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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隔离的日子 恐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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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是从隔壁班那个确诊的消息传来时,真正开始蔓延的。
不是“疑似”,不是“观察”,是“确诊”。这两个字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原本就不平静的校园里,炸得每一个人都慌了神。消息是中午传出来的——隔壁三班的张伟,昨天发烧被送去医院,今天确诊了。非典。阳性。全班隔离。整栋教学楼封了。
林晓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教室里写日记。她的手停在纸上,笔尖抵着纸面,洇出一小片蓝色的圆点。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梧桐叶上,叶子绿得发亮。操场上有几个人在跑步,脚步声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不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但老周走进教室的时候,表情告诉了他们一切。
他的脸是白的,不是那种正常的白,是那种失去了血色的、像纸一样的白。他的嘴唇在抖,手也在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是白的,上面的字是黑的,但林晓月隔着几排座位都能看到那个字——“隔离”。
“同学们。”老周的声音在抖,但他努力让它平稳下来,“隔壁三班的张伟同学确诊了。按照防疫部门的要求,我们整栋教学楼需要封闭隔离。所有人不能离开这栋楼,不能回家,不能见家人。食堂会把饭菜送到楼下来,由各班派人去取。”
教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日光灯管的嗡嗡声,能听到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能听到隔壁班有人在哭的声音——那种压抑的、不想让人听到的哭声,像风穿过破旧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音。
王雪坐在林晓月旁边,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她没有捡。她的眼睛红了,嘴唇抿成一条线,她在忍,忍眼泪,忍害怕,忍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被什么东西掐住喉咙的感觉。
“王雪。”林晓月握住她的手。王雪的手很凉,凉得像一块冰。
“晓月。”王雪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我们会死吗?”
林晓月看着她,看着她红红的眼眶,看着她发抖的嘴唇,看着她强忍着不哭出来的样子。林晓月想说“不会”,但她说不出口,因为她不知道。她不知道非典有多可怕,不知道张伟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不知道明天醒来自己会不会发烧、会不会咳嗽、会不会被穿上白色的防护服、被抬上救护车、被送进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的、像地狱一样的隔离病房。
她不知道。所以她说不出口。
但她握紧了王雪的手。
“不会的。”她说,声音比她想象的要坚定,“我们都还小,不会死的。”
这句话是说给王雪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陈启明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手机,在给他爸发短信。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按着,每一个字都打得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斗。他打完了,看了两遍,按下发送键。然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着,等着回复。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没有回复。
他拿起手机,又发了一条:“爸,我们楼封了,所有人都不能出去。我没事,别担心。”
又是漫长的等待。
林晓月看着他的侧脸。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巴的肌肉微微绷着,那是他在用力咬紧牙关的表现。她认识他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紧张。陈启明永远是那个从容不迫的人,考试不紧张,比赛不紧张,连跟她表白都不紧张。但现在他紧张了,因为他的父亲——那个在市政府上班、每天西装革履、永远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可能也身处危险之中。
“陈启明。”林晓月叫他。
他转过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光,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看似灭了,其实还在烧。
“你爸会没事的。”她说。
“我知道。”他说。
但他握手机的手在发抖。
教室里开始有人哭了。先是女生,小声地抽泣,用手捂着嘴,不想让别人听到。然后是男生,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把脸埋在胳膊里,有人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在抖。
恐慌是会传染的,比非典还快。
张弛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这一切。他的手里拿着一包纸巾,是他从宿舍带来的,本来是留着擦汗用的,现在他一张一张地抽出来,递给身边哭的同学。他没有哭,但他的脸色很差,差得像一张没上色的素描。
“张弛。”刘洋坐在他旁边,推了推眼镜,“你不怕吗?”
“怕。”张弛说,“但怕有什么用?”
