈荼进来,头都没抬:“找谁?”
“林渡。”
“林老师啊,他在后面,化妆间。”
“谢谢。”
沈荼穿过走廊,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门半掩着,透出一股淡淡的福尔马林的味道,混合着花香——不是那种浓烈的、廉价的花香,是清淡的,像百合或者白菊。
她推开门。
林渡站在一张台子前,正在给一具遗体化妆。那是一位老人,七八十岁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林渡拿着一支细毛笔,蘸着粉底,一点一点地在老人的脸上涂抹,动作很轻,很慢,像在修复一幅古画。
他听到门响,没抬头,继续手里的活。
“沈组长,你来早了。我还没下班。”
“我不是来等你下班的。”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
“带我去见江逾白。”
林渡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我说过了,他让我不要带任何人去。”
“我不是‘任何人’。我是他组长。”
“六年前是。”林渡放下笔,转过身,看着她,“现在不是了。六组已经解散了,沈组长。你现在是重案支队的副支队长,不是六组的组长了。”
沈荼看着他。
林渡穿着一件白大褂,里面是浅蓝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分明的手臂。他的脸上带着那种标志性的温柔笑容,但眼神是冷的。
“林渡,”沈荼说,“你照顾了他六年。你每天给他翻身、喂食、换药、说话。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之外最了解他的人。”
她往前走了一步。
“那你告诉我,他想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我们所有人来?他为什么要设这个七天倒计时?他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
林渡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看着台子上那位老人的脸。老人的妆已经化完了,看起来很安详,像是睡着了。
“他想让你们活着。”林渡说。
“什么?”
“我说,他想让你们活着。”林渡抬起头,眼神里有沈荼从未见过的疲惫,“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着,是——有意义的活着。他昏迷了六年,但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他听我说了六年你们的事。他知道你这六年怎么过的,知道顾临渊怎么过的,知道程砚秋怎么过的,知道裴琰怎么过的,知道宋时予怎么过的。”
“他知道你们所有人都过得不好。”
“他知道你们都在自责。”
“他知道你们都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赎罪的机会。”
“所以他醒了。”
林渡的声音变得很轻。
“他醒了,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们。”
沈荼的眼眶红了。
“那他呢?他自己呢?”
林渡没说话。
“他昏迷了六年,他的身体什么样?他能活多久?他——”
“我不知道。”林渡打断了她,声音第一次有了裂痕,“我不知道他能活多久。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跳,他的肾脏在衰竭,他的神经损伤可能是不可逆的。他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下一次奇迹,我不保证还会有。”
沈荼闭上了眼睛。
“所以他要做最后一件事。”她说,“用他剩下的时间,做完最后一件事。”
“对。”
“什么事?”
林渡看着她,眼神里有某种沈荼看不懂的东西。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林渡,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当警察,不是卧底,不是破案。而是——我选对了人。’”
“什么人选对了人?”
“你们。”林渡说,“他选了你们六个人。不是因为他觉得你们是最好的警察,是因为他觉得你们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你们够聪明,够疯,够自私,也够——在乎。”
沈荼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用手背擦了擦,擦得很用力,像在擦掉什么脏东西。
“带我去见他。”她说,这次不是命令,是请求。
林渡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叹了口气。
“跟我来。”
林渡带她走的不是正门,是殡仪馆后面的一个小门。门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堆着一些杂物,纸钱、花圈、香烛,还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林渡走到面包车旁边,打开后备箱,掀开一块木板。
木板下面是楼梯。
“你们到底挖了多少地道?”沈荼问。
“够多了。”林渡说,“多到能让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的地下自由穿行,而不被任何人发现。”
他先下去,沈荼跟在后面。
楼梯很长,比化工厂那个还要长,沈荼数了七十二级。楼梯底部是一条横向的通道,通道很宽,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两边是粗糙的水泥墙壁,每隔几米有一盏灯,灯光昏黄。
“这条通道通往哪儿?”沈荼问。
“化工厂。”林渡说,“地下通道连通了殡仪馆、化工厂、市局地下室,还有另外两个地方。总共加起来,大概有十几公里。”
“你一个人挖的?”
