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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6 章 雨季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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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来了。
是慢慢来的,像一个人犹豫了很久终于敲门。起初是傍晚的云变厚了,从西边压过来,把太阳吞进去,天就黑得早了。然后是风,河面上的风不再是那种温吞的、带芒果味的软风,而是湿的、沉的,像一块浸了水的布蒙在脸上。
接着是雨。
第一天晚上,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密得像有人在上面撒黄豆。我躺在床上,听着那个声音,数着。一滴两滴三滴——数到一百多就乱了,因为太快了,像有人把整袋豆子都倒了。
我翻了个身。被子有点潮,贴在皮肤上,凉的。
隔壁房间没有声音。但我知道泽安也没睡——下雨天他从不早睡。他会起来检查屋顶有没有漏,窗户有没有关紧,门坎下面的缝隙有没有塞好。这些事他做得很安静,像猫走路,我只偶尔听见一声轻微的响动,是木板被挪动的声音。
后来雨小了,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河水涨了。
悄无声息的——河岸的石头少了两排,平时能踩到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被水淹了一半,露出水面的部分湿漉漉的,上面粘着几片被冲上来的叶子。芒果树靠近河的那一边,泥土已经泡软了,踩上去脚会陷进去。
泽安蹲在河边看了很久。
我端着咖啡走到他身后。他没回头,伸出手,掌心朝上。我把咖啡杯放在他手里。
“涨了多少?”我问。
“大概十二厘米。”他说,“昨晚下的雨不算大。如果上游也下,还会涨。”
他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在地上,站起来。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有几道被树枝划过的旧疤痕,白白的,像干涸的河床。
“你的装置呢?”他问。
“在屋里。没装。”
“装上。”
我转身回屋,从桌上拿起那个木盒。上次竞赛以后,我把它放在房间最安全的地方——书桌最里面的角落,用一块布盖着,怕落灰。
我把它拿出来,装上电池,把电极引线接到两根铜棒上。铜棒是泽安帮我做的,一端磨尖了,可以插进河岸的泥土里。
我蹲在河边,把两根铜棒插进水里——不是随便插的,是按照我算好的间距和深度。一个在离岸近的地方,一个在离岸远的地方。水位上升的时候,水会同时接触两根铜棒,电路接通,蜂鸣器响。
其实响不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响的时候,你知道该做什么。
泽安站在旁边看我把铜棒插好。他没说话,但他在心里肯定已经检查过一遍了。我知道他会这样做,就像他修电线之前会在脑子里先把线路走一遍一样。
“好了。”我说。
我回到屋里,把木盒放在门口的架子上。蜂鸣器的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够强,在屋里能听清楚。
下午,雨又下起来了。
这次不是晚上那种温柔的雨,是白天就开始的、带着脾气的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不再是撒豆子,而是有人拿棍子一下一下地敲,咚、咚、咚,节奏急促,没有尽头。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河水翻涌的腥味。
我没有出门。坐在桌前写作业,但写不进去。耳朵一直竖着,等那个声音——哔。
索菲亚发了条消息过来:你家那边淹了没?
我回:还没有。涨了。
她又回:我妈说今年雨季会比往年长。你们小心点。
我放下手机,走到门口。雨帘从屋檐倾泻下来,把外面的世界隔成一片模糊的灰色。河看不见了,对岸的树看不见了,连芒果树都只剩一个大概的轮廓,像一个蹲着的、淋湿了的人。
泽安不在家。他下午出去了,说是帮镇子东边的老奶奶修电闸,下雨天跳闸了。他走的时候披了一件黑色的雨衣,帽子拉到额头上,只露出半张脸。他看了我一眼,说:“门关好。水涨了别出去。”
我说:“你不也出去?”
“我很快回来。”
他出去了快两个小时。
雨没有小。
我给明薇发了一条消息:你那边雨大吗?
她回:大。我妈让我把电器搬到高处了。
我又给索菲亚发:你见我哥了吗?
她回:没有啊。他不是在家?
我没有再发。我站在门口,手抓着门框,指甲掐进木头里。雨水溅到我的脚上,凉得像冰。河水的声音变得很大,像是有一头很大的动物在水底下翻身。
然后我听见了。
哔——
蜂鸣器响了。
短促、尖锐、清晰。它响了,就意味着水位到了十六厘米。
我低头看。河水已经漫上来了,漫过了门前的第一级台阶。那不是慢慢涨上来的,是趁我没注意的时候悄悄爬上来的。
泽安不在。
我跑进屋里,抓起手机,拨了他的号码。嘟——嘟——嘟——每一声都拉得很长,像橡皮筋被拉到极限,随时会断。
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想起他走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很快回来。”
很快是多快?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穿上他的旧雨衣套上拖鞋,冲进雨里。
雨打在我脸上,是小石子砸在脸上的疼。我眯着眼睛,手挡在额前,沿着泽安平时走的那条路往东边跑。
路已经看不见了。水漫上来了,泥地被泡成了浆,每一步踩下去都往下陷,拖鞋打滑,我干脆脱了鞋,赤脚跑。脚底被碎石和树枝硌着,但我顾不上疼。
镇上的人家都关着门,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一只只闭着的眼睛。雨声太大了,大到我喊“泽安”的声音被吞得干干净净,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跑到东边那户老奶奶家。门开着一条缝。我推门进去,屋里亮着一盏灯,老奶奶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串念珠,看见我进来,吓了一跳。
“小姑娘,你怎么——”
“我哥呢?修电闸的那个?”