刘洋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喷洒消毒水,白色的雾从喷头里喷出来,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层薄薄的纱。操场边上的公告栏上贴满了新的通知,白纸黑字,一张叠着一张,像一面贴满了寻人启事的墙。
“张弛。”刘洋说,“如果——”
“没有如果。”张弛打断他,“我们都会没事的。”
刘洋看着他,看了很久。张弛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嵌在那张年轻的脸上,格外醒目。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刘洋说不清楚是什么,但他觉得那东西很沉,很重,像一块石头,压在张弛的心上,也推着他往前走。
“好。”刘洋说,“我们都会没事的。”
封楼的第一晚,没有人睡得着。
教室变成了临时宿舍。课桌被推到两边,拼在一起当床,上面铺着从宿舍搬来的被褥。被子不够,有人两个人挤一床,有人把校服当被子盖,有人把窗帘拆下来裹在身上。窗帘是蓝色的,很薄,不保暖,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林晓月和王雪挤在一张“床”上。床是用三张课桌拼的,桌面很硬,硌得背疼。被子里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是她妈放进去的,说“防虫”。她闻着那个味道,想起了家——想起了她妈在厨房包饺子的样子,想起了她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样子,想起了她房间里的那盏台灯、那本日记本、那些贴在墙上的海报。
她突然很想回家。不是“想”回家,是“想得快要疯了”的那种想。她想躺在她自己的床上,盖着她自己的被子,看着她自己的天花板。她想吃她妈做的红烧排骨,想听她爸说的“多吃点”,想闻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饼的香味。
但她回不去。她被困在这栋楼里,困在这间教室里,困在这张用三张课桌拼成的床上。
“晓月。”王雪的声音从被子里面传出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布,“你睡了吗?”
“没有。”
“我睡不着。”
“我也是。”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根银色的丝线。远处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的,每一声都让人的心揪紧一下——是谁在咳嗽?是不是发烧了?是不是被传染了?会不会明天醒来,又有一个同学被抬上救护车?
“晓月。”王雪的声音更轻了,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说张伟现在怎么样了?”
林晓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知道张伟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躺着,还是在隔离室里一个人待着,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想家。她什么都不知道。
“他会没事的。”她说。
这句话她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说给王雪听,说给自己听,说给那些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听。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但她需要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如果不相信,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
“嗯。”王雪把脸埋进被子里,“他一定会没事的。”
教室的另一头,陈启明靠墙坐着,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出他眼底的青黑和紧锁的眉头。他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但他还在等——等他爸的回复,等他妈的电话,等一个能让他安心的消息。
屏幕亮了。他低下头,是一条短信,他妈发的:“启明,你爸没事。他在单位值班,不能回家。我们都好,你别担心。你照顾好自己,戴口罩,多喝水。”
他看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把手机揣进口袋里,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墙很凉,凉意透过衣服渗进皮肤,但他没有躲,因为那种凉能让他清醒,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这个世界上。
“陈启明。”有人在旁边叫他。
他睁开眼睛,是赵山河。赵山河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瓶水,矿泉水,瓶盖上凝结着水珠,在月光下闪着光。
“喝点水。”赵山河把水递给他。
陈启明接过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得牙疼,但他没有吐出来,咽了下去。
“赵山河。”他说,“你怕吗?”
赵山河在他旁边坐下来,靠着墙。墙很凉,他没有躲,就那么靠着。
“怕。”他说,“但怕也没用。”
陈启明看着他,看着他的侧脸。赵山河的侧脸很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下巴尖尖的,像一把没开刃的刀。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嵌在那张瘦削的脸上,格外醒目。
“赵山河。”陈启明说,“你为什么不怕?”
“因为我有要保护的人。”赵山河说,“我妈,我爸,我奶奶。他们还在家里等我。我不能倒下。”
陈启明沉默了。他看着手里的矿泉水瓶,瓶身上有水滴,在月光下闪着光,像一颗颗小小的钻石。
“我也是。”他说,“我也有要保护的人。”
两个人靠着墙,谁都没有再说话。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坐在一起,像两个沉默的朋友。
凌晨两点,林晓月醒了。不是被吵醒的,是突然醒来的,像有人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的名字,把她从梦里拉了出来。
她坐起来,看了看周围。教室里很暗,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发出惨白的光。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翻身,有人在说梦话,有人在轻声哭泣。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汗味、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恐惧”的味道。
她看到陈启明还醒着。他坐在墙边,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照着他的脸。他也看到了她,冲她招了招手。
林晓月从“床”上下来,赤着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很凉,凉意从脚底一直传到头顶。她走到陈启明旁边,坐下来。
“怎么不睡?”他问。
“睡不着。”她说,“你呢?”
“我也睡不着。”
两个人靠着墙,看着窗外的月光。月亮很圆,很亮,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挂在天上。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根银色的丝线。
“晓月。”陈启明说。
“嗯?”
“如果——”
“没有如果。”她打断他,“我们都会没事的。”
陈启明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像一个藏在壳里很久的动物,终于探出了头,试探着外面的世界。
“好。”他说,“我们都会没事的。”
林晓月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宽,很暖,像一个港湾,可以停靠所有的恐惧和不安。她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心跳。心跳很稳,一下一下的,像一首催眠曲。
“陈启明。”她说。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在我身边。”
陈启明没有说话。他把头靠在她的头上,闭上眼睛。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靠在一起,像两个永远分不开的朋友。
第二天早上,林晓月被一阵咳嗽声吵醒了。
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头还靠在陈启明的肩膀上,陈启明也睡着了,呼吸很均匀,胸口一起一伏的。她轻轻地把头移开,怕吵醒他。
咳嗽声是从教室的另一头传来的。是王雪。王雪坐在“床”上,用手捂着嘴,咳得很厉害,脸涨得通红,眼泪都咳出来了。
林晓月的心猛地一沉。她站起来,快步走过去,蹲在王雪面前。
“王雪,你怎么了?”