“我请了人。但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挖什么,他们以为是在挖防空洞。”林渡说,“我找了几个建筑工人,包吃包住,给的工资是市价的三倍。他们只负责挖,不管挖到哪儿。挖完以后,我给他们每人一笔钱,让他们回了老家。”
“你不怕他们泄密?”
“他们都是老实人,不会多嘴。而且,他们挖的那些地方,都不是关键区域。真正的核心区域,是我自己挖的。”
沈荼没再问了。
她跟着林渡在通道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经过了好几个岔路口。每个岔路口都有标记,有的是油漆喷的符号,有的是贴的纸条,有的是刻在墙上的数字。沈荼看不懂那些标记,但林渡走得很熟,一步都没犹豫。
最后他们停在了一扇铁门前。
门很旧,锈迹斑斑,但门锁是新的,一个指纹锁。
林渡把拇指按上去,门开了。
门后面是一个房间。
不大,二十平米左右,但很整洁。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的书不多,大多是关于刑侦、心理学的专业书籍,还有几本小说。
床上躺着一个人。
沈荼站在门口,看着床上那个人,一步都迈不动。
那个人很瘦,瘦得脱了相。他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高高突起,手臂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像蓝色的蚯蚓爬在苍白的皮肤上。他闭着眼睛,睫毛很长,微微颤动着,像是在做梦。
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说什么,但声音太小,听不清。
沈荼终于迈出了那一步。
她走到床边,蹲下来,看着那张脸。
六年前,这张脸笑起来有酒窝,眼睛很亮,像藏着星星。六年后,这张脸瘦得只剩骨头,但那两个酒窝还在,只是变深了,深的像刀刻上去的。
“江逾白。”她叫了一声,声音很小,小到她自己都听不清。
床上的人没有反应。
“江逾白。”她又叫了一声,这次大了些。
他的睫毛颤动得更厉害了,然后,慢慢地,他的眼睛睁开了。
那双眼睛曾经很亮,现在也亮,但那种亮不一样了——不是星星的亮,是刀锋的亮,是经历了太多之后依然不肯熄灭的、倔强的光。
他看着她,看了好几秒。
然后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那两个酒窝。
“沈组长。”他的声音很轻,很哑,像风吹过干枯的树叶,“你终于来了。”
沈荼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蹲在床边,握着江逾白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她不是那种会哭的人。她在警校的时候,教官说她“哭点太高”,毕业这么多年,她只在两种情况下哭过——一种是在梦里,梦到江逾白笑着叫她“沈组长”的时候;另一种就是现在。
江逾白的手很瘦,骨节分明,但很温暖。他反握住沈荼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她跑掉。
“别哭了。”他说,“我这不是活着吗?”
“你这不是活着。”沈荼哭着说,“你这是——你这是半死不活。”
“那也是活着。”江逾白笑了,“半死不活也是活着。至少比死了强,对不对?”
沈荼没回答,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渡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没进来。
“你们聊。”他说,“我去外面等着。”
他关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沈荼和江逾白。
沈荼擦了擦眼泪,站起来,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
“你到底想做什么?”她问。
江逾白看着她,那双眼睛里的光变得柔和了一些。
“我想帮你。”
“帮我做什么?”
“帮你把赵鹤鸣送进监狱。”
沈荼愣了一下。
“你知道我没有证据。”
“你有。”江逾白说,“你只是不知道你有。”
“什么意思?”
“六年前,我死之前,把所有的证据都藏了起来。藏在了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地方。”
“什么地方?”
江逾白笑了。
“你的脑子里。”
沈荼盯着他,脑子飞速运转。
“六年前,我在执行卧底任务的时候,每隔三天给你发一次密报。那些密报的内容,你都记下来了,对不对?”
