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37、歧路（二） 李默在

　　李默在游戏厅的工作从第一天的“帮忙看着点”，变成了每天晚上的固定班次。
　　马老板给了他一把钥匙，生锈的铜钥匙，拴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上，绳子的末端烧了一下，结成一个硬硬的疙瘩。他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塞进T恤里面，贴着胸口。钥匙很凉，凉得像一小块冰，贴在心口上，提醒他自己——他是谁，他在哪，他在做什么。
　　每天晚上七点，他准时出现在台球厅。地下室的门在身后关上，把外面的世界隔成另一个维度。外面的世界有阳光、有风、有梧桐树、有鸟叫、有下课铃、有老周的粉笔灰、有陈启明的数学题、有林晓月的书、有赵山河的笔记。里面的世界只有烟雾、灯光、台球、啤酒、烟蒂、还有那些永远在输赢之间挣扎的人。
　　他的工作是看场子。说得好听叫“经理”，说得难听叫“打手”。他不用打人，大多数时候不用。他只需要站在那里，靠在墙角，双手抱胸，面无表情，像一尊雕塑。如果有人吵架，他走过去，说一句“大哥，消消气”。如果有人闹事，他走过去，说一句“大哥，给个面子”。如果有人打架，他走过去，挡在中间，不还手，不骂人，就那么站着。他脸上有伤疤，眼睛下面有黑眼圈，看起来像一条丧家之犬，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闹事的人看到他，反而会安静下来。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神——那种眼神不是凶狠，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一口枯井，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希望。人在看不到底的东西面前，会本能地害怕。
　　马老板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小李，你天生是吃这碗饭的。”马老板有一天晚上对他说，递给他一根烟。李默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耳朵上已经夹了一根了，两根烟并排夹着，像一个V字。
　　“为什么？”李默问。
　　“因为你不怕。”马老板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灯光下变成一团灰色的云，“这行最怕的就是怕。你怕了，别人就会欺负你。你不怕，别人就怕你。”
　　李默没有说话。他看着马老板的脸，那张脸上有伤疤，有新有旧，有深有浅，像一张没有画完的地图。每一条疤痕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选择。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脸上全是伤疤，心里全是洞，靠烟和酒撑过每一个夜晚。
　　“马哥。”李默说，“你为什么干这行？”
　　马老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苦，像喝了一口中药，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为什么？”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像一座小小的坟，“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
　　李默看着那些烟蒂，突然想起了父亲。父亲也抽烟，抽的是最便宜的那种，两块钱一包，没有过滤嘴，烟纸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艘船。他每次抽烟都抽到最后一截，烫到手指了才扔，烟蒂很短，短到夹不住。他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抽着烟，看着远处的山，眼神很空，空得像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李默不懂，现在他懂了——那种空，不是真的空，是装的东西太多了，多到装不下了，就只能把表情清空，把所有东西都压在底下，不让人看到。
　　“马哥。”李默说，“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马老板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我懂你”，像“我也是”。他没有说话，拍了拍李默的肩膀，力道很重，拍得李默的肩膀生疼。
　　“小李。”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跟马哥说。”
　　李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走到墙角，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台球厅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撞球的声音、说话的声音、笑声、骂声、音乐声，混在一起，汇成一片嗡嗡的声浪。他听着那些声音，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那种累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想把石头搬开，但搬不动，因为那块石头是他自己放上去的。
　　有一天晚上，台球厅来了一个女人。
　　她大概三十出头，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头发烫成大波浪，脸上的妆很浓，浓到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她的眼睛很大，但很空，像两口枯井，没有水，也没有希望。她坐在吧台前，要了一杯啤酒，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在喝水，又像在吃药。
　　李默站在角落里，看着她。不是因为她好看，而是因为她看起来不像会来这种地方的人。她的衣服很贵，她的包很贵，她的鞋很贵，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气息。但她来了，坐在吧台前，喝着啤酒，看着那些打球的人，眼神很空，空得像什么都没有。
　　马老板走过来，压低声音：“小李，那个人，你别惹。”
　　“怎么了？”
　　“她是强子的女人。”马老板说，“强子，就是上次来谈入股的那个。他女人最近跟他闹离婚，跑到这里来了。你别管她，让她待着就行。”
　　李默点了点头，继续靠在墙上。但他的目光还是时不时地落在那个女人身上。她喝完了第一杯，又要了第二杯。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她的脸红了，不是害羞的红，是酒精的红，像两块烧红的铁烙在她的脸颊上。她的眼睛开始发亮，不是高兴的亮，是泪光的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
　　她突然站起来，走到台球桌前，拿起一根球杆，对着球打了一杆。白球滚出去，撞到红球，红球滚向底袋，在洞口停了一下，没有进去。她把球杆扔在桌上，转身走回吧台，又要了一杯啤酒。
　　“小姐。”李默走过去，“你喝多了。”
　　“关你什么事？”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脸上的妆已经花了，眼影晕开了，像两只熊猫的眼睛。她的嘴唇在抖，不是冷的，是忍的——忍眼泪，忍委屈，忍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你喝多了。”李默又说了一遍，“我送你回去。”
