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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 17 章 正月里的清 ...

  •   正月里的清河县,最不缺的就是闲话。

      周家少爷学绣花的事,不知怎么就从街头传到了巷尾,从巷尾传遍了整个县城。起先传的是“周家的少爷不读书,拿绣花针,一个大男人做姑娘家的事,丢人现眼”,说这话的人多半是茶馆里嗑瓜子的闲汉,或是街边晒太阳的老头,他们没见过周明远,也不关心他为什么学绣花,只是觉得一个男人拿针线好笑,,加上跟沈老三姑娘那档子事,好笑就要说,说了就要笑,笑了就觉得这一天没白过。茶馆里有人说起来,捂着嘴笑,笑完了还要加一句“周老爷那么要面子的人,养出这么个儿子,怕是气得不轻”。

      可没过几天,风向就变了。

      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句——“周少爷学绣花是为了给他母亲祝寿,正月二十是他母亲的生辰,他想亲手绣一方帕子做寿礼。跟沈老三姑娘也是为了学绣花,压根儿啥事没有。这孩子有孝心啊,如今这样的人家,这样的孩子,少见。”

      这句话像一滴水落进了油锅里,炸开了。人们忽然发现,同样一件事,换一个说法,味道就完全不同了。不读书?人家是县学的生员,头名,哪里不读书了?拿绣花针?人家是为了孝顺母亲,一个大男人肯为母亲拿起绣花针,这才是真孝顺,比那些只会嘴上说说的强了百倍。

      于是闲话变成了佳话。茶馆里再提起周家少爷,没人笑了,有人竖起大拇指,说“周老爷好福气”,有人摇头晃脑地感慨“百善孝为先,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还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段子,在酒席上说来下酒,说得活灵活现的,好像亲眼看见了周明远在灯下一针一针绣花的样子。

      正月十五元宵节,花灯挂满了清河县的每条大街,城隍庙前头搭了戏台,锣鼓喧天的,看灯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周家的灯笼今年格外多,门口挂了两串,每串十二盏,绘着梅兰竹菊,是赵氏亲自挑的花样。有人经过周家门口,停下来看灯笼,看着看着就说起了周家少爷的事,说了几句,啧啧赞叹几声,走了。又有人来,又有人说,又有人赞,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荡开去。

      周明远对这些一无所知。他每天下午去苏娘子那里学一个时辰,回来在自己的书房里练到半夜,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绣。那片兰草的叶子绣了拆、拆了绣,来福数过,光是在苏娘子那里,少爷就拆了不下二十回。来福心疼他,劝他歇歇,他不听,劝急了就说一句“你不懂”,然后继续埋头绣。来福确实不懂,他不明白一方帕子而已,至于这样拼了命地绣?外头那么多绣坊,花几钱银子就能买到顶好的绣品,什么样的买不到?可他看着少爷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那些话就说不出口了。他想起少爷说过的那句话——“试是做一遍看看行不行,练是做一百遍直到行了为止。”他不知道这是谁教少爷的,但他知道,少爷把这句话当真了。

      林婉清每天都陪周明远去苏娘子那里,他绣花,她就在旁边看着,偶尔帮苏娘子分分线,递递针,不多话,不添乱。苏娘子有时候指点周明远几句,她就竖起耳朵听着,比周明远记得还牢,回来以后在自己的屋里拿块布头练,可她从不跟周明远提起这些。她在他面前,永远是那个温温柔柔的、不多事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表妹。

      可有时候她会想,表哥这么拼命地绣这方帕子,到底是为了给母亲祝寿,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她想起那个在绣坊门口跟他说话的姑娘,想起他看那个姑娘的眼神,想起他为了那个姑娘翻墙、冒险、什么都不顾。她想起这些的时候,手里的针就会扎歪,扎歪了就要拆,拆了重来。她的帕子上有好多拆过的痕迹,针眼密密麻麻的,像一张哭过的脸。

      正月十九,离赵氏的寿诞只剩一天了。周明远在苏娘子那里绣完了最后一针,把帕子从绷子上取下来,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帕子不大,一尺见方,素白的绢面上绣着一丛兰草,四片叶子,长短错落,根部交叠在一起,叶脉用滚针勾边,叶片用铺针填色,针脚还算匀称,虽比不上苏娘子的手艺,但已经看不出是个初学者绣的了。他在帕子的一角绣了一个小小的“寿”字,用的是红色的丝线,小小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但看见了就会觉得心里头一暖。

      苏娘子接过来看了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把帕子还给他,说了一句:“还行。”

      周明远知道苏娘子的脾气,“还行”就是很好,“不错”就是非常好,“可以了”就是你不用再来了。苏娘子从不说“好”,她的“还行”比别人的“好”还要值钱。他把帕子叠好,小心地收进袖子里,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苏娘子鞠了一躬:“苏娘子,这些天辛苦您了,多谢您。”

      苏娘子摆摆手,像赶苍蝇一样:“去吧去吧,别在这儿碍眼了。”

      周明远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站在门口踌躇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了:“苏娘子,沈姑娘她……她的伤好些了吗?”