“对。每一个字都记得。”
“那就够了。”江逾白说,“那些密报里,有赵鹤鸣跟毒贩交易的所有细节。时间、地点、金额、参与人员。只要你能把那些密报复述出来,那就是证据。”
“但那是我的记忆,不是物证。光靠人证不够,法庭需要物证。”
“物证也有。”江逾白说,“在赵鹤鸣家的保险柜里。”
“你知道密码?”
“知道。1995。我的出生年份。”江逾白笑了,“他这个人很奇怪,一边想杀我,一边又用我的生日做密码。可能在他心里,我已经不是一个活人了,而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威胁’的符号。用符号的生日做密码,对他来说很合理。”
沈荼站起来。
“我去他家。”
“现在不行。”江逾白说,“现在是白天,他在上班。而且,他家里有监控,你需要先让宋时予黑掉监控系统。”
“好。那我今晚去。”
“你要带一个人。”
“谁?”
“程砚秋。”
“为什么是她?”
“因为她能打。”江逾白说,“赵鹤鸣家里可能有安保人员,你需要一个帮手。”
沈荼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江逾白的声音变轻了,“六年前,你给赵鹤鸣打电话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还记得吗?”
沈荼的手僵住了。
“记得。”
“你说了什么?”
沈荼闭上眼睛。
她记得。
她什么都记得。
那天晚上,她挂了赵鹤鸣的电话,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十分钟。然后她拨了江逾白的号码。
响了很久,他接了。
“小白。”
“沈组长?怎么了?”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你听了以后,可能会恨我。”
“你说。”
“我刚才……给赵鹤鸣打了电话。我告诉他,你在调查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
“小白?”
“我在。”
“你不恨我吗?”
江逾白笑了。
“不恨。”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你想保护我。”江逾白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以为只要主动告诉他你在查他,他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就会信任你,就会在你面前露出破绽。你以为这样你就能掌握主动权,就能在他对我动手之前抓住他。”
“我知道。因为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
沈荼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但这个计划失败了。”
“没有失败。”江逾白说,“只是还没成功。”
“你都快要死了,还说没失败?”
“死不是失败。”江逾白的声音变得很坚定,“放弃才是。”
沈荼睁开眼,看着床上的江逾白。
江逾白看着她,笑了。
“所以,别放弃。沈组长。六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几天。”
沈荼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好。不放弃。”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江逾白。
他躺在那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那双眼睛里的光,亮得刺眼。
“小白。”
“嗯?”
“谢谢你没死。”
江逾白笑了,那两个酒窝深深地陷下去。
“谢谢你来找我。”
沈荼推开门,走了出去。
林渡靠在通道的墙上,手里拿着一根烟,没点。
“聊完了?”他问。
“聊完了。”沈荼说,“谢谢你,林渡。这六年,辛苦你了。”
林渡看着她,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把那根烟放回烟盒里。
“不辛苦。这是我欠他的。”
“你欠他什么?”
林渡没回答。他转身,朝通道的另一头走去。
“走吧。我送你回去。”
沈荼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忽然问了一句。
“林渡,你是不是喜欢他?”
林渡的脚步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走。
“是。”
“他知道吗?”
“知道。”
“然后呢?”
林渡没再回答。
通道很长,灯光昏黄,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像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很稳。
沈荼没有再问。
因为她看到了林渡的侧脸——那张总是带着温柔笑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面碎裂的镜子,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说不出口的东西。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六年来,不是江逾白一个人在受苦。
是七个人。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受苦。
她低下头,看着脚下的水泥地面,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通道的尽头是光亮。
阳光从外面涌进来,刺得她睁不开眼。
但她没有停下。
她往前走,走进了阳光里。
身后,江逾白躺在那个地下房间里,闭着眼睛,嘴角带着笑。
他的手边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七个人,都笑着,眼睛很亮。
他摸了摸那张照片,轻声说了一句话。
“很快了。很快就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