　　“你谁啊？”她笑了，笑得很苦，“你凭什么送我回去？”
　　“凭我是这里的人。”李默说，“凭我不想看到你出事。”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感激，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你是个好人”，像“但好人没有好报”。她低下头，把酒杯推开，站起来，拿起包。
　　“走吧。”她说。
　　李默送她出了台球厅，走上楼梯，推开那扇褪色的木门。外面的空气很新鲜，带着夜晚的凉意和远处烧烤摊的香味。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李默。”
　　“李默。”她念了一遍，像是在品尝一个味道，“我叫周敏。”
　　李默没有说话。他陪她走过那条巷子，走到大街上。街上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柏油路上，反射出一片一片的金色。路边有一棵梧桐树，树干很粗，枝叶茂密，在路灯下投下一大片阴影。她走到树下，停下来，靠着树干，仰起头，看着天空。天空没有星星，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抹布。
　　“李默。”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因为我没地方去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强子要跟我离婚，他说我‘不干净’。我不干净？我哪里不干净？我跟他的时候是干净的，是他把我弄脏的。”
　　李默没有说话。他靠在树干上，双手插进口袋，看着远处。远处是江城的老城区，低矮的楼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屋顶上有几只猫在叫，声音尖利，像婴儿在哭。
　　“李默。”她说，“你以后别干这行。”
　　“为什么？”
　　“因为这行会把你吃了。”她看着他，眼睛里有光，是泪光，也是火光，“你还小，你还有机会。别像我们一样，走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李默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把梧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作响，像在说什么秘密。远处的猫还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像在哭。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了。”她站直身体，整理了一下头发，“我自己能走。”
　　她转身走了，红色的连衣裙在路灯下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夜色里。李默站在梧桐树下，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回台球厅，走下楼梯，推开那扇门，回到那个烟雾缭绕的世界。
　　马老板看到他，笑了一下：“送走了？”
　　“嗯。”
　　“小李，你心太软。”马老板点了一根烟，“这行心软干不长。”
　　李默没有说话。他走到墙角，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台球厅的声音又涌了过来，撞球的声音、说话的声音、笑声、骂声、音乐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他听着那些声音，想起了那个女人说的话——“你还小，你还有机会。”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远到看不到来时的路。
　　但他知道，他必须走下去。因为他没有退路。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流水一样，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李默白天在出租屋里睡觉，晚上在台球厅上班。他的生活变成了一条直线，从床到台球厅，从台球厅到床，两点一线，没有分支，没有转折。他不再去学校，不再接电话，不再回短信。他把手机关了，塞在抽屉最深处，压在几件旧衣服下面。他不想听到任何人的声音，不想看到任何人的消息，不想被任何人找到。
　　但有人还是找到了他。
　　那天晚上，台球厅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探照灯。他身后跟着三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出头，穿着黑色的T恤，脖子上挂着金链子，一看就不是善茬。
　　马老板看到他们，脸色变了。他从收银台后面站起来，笑着迎上去：“强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领头的男人叫强哥，是江城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哥”。他开了一家夜总会，叫“金碧辉煌”，在江城最繁华的那条街上，霓虹灯招牌很大，大到隔着两条街都能看到。他手下有几十号人，管着好几个场子，台球厅只是其中之一。
　　“马哥。”强哥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听说你最近招了个新人？”
　　马老板看了李默一眼，李默站在墙角，双手抱胸，面无表情。
　　“是。”马老板说，“小李，过来。”
　　李默走过去，站在强哥面前。强哥抬起头，看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眼神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栏杆，碰一下就会粘掉一层皮。
　　“你叫什么名字？”
　　“李默。”
　　“多大？”
　　“十七。”
　　强哥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一条蛇吐了一下信子。“十七，好年纪。马哥，你这新人不错，借我用几天。”
　　马老板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强哥。”李默突然开口，“我不借。”
　　强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一次，他笑得很开心，笑到眼角出现了细纹，笑到嘴角咧到了耳朵根。他站起来，拍了拍李默的肩膀，力道很重，拍得李默的肩膀生疼。
　　“有意思。”他说，“马哥，你这新人，有意思。”
　　他转身走了，身后的三个年轻人跟着他，脚步声在楼梯上回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马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李默，眼神很复杂。
　　“小李。”他说，“你刚才差点惹祸。”
　　“我知道。”李默说。
　　“你知道你还那样说？”
　　“我不想被他用。”
　　马老板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赞赏，不是责怪，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你是个有种的”，像“但有种的往往死得快”。他没有说话，转身走回收银台，坐下来，点了一根烟。