      苏娘子手里的针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他。少年的脸上有一种她看不太懂的表情——不是担心,不是心疼,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的、更沉的东西,像一块石头,不大,但重,压在心口上,让人连呼吸都觉得费力。她看了他几息,低下头,继续绣她的活计,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没见过她,不知道。你自己去问她不就得了。”

      周明远的脸微微红了一下,没有再问,转身走了。林婉清跟在后头,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苏娘子一眼。苏娘子正低着头绣花,没有看她。林婉清咬了咬嘴唇,走了。

      苏娘子听到脚步声走远了,放下针,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正月初八那天沈玉屏从周家回去之后,她就再没见过那个孩子了。她知道沈玉屏的手受了伤,知道她做不了针线活,知道她在家里被继母骂、被孙家逼、被这门亲事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什么都知道,可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一个做绣活的老婆子,没钱没势,拿什么去跟孙家斗?拿什么去帮那个孩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教教周明远,让他在学绣花的时候,顺带提一提沈玉屏。不是为了撮合他们,是为了让那个孩子知道——有人在惦记她,她没有被人忘记。

      正月二十,赵氏的寿诞。

      周家的宴席摆在花厅里,请了族里的长辈和几位世交好友,不算大办,但该有的礼数一样不少。赵氏穿了一件簇新的石榴红褙子,头上戴着赤金衔珠步摇,脸上挂着得体的笑,迎来送往的,周到得很。周明远站在她面前,从袖子里掏出那方帕子,双手递过去,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娘,儿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儿子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

      赵氏接过帕子,展开来一看,愣住了。帕子上绣着一丛兰草,四片叶子,长短错落,针脚匀称,叶脉清晰。她认得这个花样——是她最喜欢的兰花。她在帕子的一角看见了那个小小的“寿”字,红色的丝线,小小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可看见了就再也移不开眼睛了。

      赵氏的眼眶红了。她把帕子贴在心口上,低下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旁边有人凑过来看,啧啧称赞:“周少爷好手艺,这兰草绣得跟真的似的。”“可不是嘛,这份孝心难得,难得。”周怀瑾站在人群后头,看着这一幕,脸上没什么表情,可他的手指在袖子里捻着佛珠,捻得很快,一颗接一颗的,像是在掩饰什么。

      宴席散了以后,赵氏回到自己的屋里,把那方帕子铺在桌上,看了又看。她想起周明远小时候,五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周明远每天都来看她,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有时候拿个橘子剥好了放在她枕边,有时候端一杯水来,水洒了一半,杯子烫得他直吹手指。那时候他才五岁,什么都不懂,可他好像天生就知道怎么对一个人好——不是嘴上说说的那种好,是默默的、笨拙的、让人心里头发酸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的那种好。

      如今他十五岁了,还是这样。他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讨好人,不会在长辈面前表现自己,可他会在深夜里一针一针地绣一丛兰草,绣了拆、拆了绣,绣上几十遍,只为在她生日那天递上一方帕子,说一句“您别嫌弃”。赵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帕子上,洇开了那丛兰草的叶片,洇得绿意更深了。

      而在城南的沈家,沈玉屏正在灶间里烧火。她的手还没好利索,白布拆了,但伤口还露着,指甲断掉的地方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的,嫩红色的,像刚冒头的春芽,碰一下就疼。她做不了细活,只能做粗活,劈柴、烧火、扫地、喂鸡,刘氏支使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不顶嘴,不偷懒,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木偶,该动的时候动,该停的时候停,不多走一步,不多说一句。

      翠儿来串门,蹲在灶间门口跟她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周家少爷的事。

      “玉屏你听说了吗?周少爷绣了一方帕子给他母亲祝寿,城里人都传遍了,说他有孝心,说他是个好孩子,说周老爷养了个好儿子。”翠儿说得眉飞色舞的,好像这件事是她亲眼看见的,“我三姨家隔壁的婶子在周家帮厨,她说那方帕子绣得可好了,上头绣了一丛兰草,跟活的似的,周太太看了都哭了。”