“没事。”王雪摆了摆手,“可能是着凉了。”
林晓月把手放在王雪的额头上。额头很烫,烫得她手指一缩。
“你发烧了。”林晓月的声音在抖。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王雪,眼神里有恐惧、有同情、有那种“下一个会不会是我”的惊慌。有人下意识地往后退,有人把口罩往上拉了拉,有人用手捂住了口鼻。
王雪看着那些眼神,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吸了吸鼻子。
“我没有非典。”她说,“我只是着凉了。”
没有人说话。
老周走过来,手里拿着体温计。他的脸还是那么白,但他的动作很稳。他把体温计递给王雪,说:“夹在腋下,五分钟。”
王雪接过体温计,夹在腋下。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体温计差点掉在地上。林晓月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烫,烫得像一块刚出炉的铁。
五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老周拿出体温计,举到眼前,眯着眼睛看。教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鼓,鼓槌一下一下地砸在每一个人的胸腔里。
“三十七度八。”老周说,“低烧。”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三十七度八,不是高烧,不是非典的典型症状。但没有人完全放松,因为低烧也可能是前兆,可能是开始,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王雪。”老周说,“你去隔离室休息,等医生来检查。”
王雪点了点头,站起来。她的腿在抖,站不稳,林晓月扶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外走。走到门口,王雪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全班同学。
“我没有非典。”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不会传染你们的。”
没有人说话。但赵山河站了起来。
“我相信你。”他说。
然后是陈启明。“我相信你。”
然后是张弛。“我也相信你。”
然后是刘洋。“我也是。”
然后是苏晓蔓。“我们都相信你。”
一个接一个,全班都站了起来。四十二个人,四十二双眼睛,看着王雪,眼神里的恐惧变成了信任,惊慌变成了坚定。
王雪看着他们,眼泪掉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感动。
“谢谢你们。”她说。
林晓月扶着她,走出教室,走进走廊。走廊上空荡荡的,只有她们的脚步声在回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走在一起,像两个永远分不开的朋友。
“王雪。”林晓月说。
“嗯?”
“你会没事的。”
“我知道。”王雪笑了,笑得很甜,“因为你们都在。”
隔离室在教学楼的一楼,原来是一间储藏室,堆满了扫把、拖把、水桶和消毒液。现在被临时改成了隔离室,放了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隔离区,非请勿入”,字迹很潦草,像是谁随手写的。
林晓月扶着王雪走进去,让她坐在床上。床是铁架床,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褥子很旧,棉花都板结了,硬邦邦的。王雪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很薄,不保暖,但她没有力气喊冷。
“晓月。”王雪说,“你回去吧。别在这里待太久。”
“我不走。”林晓月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陪你。”
“你会被传染的。”
“你没有非典。”林晓月说,“你只是着凉了。”
王雪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春天的第一缕风,不暖,但很真。
“晓月。”她说,“你真好。”
“你也是。”林晓月握住她的手,“你也是。”
医生来了。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提着一个医药箱。他给王雪量了体温,听了心肺,看了喉咙,问了她几个问题——“有没有去过广东?”“有没有接触过确诊病人?”“有没有呼吸困难?”王雪一个一个地回答,每一个答案都是“没有”。
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站起来。
“普通感冒。”他说,“不是非典。吃点药,多喝水,休息几天就好了。”
王雪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一次,是如释重负的泪,是劫后余生的泪,是那种从悬崖边上被拉回来的、后知后觉的、压都压不住的泪。
林晓月也哭了。她抱着王雪,两个人哭成一团,哭得像两个三岁的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医生看着她们,没有说话。他把药放在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们是好孩子。”他说,“都会没事的。”
消息传回教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有人拍桌子,有人吹口哨,有人把课本抛到空中,有人在走廊上大喊“虚惊一场”。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像跑完长跑后大口大口地呼吸,每一口空气都是甜的。
张弛站在走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一群散步的羊。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刘洋。”他说。
“嗯?”刘洋站在他旁边。
“你刚才怕不怕?”
