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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审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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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两点,林默准时出现在镜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沈渡在门口等他。没有穿警服,还是那件深灰色夹克,左手无名指的刀疤在日光灯下泛着旧伤痕特有的蜡白色。他和林默握了个手,手掌干燥有力,和前两次一模一样。
“这边走。”沈渡说,转身带他穿过走廊。
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历年优秀干警的照片,玻璃框擦得很干净。林默一边走一边扫了一眼——没有沈渡。以沈渡的资历和职位,按理说应该在墙上。他不在,要么是自己拒绝了,要么是被拿下来了。
沈渡推开一间会客室的门。不是审讯室——没有单向玻璃,没有铁椅子,没有墙角的摄像头。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两把椅子,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会客室。不是审讯室。但林默知道,在这种地方进行的问话,往往比审讯室更危险。因为对方希望你放松。
“坐。”沈渡指了指沙发,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对面。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白开水,是给林默准备的。
林默坐下,没有喝那杯水。不是怕水里有东西——沈渡不会蠢到在自己地盘上做这种事。他不喝是因为没必要。他的身体不需要水,他上次喝水是宋知意递的那瓶,喝了是因为她在看。
“今天找你,主要是想核实几个细节。”沈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林默看了一眼——本子很旧了,页角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沈渡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神比平时更聚焦。
“赵勇死的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在天穹商务区。”
“具体位置?”
“衔月塔附近。”
“赵勇死在天台上。他的手下说你当时也在天台上。”
“是。”
“为什么去天台?”
“想跳楼。”
沈渡的笔尖顿了一下。他抬头看林默,镜片反光挡住了他的眼神。他说:“你没有跳。”
“赵勇来了。然后他倒下了。我觉得他可能有心脏病。后来急救车来了,我就走了。”林默的表述简洁、平稳,每个句号都在该落的位置落下,没有多余的解释,也没有刻意的简化。
“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跟警方说一声?你是目击证人。”
“我怕说不清楚。”
“什么叫说不清楚?”
“我欠他钱。他死了。我怕你们觉得是我杀的。”
沈渡把笔放下,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不是累了——是一种“正在重新组织进攻路线”的微表情。他说:“你欠他钱。他死了。理论上,你有杀人动机。”
“有。但我没有杀他。他是自己倒下去的。”
“倒下去之前,你们有身体接触吗?”
“没有。”林默说。然后他反问,“如果有,法医会在赵勇身上找到我的指纹或者皮屑组织。你们找到了吗?”
沈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没有”。赵勇的尸体做过完整的尸检,没有任何外伤,没有毒物残留,没有防卫伤,没有任何可以指向他杀的物证。这是沈渡最无法突破的一点——法医报告清清楚楚地写着“死因:多器官功能急性衰退,具体原因不明”。方静在报告上签了字,就签在“不明”两个字旁边,笔迹冷静而无奈。
“换个话题。”沈渡把眼镜重新戴上,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马骏失踪之前,最后一次和外界联系是打给你的电话。你说他在电话里问你借钱。但通话记录显示,那天下午马骏的手机打出了三个电话——一个是打给你的,一个是打给一个棋牌室的座机,一个是打给他母亲的。你的通话时长是十七秒。十七秒够不够一个老朋友问候寒暄再开口借钱?”
林默没有回答。
“十七秒。”沈渡重复了这个数字,“够说多少句话?以你的语速,大概三句。‘最近怎么样’——这是第一句。‘能借我点钱吗’——这是第二句。‘那算了’——这是第三句。或者更短。也许只有两句。”
“那天通话很短。他还没来得及多说几句。”
“然后他就挂了?”
“他听起来很急。说有人在找他,不能多说。”
“谁在找他?”
“他没说。”
沈渡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林默。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肩膀上,在木地板上投下一个斜斜的影子。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十三岁。跟她妈住。”
林默没有接话。这个话题转折太突然,但沈渡的语气不像是闲聊。他在说一件和林默无关、和林默有关的可能有关的事。
“去年她过生日,我答应带她去游乐场。结果那天早上出了个案子,我去现场,一待就是十八个小时。晚上十点才想起来给她打电话。她没接。后来她妈告诉我,她在游乐场门口等了我两个小时。”沈渡转过身,看着林默,“你觉得她会原谅我吗?”
“会。”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她父亲。她在等的是父亲,不是游乐场。”
“那你觉得你欠的那些钱,赵勇追你,是因为钱还是因为你欠了他钱?”