　　李默回到墙角，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也许是因为强哥看他的眼神，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件东西，一件可以买、可以卖、可以借、可以用的东西。他不想当东西，他想当人。
　　但在这个世界里，人就是东西。
　　又过了几天，李默在台球厅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陈启明。
　　陈启明穿着校服，白色的衬衫扎在腰带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整个人像一幅画，干净、明亮、和这个烟雾缭绕的地下世界格格不入。他站在台球厅门口，看着那些打球的人，表情很平静，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光。
　　李默看到他，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陈启明会来这种地方。陈启明是那种永远待在阳光下的人，教室、图书馆、篮球场、食堂，这些地方才是他的世界。台球厅不是，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陈启明不应该知道存在的世界。
　　“你怎么来了？”李默走过去。
　　“找你。”陈启明说，“你很久没去学校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去了。”李默的声音很硬，硬得像石头，“陈启明，你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在这里，我就该来。”陈启明看着他，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李默，你跟我回去。”
　　“不。”
　　“为什么？”
　　“因为我有工作。”
　　“这算什么工作？”陈启明的声音提高了半度，周围的人看过来，他压低了声音，“李默，你看看这里。看看这些人。你想变成他们吗？”
　　李默看着那些人。有人在打球，有人在喝酒，有人在抽烟，有人在骂人。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里没有光，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只剩下一副空壳。他们活着，但他们没有在活。他们只是存在，像路边的石头，像墙角的灰尘，像那些没有人要的东西。
　　“我不想。”李默说，“但我没有别的路。”
　　“你有。”陈启明说，“你跟我回去，我教你。数学不行我教你，英语不行我教你，什么都不行我教你。你只要回去，什么都来得及。”
　　李默看着陈启明，看了很久。陈启明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更深的、像火一样的东西。那种东西叫“相信”，相信他可以改变，相信他值得被救，相信他不是一颗无药可救的棋子。
　　“陈启明。”李默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同学。”陈启明说，“因为你在乎你。”
　　李默沉默了很久。台球厅里的音乐换了一首，是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像粘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声音很大，大到整个地下室都在震动。
　　“好。”李默说，“我跟你回去。”
　　陈启明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了，但它确实存在。
　　“走。”他说。
　　李默走到收银台前，对马老板说：“马哥，我不干了。”
　　马老板正在点烟，听到这句话，打火机停在半空中。他抬起头，看着李默，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我知道你会走”，像“你不属于这里”。
　　“行。”马老板说，“工资我给你结。”
　　“不用了。”李默说。
　　“拿着。”马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数了数，塞到李默手里，“这是你这个月的，一千五。还有这个，是给你的。”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很厚，鼓鼓囊囊的。
　　“这是什么？”李默问。
　　“强哥给你的。”马老板压低声音，“他说你‘有种’，这是‘见面礼’。你拿着，别得罪他。”
　　李默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陈启明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
　　“拿着。”马老板把信封塞到李默手里，“小李，你是个好孩子。别再来这种地方了。”
　　李默接过信封，握在手心里。信封很厚，里面至少有两三千块。他把它塞进口袋里，和那一千五百块放在一起。钱贴着大腿，硬硬的，硌得慌。
　　“马哥。”他说，“谢谢你。”
　　“不客气。”马老板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灯光下变成一团灰色的云，“走吧，别回头。”
　　李默转身，和陈启明一起走出台球厅。楼梯很陡，扶手生锈了，墙壁上的海报更旧了，周杰伦的脸被撕掉了一半，只剩下一只眼睛，看着他们离开。他推开那扇褪色的木门，外面的空气涌进来，新鲜的、干净的、带着夜晚凉意的空气，像一盆水浇在脸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陈启明。”他说，“谢谢你。”
　　“不客气。”陈启明说，“我们是同学。”
　　两个人走在老街上，路灯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边的店铺已经关门了，卷帘门拉下来，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有人在收摊，有人在扫地，有人在锁门。这座城市和往常一样，忙碌、嘈杂、鲜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们知道，什么都变了。
　　李默变了，陈启明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不是变得更亲密，而是变得更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不再装，不再藏，不再把自己裹在一层厚厚的壳里，假装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真实是承认自己在乎，承认自己会疼，承认自己需要帮助。
　　“李默。”陈启明说，“你以后别再逃了。”
　　“不逃了。”李默说，“逃不掉的。”
　　“那就面对。”
　　“怎么面对？”
　　“一步一步来。”陈启明说，“先回学校，再补课，再考试。你聪明，来得及。”
　　李默没有说话。他看着远处的天空，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抹布。但他觉得，那块抹布好像亮了一些，不是真的亮了，是他的眼睛亮了。
　　“陈启明。”他说，“你为什么相信我？”
　　“因为你值得。”陈启明说，“我陈启明不会看错人。”
　　李默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像一个藏在壳里很久的动物，终于探出了头，试探着外面的世界。
　　“走吧。”陈启明说，“我送你回去。”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脚步很轻，但很稳。
　　因为他们知道，从明天起，一切都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