“怕。”刘洋说,“我怕王雪真的得了非典。”
“我也是。”张弛说,“我怕她死了。”
“她没死。”
“嗯,她没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不像春天的太阳,倒像是夏天的,热烈、奔放、不遮不掩。
“张弛。”刘洋说。
“嗯?”
“你说,我们以后还会记得今天吗?”
张弛想了想,说:“会吧。有些事,忘不了。”
“比如?”
“比如今天。比如这个教室。比如这些人。”
刘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远处有人在放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声音从某个教室的窗户里飘出来,断断续续的,像在说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
张弛跟着哼了几句,跑调跑得离谱,但刘洋没有笑。他看着远处,眼神很空,空得像什么都没有,又像装满了什么。
“刘洋。”张弛说。
“嗯?”
“你以后想做什么?”
“写代码。”刘洋说,“写很多很多的代码。”
“写代码有什么用?”
“代码可以改变世界。”刘洋说,“就像非典一样,可以改变世界。只不过非典是坏的改变,代码是好的改变。”
张弛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
“刘洋。”他说,“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也是。”刘洋说,“你也会成功的。”
两个人击了个掌,声音很脆,像玻璃珠子掉在地上,又像冰面上裂开的第一道缝。
隔离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一列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站,但你只能坐着,等着,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变。
每天早上,林晓月都会给王雪送饭。食堂的饭菜装在一次性饭盒里,用塑料袋扎着口,从楼下吊上去——隔离室在一楼,窗户外面就是操场,她用一根绳子把饭盒系好,从窗户递进去。
“王雪,吃饭了。”她喊。
王雪从窗户探出头,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嘴唇也不那么干了。她接过饭盒,掀开盖子,热气冒出来,带着红烧肉的香味。
“今天有红烧肉?”王雪的眼睛亮了。
“嗯。”林晓月笑了,“我特意让食堂阿姨多给你打了几块。”
“你真好。”王雪夹起一块肉,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林晓月说,“你瘦了。”
“你也瘦了。”王雪看着她,“晓月,你的黑眼圈好重。”
“昨晚没睡好。”
“为什么?”
“因为担心你。”
王雪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红烧肉。肉块很大,肥瘦相间,酱红色的,油亮亮的。她用筷子夹起一块,伸到窗外:“你也吃。”
“我不吃。这是给你的。”
“一起吃。”王雪说,“你一口,我一口。”
林晓月看着那块肉,笑了。她张开嘴,咬了一口。肉很烂,入口即化,味道很香,但她觉得有点咸,也许是眼泪掉进去了。
“好吃吗?”王雪问。
“好吃。”林晓月说,“你喂的,什么都好吃。”
王雪笑了,笑得很开心。她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晓月。”她说。
“嗯?”
“等非典过去了,我们去看樱花吧。”
“好。”
“说定了?”
“说定了。”
两个人隔着窗户,拉了一下钩。绳子在风中晃了晃,饭盒在手里晃了晃,阳光在脸上晃了晃。一切都在晃,但她们的心很稳。
封楼的第五天,陈启明接到了他爸的电话。
电话是打到老周手机上的,老周把手机递给陈启明的时候,表情很复杂,有一种“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不确定。
“启明。”他爸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电流的杂音,但很清晰,“你还好吗?”
“我没事。”陈启明说,“爸,你呢?”
“我也没事。”他爸说,“启明,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被抽调去防疫指挥部了。”他爸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我今天吃了什么”,“从今天起,我可能要住在单位,不能回家了。”
陈启明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防疫指挥部是什么,那是这座城市对抗非典的大脑,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命令、所有的资源调配,都从那里发出。他爸被抽调去那里,说明事情比他知道的更严重。
“爸。”他说,“你注意安全。”
“我知道。”他爸说,“你也是。启明,爸相信你,你会照顾好自己的。”
“嗯。”
“还有。”他爸的声音突然轻了下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妈一个人在家,你多给她打打电话。”
“好。”
挂了电话,陈启明站在走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还是那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但他觉得那块蓝布下面藏着很多东西——藏着恐惧,藏着担忧,藏着那些他看不到、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东西。
“陈启明。”林晓月走过来,“你还好吗?”
“还好。”他说,“我爸被抽调去防疫指挥部了。”
林晓月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深的光,像火种,埋在灰烬下面,看似灭了,其实还在烧。
“你爸是英雄。”她说。
“他不是英雄。”陈启明说,“他只是一个公务员,在做他该做的事。”
“那就是英雄。”林晓月说,“英雄不是超人,是普通人做了该做的事。”
陈启明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
“林晓月。”他说。
“嗯?”
“你也是英雄。”
“我?我做了什么?”