      沈玉屏手里的火钳顿了一下,没有抬头,继续往灶膛里添柴,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是吗,那挺好的。”

      翠儿看着她,觉得她今天有些不一样,可她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又说了一会儿闲话,见沈玉屏不怎么应,觉得没意思,就走了。灶间里只剩下沈玉屏一个人,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彤彤的,看不清什么表情。她蹲在那里,手里攥着一根柴,攥了很久,久到柴的一端都被她的掌心捂热了,她才把它放进灶膛里,看着火苗舔上来,一点一点地把那根柴吞没。

      她为他高兴。

      她是在心里头说这句话的,没有出声,嘴唇也没动。她在心里头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说到第三遍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真的高兴了。他的名声终于好了,没有人再嘲笑他学绣花了,人人都夸他有孝心,人人都说他是好孩子。他母亲收到了他亲手绣的帕子,哭了,那是高兴的眼泪,是被儿子的一片真心打动了的眼泪。这一切都很好,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好。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不疼,但闷,像夏天雷雨前的天气,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可她知道它跟周明远有关,跟他学绣花有关,跟他绣的那方帕子有关。她想起他在腊月二十九那天拿着绣花绷子给她看那条直线,问她“是不是不行”,她说“不是还行,是太好了”,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亮得她不敢看。她想起他让方家叔捎来的那张纸条,上头写着“等你手好了,来拿。或者我来送,都行”。她想起他说“你的事,跟我有关系”的时候,那种认真的、笨拙的、让人心里头发酸的语气。

      她想起这些的时候,手里的火钳就在灶膛里无意识地戳着,戳得灰都飞起来了,落了她一头一脸。她也不擦,就那么蹲着,看着灶膛里的火慢慢地小下去,从熊熊大火变成了一堆暗红色的余烬,像一颗快要熄灭的心。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失落。她明明应该高兴的。她一直希望他好,希望他不要再被人笑话,希望他的孝心被人看见,希望他付出的那些努力得到回报。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她应该高兴得睡不着觉才对。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心里头像缺了一块什么,说不上来缺的是什么,可那个缺口在那里,怎么都填不满。

      她想了好久,终于想明白了。

      她失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唯一教他绣花的人了。苏娘子教了他,苏娘子比她更好,比她更有经验,比她能教给周明远更多的东西。而她能给的,苏娘子都能给;她给不了的,苏娘子也能给。她不再是那个在他心里“绣花绣得最好”的人了,她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变成了他学绣花路上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变成了他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许会微微一笑、然后很快就忘掉的人。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细细的,冷冷的,扎在她心口上,不深,但扎得很准,正好扎在那个她说不出名字的地方。

      她不该这么想的。她想。她不该这么想。她应该为他高兴,应该为他找到了一个好老师而高兴,应该为他的孝心被人看见而高兴,应该为他的名声变好了而高兴。她应该高兴得不得了,应该笑得合不拢嘴,应该在翠儿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周家少爷是个多好多好的孩子。

      可她笑不出来。

      沈玉屏把火钳放到灶台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正月里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不像腊月里那么刺骨了,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像是春天在很远的地方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还没完全醒来,但已经翻了个身了。

      她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枣树,树枝上还是光溜溜的,一片叶子都没有。可她仔细看的时候,发现枝头已经鼓起了一些小小的、褐色的芽苞,紧紧地裹着,像婴儿攥着的小拳头,不肯松开,不肯让人看见里头藏着的那点绿意。春天来了,枣树要发芽了,再过几个月就要结果了。她的日子也要往前走了,三月初八,一天比一天近了,像一列开过来的火车,轰隆隆的,你不想上去,可月台上只有你一个人,所有人都看着你,你不上也得上。

      沈玉屏站在枣树下,伸出手去,摸了摸那些小小的芽苞。硬硬的,扎手的,像她指甲断掉之后新长出来的那层薄薄的指甲,嫩红色的,薄得能看见底下的肉,碰一下就疼。可她知道它会越长越硬,越长越厚,最后变成能保护她的盔甲。指甲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她在想,周明远现在在做什么。也许在跟他母亲说话,也许在跟亲戚应酬,也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那个绣花绷子发愣,不知道下一步该绣什么。她想告诉他,兰草的叶子绣好了,可以试试绣花苞了,兰花的花苞小小的,用打籽绣最好,一针一粒,像小米一样,黄黄的,嫩嫩的。可她不能去找他,不能给他写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还在想他。