“因为我欠他钱。”
“对。钱是客观存在的。但赵勇追你的方式,不是只为了钱。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堵你,但他选了天台——你准备自杀的地方。他想在你还不上钱的时候,在你最脆弱的那一刻,再多踩一脚。这是他追债的风格,也是他个人的乐趣。”
沈渡停顿了一下。当他重新开口时,声音平静得近乎冷酷。
“刘国栋死在客厅里,电视还开着,酒没喝完。老钱死在码头,姿势是背靠着护栏滑下去的,说明他死的时候很平静,甚至没有挣扎。马骏——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哪。但如果我们假设他也死了,那么四个人。四种不同的死法。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欠了钱。欠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欠的都是同一种钱——还不完的债。”
他走到茶几前,拿起林默面前那杯已经彻底凉透的水,自己喝了一口。
“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些案子正式串起来。没有证据。没有作案工具。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法医报告支持。我有的只是一堆数字和日期,还有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四个点。”
他把杯子放回茶几上。杯底磕在玻璃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但我会继续查。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林默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和沈渡面对面站着,两人之间隔着那张茶几。沈渡比他矮一点,但肩膀宽,站姿稳,像一棵老树。他的眼睛里没有威胁,没有恐吓,只有一种被林默归类为“执念”的东西。
“沈警官。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林默说。
“最后一个问题。”沈渡说,“你为什么帮马骏的母亲?”
“她一个人在这里。需要有人帮忙。”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帮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找儿子,找了快一周,每天打电话汇报进展。你还帮她收拾行李、送她去长途汽车站。这些事,欠了赵勇七十三万没还的林默,帮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做了。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林默顿了顿。然后他说:“也许你觉得这不是同一个人。”
“对。”沈渡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也许这确实不是同一个人。也许你在某些时刻,是另一个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调侃。他不是在讽刺,不是在暗示。他是真的在思考这个可能性。
林默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边的时候,沈渡在背后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林默。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找到证据了,我不会手下留情。但如果你愿意主动交代——不管交代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争取最好的处理结果。”
林默没有回头。他的手已经按在门把手上了。
“沈警官。祝你早日破案。”
他拉开门,走进走廊。身后会客室的门自动闭合,发出沉闷的一声响。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响,和医院病房里的那种声音一模一样。他走出公安局大门,秋天的阳光照在脸上,温热而干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没有伤痕,没有血迹,干干净净。他握紧拳头,又松开。
然后他往墟沟的方向走去。
晚上,他坐在阁楼的床上,打开笔记本。在沈渡那一页的最后一行下面,他又加了一句。
沈渡已从统计异常进入行为分析阶段。当前风险等级:中。建议启动主动干扰策略。
他把笔放下,翻到新的一页。在页首写了一行标题:
干扰策略方案
方向一:在远离墟沟的地点制造一起与之前模式一致的死亡事件,将警方注意力引向错误方向。目标需具备与之前受害者相似的特征,但地理位置上应足够远。
方向二:对沈渡本人施加合法范围内的压力——通过投诉、舆论或行政渠道削弱他在此案上的专注力。时效有限,但可作为短期缓冲。
方向三:暂时停止掠夺,让异常死亡事件在统计层面逐渐回归正常值。但长时间不掠夺的生理后果尚不可控。
他把三个方向都列出来,在每个下面画了分支线。第一个方向风险最高但效果最快。第二个方向操作复杂但隐蔽性强。第三个方向最安全但时间成本高,且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生理反应。他决定先实施方向二的初级阶段——不需要太激进,只需要在沈渡的上司那里留一个“沈渡在调查不存在的事”的印象。
具体做法:让宋知意以书店店主的身份向社区民警反映——最近有个自称刑侦支队的人在附近反复走访居民,询问一些听上去很奇怪的问题,“什么有没有人突然变老然后死了”,有些客人被吓到了,担心是不是这片治安有问题。社区民警未必会直接联系刑侦支队,但一条记录会进入系统——这就够了。如果有机会,他会引导沈渡的注意力指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制造一个假的“模式”让沈渡去追。
他把笔记本合上。窗外是墟沟的深夜,安静得能听到隔壁楼里有人在打呼噜。他躺下来,闭上眼睛。赵勇的记忆又开始自动播放。这次是赵勇在女儿幼儿园门口,蹲下来给她系鞋带。蝴蝶结打得整整齐齐。女儿说谢谢爸爸。赵勇说不用谢。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觉得“不用谢”这三个字说得问心无愧。
林默睁开眼睛。他想起了沈渡那句话——“你在某些时刻,是另一个人。”
他把这个念头从意识里推开。推到他给所有人的记忆设置的那个同一个角落里。然后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水渍南美洲在黑暗中隐约可见,像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