“你陪在王雪身边,没有离开。”陈启明说,“你给她送饭,陪她说话,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这就是英雄做的事。”
林晓月低下头,脸红了。她用手把头发拨下来,遮住耳朵,但遮不住心跳。
“陈启明。”她说。
“嗯?”
“你也是英雄。”
“我?我做了什么?”
“你在我身边,没有离开。”她说,“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春天的第一缕风,不暖,但很真。
封楼的第七天,隔离解除了。
消息是早上传来的。老周走进教室,手里拿着那张纸,纸还是白的,字还是黑的,但这一次,上面的字不是“隔离”,是“解除”。
“同学们。”老周的声音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激动的抖,“隔离解除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人尖叫,有人哭,有人把课本抛到空中,有人在走廊上大喊“自由了”。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像跑完长跑后大口大口地呼吸,每一口空气都是甜的。
王雪从隔离室走出来,站在走廊上,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脸还有一点苍白,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王雪!”有人喊。
她转过头,看到全班同学都站在走廊上,看着她。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冲她挥手。
“欢迎回来!”张弛喊。
“欢迎回来!”大家一起喊。
王雪的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吸了吸鼻子,笑了。
“我回来了。”她说。
林晓月跑过去,抱住她。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阳光照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靠在一起,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连在一起,枝叶连在一起,风吹不倒,雨打不摇。
“王雪。”林晓月说。
“嗯?”
“你没事了。”
“嗯,我没事了。”
“我们都没事了。”
“嗯,我们都没事了。”
两个人松开手,看着对方,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
因为她们知道,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不,不是过去了,是挺过来了。
挺过来的意思不是“它不存在了”,而是“它来了,我们没有被它打倒”。它还在,还会来,还会让更多的人害怕、哭泣、失眠。但她们不怕了,因为她们知道,只要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林晓月站在走廊上,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一群散步的羊。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林晓月。”陈启明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嗯?”
“回家吧。”
“好。”
两个人并肩走下楼梯,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走在一起,像两个永远分不开的朋友。
走到教学楼门口,林晓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还是那栋楼,灰色的外墙,白色的窗户,门口贴满了防疫通知。但她觉得它变了,不是样子变了,是重量变了。它变得更重了,因为它装满了这七天的记忆——恐惧的、温暖的、绝望的、希望的、孤独的、陪伴的。那些记忆像石头一样,一块一块地砌进了墙里,让这栋楼变成了一座纪念碑。
“走吧。”陈启明说。
“好。”林晓月说。
他们走进阳光里,走进了那个刚刚经历了非典、还在与非典抗争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忙碌、嘈杂、鲜活,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但他们变了。他们变得更坚强了,更勇敢了,更懂得珍惜了。他们知道了什么是重要的——不是成绩,不是排名,不是考上什么大学,而是活着,好好地活着,和那些重要的人一起活着。
林晓月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拿着手机,手机里有好几条短信,是她妈发的——“晓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给你做了红烧排骨。”“你爸说他想你了。”
她一条一条地看,每一条都看得眼眶发红。她没有回,因为她想亲口告诉她妈——“妈,我回来了。”
走到家门口,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门。
“妈。”她喊。
厨房里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刀切菜板的声音。然后是她妈的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带着油烟味和葱花味。
“晓月?回来了?”
“回来了。”
林晓月走进厨房,她妈站在灶台前,围裙系在腰上,手里拿着锅铲,锅里是红烧排骨,酱红色的,油亮亮的,冒着热气。
“妈。”林晓月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背上。她妈的背很暖,暖得像冬天里的火炉。
“傻孩子。”她妈笑了,“哭什么?”
“没哭。”林晓月吸了吸鼻子,“是油烟熏的。”
“那你去客厅坐着,饭马上好。”
“不,我陪你。”
林晓月站在她妈旁边,看着她炒菜。锅铲在锅里翻飞,排骨在锅里翻滚,酱油和糖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厨房里。她看着那些排骨,想起了王雪,想起了陈启明,想起了赵山河,想起了李默,想起了苏晓蔓,想起了张弛,想起了刘洋,想起了老周,想起了那些在隔离的日子里陪着她的人。
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排骨,被生活炖着、煮着、翻炒着。有的炖烂了,有的煮老了,有的炒糊了。但他们都在锅里,没有一个人被倒掉。
“妈。”她说。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一直在。”
她妈笑了,笑得很开心。她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放,她的笑声很轻,但很脆,像冰面上裂开的第一道缝,像春天的第一声鸟鸣。
“傻孩子。”她说,“妈当然一直在。”
窗外,阳光很好,风很轻,鸟在叫。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