      她答应了她爹,不再跟周家有任何往来。

      沈玉屏转身走回灶间,重新蹲下来,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又旺了起来,噼里啪啦地响着,映着她的脸。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一面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镜子,可镜子里头的那个人在哭,只是没有人看见。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指甲断了三根,新长出来的指甲薄薄的,嫩嫩的,像蝉翼一样,透着光。她把手攥成了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掌心里,疼了一下,松开了。她在掌心里看见一个小小的印子,弯弯的,像一弯新月。她把那弯新月看了很久,然后把手伸到灶膛前头,让火烤着,掌心里的印子慢慢地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正月初十以后,周明远就不再去彩云阁了。不是不想去了,是王娘子托人捎了话,说沈姑娘最近不会来了,让他别再等了。他不知道王娘子怎么知道沈玉屏不会来的,但他信了。他每天下午去苏娘子那里学绣花,晚上回来在自己的书房里练,日子过得比在县学里还规律。来福有时候觉得少爷变了,变得不太爱说话了,变得比以前更安静了,安静得像一潭水,没有波纹,没有涟漪,可你知道水底下有东西,很深很深的东西,你看不见,但它在那里。

      正月二十过后,周明远把苏娘子教他的针法又练了几天,觉得自己进步不小。他用滚针绣了一根兰草的叶脉,拿给苏娘子看,苏娘子看了一眼,说了一句“比上次强了点”,然后把针递给他,让他再绣一遍。他接过针,低下头,继续绣,一针,两针,三针,不急不慢的。

      绣着绣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苏娘子,”他停下针,抬起头来,“您认识沈姑娘?”

      苏娘子正在分线,头都没抬:“认识。”

      “她……在您这儿学过?”

      “学过三年。”苏娘子的语气还是那样淡淡的,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八岁来的,十一岁不来了。学东西快,比我这辈子教过的所有人都快。可惜了。”

      周明远手里的针顿了一下。八岁到十一岁,正是他认识她的那几年。他在学堂里跟她同窗的时候,她白天读书,晚上回去还要做针线活,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走很远的路来苏娘子这里学绣花。他想起她在学堂里站起来念文章的样子,声音清亮,一字不磕巴,比他念得还顺。他当时以为她是天生的聪明,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她比所有人都努力。她不是天生的聪明,她是不努力就没有活路。他的“聪明”是坐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喝着热茶、吃着点心、有先生耐心讲解的时候慢慢养出来的,她的“聪明”是在煤油灯下、饿着肚子、手指被针扎了无数个洞、咬着牙一遍一遍地练出来的。

      他们之间的差距,不是天赋的差距,是命的差距。

      周明远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根针,针尖在烛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一颗很小很小的星星。他把针扎进绢布里,一针,再一针,绣得很慢,每一针都认认真真的,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他知道自己永远绣不到她那个程度,可他不在乎,他只是想让自己离她近一点,再近一点。哪怕隔着整个县城的路,哪怕隔着看不见摸不着却怎么都翻不过去的门第之墙,哪怕她三月初八就要嫁给别人,他还是想离她近一点。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是为了让自己不后悔。是为了在很多年以后,想起这段日子的时候,能对自己说一句——你尽力了,你做过你能做的一切,你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圆,挂在树梢上,像一个明亮的灯笼。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手上,照在那片绣了一半的兰草叶子上,照得叶脉上的丝线泛着淡淡的银光,像真的叶子沾了露水。他看着那片叶子,忽然觉得它好像活了过来,在月光里微微颤动着,像一个很小很小的生命,从他的指尖长出来,带着他的体温,带着他的心跳,带着他说不出口的那些话,在这正月里的夜风中,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

      他想起沈玉屏说的那句话:“不是试试,是练。”他练了,从腊月二十六练到正月二十,从直线练到兰草,从歪歪扭扭练到勉强能看,他还会继续练下去,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她自己。她教他的那些东西,他一件都不会忘。她说的那些话,他一句都不会忘。她这个人,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把最后一针收好,咬断线头,把帕子举起来对着月光看了看。兰草的叶子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叶脉清晰,针脚匀称,像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生命。他满意地笑了笑,把帕子叠好,收进枕头底下,跟沈玉屏那方梅花帕子放在一起。

      两条帕子挨在一起,一条梅花,一条兰草,一个热烈,一个清冷。它们在黑暗里静静地躺着,像两个在梦里相遇的人,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可它们在同一个枕头底下,呼吸着同一个人的心跳,听着同一个人的梦话,做着同一个人的梦。