“他早就走了啊。修好了就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的心脏猛地抽了一下。
走了快一个小时。从这里到我家,走路只要十五分钟。
他去了哪里?
我又冲进雨里。这次我没有沿路跑,我跑到了河边的那条小路上——那条平时很少有人走的路,但泽安有时候会抄近路。路很窄,左边是河,右边是一片矮灌木。河水已经漫上来了,漫过了路基,我的脚踝被水淹着,每一步都像在趟一条看不见底的河。
然后我看见了他。
泽安蹲在路边,一只手撑着地面,另一只手按着右腿的小腿。雨衣的帽子掉了,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水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他没有动,就那么蹲着,像一个被雨砸垮了的东西。
“泽安!”
我跑过去,在他面前蹲下。雨水混着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抹了一把脸,才看清他的腿——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小腿外侧有一道很长的口子,血被雨水冲淡了,变成粉红色的水顺着腿往下流。旁边有一截断掉的铁丝,锈迹斑斑的,应该是被水冲到路上,他没看见,踩上去了。
“没事。”他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让我想打他。
“流了这么多血你说没事?”
“皮外伤。”
“皮外伤你蹲在这里不走?”
他没回答。我看了一眼他的脚——他的左脚那只鞋,鞋底已经开了胶的那只,整个鞋底快掉了,像一张张开的嘴。他大概就是穿着这双鞋踩到了铁丝。
“起来。”我说。
我伸手去拉他。他犹豫了一下,把手递给我。他的手指冰凉的,全是雨水。我使劲往上拉,他借力站起来,右腿不敢用力,身体的重量压在我肩上。
他比我高一个头。压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被一棵树压住了。但我咬着牙,没松手。
“走吧。回家。”我说。
这是他的词。今天换我说。
他没说话。他撑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水在脚下哗哗地响,雨打在雨衣上噼里啪啦的,像一千只鸟在啄。他的呼吸声就在我耳边,又重又慢,像一个漏了气的手风琴。
走了大概五分钟,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的装置响了。”
“响了。”
“水涨到十六了。”
“嗯。”
“那回去要拿东西往高处搬。”
“你腿这样了还搬什么?”
“不耽误。”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说的“不耽误”是什么意思——他不觉得自己的腿比那些东西重要。重要的永远是别的:屋顶会不会漏,电线会不会短路,妹妹有没有吃饱,河水有没有涨上来。他自己的事,排在最后。
排在最后的意思是,可能永远排不到。
我们到家的时候,门口的第三级台阶已经被水淹了。木盒还放在架子上,蜂鸣器已经不响了——不是停了,是水淹过了电极,电路一直通着,蜂鸣器响了几分钟以后,电池没电了。
屋里进了水,薄薄的一层,漫过水泥地面,像一面镜子。桌腿泡在水里,鞋架倒了,泽安的工具袋掉在地上,里面的钳子和螺丝刀散了一地,映着昏暗的灯光,像水底下的沉船。
我把泽安扶到椅子上坐下,去找急救箱。急救箱在厨房的柜子最上层,我踮着脚尖够下来,打开一看——碘伏快用完了,纱布还剩半卷,创可贴倒是有一整盒,但对他的伤口来说太小了。
我蹲下来处理他的伤口。先用干净的毛巾把血擦掉,毛巾很快就被染红了。伤口比我想的要深,铁丝割开了皮肤,露出下面粉色的肉,血还在往外渗。
“要去医院。”我说。
“不用。碘伏涂一下,纱布包上,明天就好了。”
“泽安。”
他看着我。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掉在他的伤口上,和血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你说你很快回来的。”我说。
他看着我的眼泪,伸出手。他的手是凉的,指尖有一点粗糙,碰在我脸上,像一片被雨打湿了的叶子落在了皮肤上。
“对不起。”他说。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夏泽安说对不起。
后来他还是没有去医院。我用碘伏给他消了毒,用纱布缠了三圈,打了一个结。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手在抖,但他一声都没吭。碘伏碰到伤口的时候,他的小腿肌肉绷得像石头一样硬,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就是那样的人。疼从来不说。
我把屋里能搬的东西都搬到了高处。床、桌子搬不了,就在下面垫砖头。电器拔了插头,书本塞进塑料袋扎紧。泽安坐在椅子上,用钳子把散落的螺丝刀从水里捞起来,一个一个擦干。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对话。雨还在下,水还在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怕了。
凌晨两点,水停了。
水位停在了第五级台阶下面,没有再往上爬。风小了,雨变成了细丝,从屋檐上垂下来,像透明的帘子。
我和泽安坐在床沿上,脚踩在水里。水是凉的,但凉了很久以后就没感觉了。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顶上。就那么放着,不重不轻,像一个屋顶。
“睡觉。”他说。
我闭上眼睛。雨声从头顶的铁皮上传来,但这一次我不觉得吵了。我数着那个声音,一滴两滴三滴——数到不知道多少的时候,意识就像河水一样,慢慢地、慢慢地漫上来,把我淹没了。
这一次,我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醒来,水退了。地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淤泥,黄褐色的,踩上去滑溜溜的。门口的木盒还架在原处,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