      周明远吹了灯,躺下来,闭上眼睛。外头的风小了,月亮越升越高,挂在正当中,把整个清河县照得亮堂堂的。沈家那间低矮的小屋里,沈玉屏也吹了灯,也躺了下来,也闭着眼睛,也在想一个人。她在想他在灯下一针一针绣花的样子,在想他收到那条直线时是欢喜还是忐忑,在想他将帕子递给母亲时的情景。她没有见过那方帕子,可她能想象出来——素白的绢面上绣着一丛兰草,四片叶子,长短错落,根部交叠在一起,叶脉用滚针勾边,叶片用铺针填色,不是顶好的,但每一针都用了心。

      她想象着那方帕子的时候,嘴角弯了起来。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深的东西,像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清冽冽的,凉丝丝的,带着井壁上的青苔味道,喝一口,沁入心脾。她想,她这辈子都会记得这方帕子,记得它是他为了母亲绣的,记得它是他花了无数个日夜练出来的,记得它上面的每一针都是他的心。

      他有一颗很好的心。她不配拥有它,但知道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跳动着、为了某个人而变得更好,她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糟糕。她就觉得,三月初八那天,她穿上嫁衣、坐上花轿、嫁到孙家去的时候,还能笑出来。不是因为不疼了,是因为心里头有一样东西,比疼更重。那东西叫——知道他过得好,就够了。

      沈玉屏把被子拉到下巴,把自己缩成一团,闭上眼睛。枕头上还留着周家那晚皂角的味道,淡淡的,快散尽了,可她使劲闻了闻,好像还能闻到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够她做一夜好梦了。

      第二天早晨,翠儿又来了。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是隔壁陈秀才家给的,她舍不得吃,给沈玉屏留了一半。沈玉屏接过来,咬了一口,面是甜的,馅是咸的,混在一起,味道很好。

      “玉屏,”翠儿蹲在她旁边,看着她吃包子,忽然压低声音说,“我听说了一件事。”

      沈玉屏嚼着包子,看着她。

      “听说周少爷从苏娘子那儿出师了,绣了一方帕子给他母亲,他母亲喜欢的不得了。城里人都说他有孝心,说他是个好孩子,说他将来一定有出息。”翠儿说得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周明远是她什么人似的,“你说,他会不会也给你绣一方帕子?”

      沈玉屏被包子噎了一下,咳嗽了两声,灌了一大口水才缓过来。她拍了拍胸口,看了翠儿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敢说”,又像是在说“你说的话让我心里头慌了一下,你别说了”。

      “他是周家少爷,我是谁?”沈玉屏咽下最后一口包子,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个早就想明白了的道理,“他给谁绣帕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翠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着沈玉屏那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低下头,默默地吃自己那半个包子。两个人蹲在墙根底下,晒着正月里的太阳,谁也不说话。阳光照在她们身上,暖洋洋的,像母亲的手,轻轻抚摸着她们的头发和肩膀。沈玉屏闭上眼睛,让阳光落在她的眼皮上,眼皮薄薄的,能感觉到光的温度,红彤彤的,像隔着帘子看灯笼。

      她忽然想起一首诗来,是在学堂里读过的那首,当时只觉得美,没觉得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她晒着同一轮太阳,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晒太阳。此刻她想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想她。也许想着,也许没想,也许想了也不承认,也许承认了也没用。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轮太阳照着他也照着她,这片天空罩着他也罩着她,这阵风吹过他也吹过她。他们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一个世界的空气,这就够了。她不敢要更多了。

      她睁开眼睛,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往灶间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从袖子里摸出一样东西来——那个刻着“周”字的铜顶针,她一直贴身收着的,从来没有戴过,太大了,她的手指太细了,套不牢。她把顶针举起来对着太阳,阳光从顶针的孔洞里穿过来,形成一个圆圆的光斑,落在她的掌心里,像一个小小的月亮。

      她把顶针收回去,塞进袖子里最里层,跟那张叠成方胜的纸放在一起。她走进灶间,开始生火做饭,该干什么干什么,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正月二十一,离三月初八还有四十六天。她还有很多日子要过,还有很多顿饭要做,还有很多柴要劈,还有很多水要挑。她会把这些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完,把这些饭一顿一顿地做完,把这些柴一根一根地劈完,把这些水一桶一桶地挑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想起他,想起他红着脸说“多谢姑娘”的样子,想起他翻墙进来救她的样子,想起他在纸上写“或者我来送,都行”的样子,嘴角弯一下,然后继续做手头的事。

      这就是她的日子。她的一针一线,都在里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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