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了十八年小姨》lolowe

1、第 1 章 我叫了

　　我叫了林知十八年小姨，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叫过她小姨了。
　　1990年秋天，这时候的阳城站还远没成后来的枢纽大站，整个候车室拢共才三百多平，就俩售票窗口，小得像个放大版的县城汽车站，指针永远停在十点十分。外婆林秀珍到的时候是凌晨五点多，火车还没来。她原本是要回娘家的，娘家在谯县的乡下，一个月回去一趟，平常一百多公里的路，先挤三个钟头晃悠悠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摇得人腿都麻，下了站还要再蹚几里土路才能进村。那天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在脑后盘了个髻，提着一个布兜，装了两包红糖和一条肥皂。
　　她在候车室里打了个盹，被一阵风吹醒。风从门口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和货运火车的煤烟味。她揉了揉眼睛，往广场上望了一眼。
　　凌晨的广场上没什么人。路灯暗暗的照在砂石混着黄土的地上，她看见长椅上有一个纸箱。纸箱不大，像是装水果的那种。外婆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箱子里铺着一件旧棉袄，棉袄里裹着一个婴儿，不哭不闹，睁着眼睛看她。
　　外婆蹲下来。婴儿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浸了水的黑豆。她被看得心里一软，伸手摸了摸婴儿的脸。婴儿的皮肤很凉，但呼吸是热的，一下一下的，很匀。
　　“谁家的孩子？”她站起来，朝四周喊了一声。
　　没有人应。广场上只有风，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沙沙响。
　　她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嗓子都喊劈了。还是没有人。
　　她抱起婴儿，婴儿很轻，轻得让她心里发慌。婴儿在她的臂弯里换了个姿势，把头靠在她胸口上，闭上了眼睛。外婆站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直到婴儿的呼吸变得又轻又匀。
　　她转身走进值班室。值班民警老刘正趴在桌上打盹，被推门声惊醒，抬头看见外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愣了一下，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
　　“大姐，这是——”
　　“广场上捡的，纸箱里。”外婆说。
　　老刘把婴儿轻轻放在桌上，又去翻纸箱，找到一张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求好心人收养”，再没有别的了。没有名字，没有生日，没有一个字多余。
　　老刘把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叹了口气。“这都第几个了。大姐，我得先登记一下。”
　　他翻开值班日志，蘸了蘸钢笔，问：“发现地点、时间——火车站广场，今天凌晨，对不？”
　　外婆点了点头。
　　“包裹婴儿的物品——一个旧棉袄、一个水果纸箱。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外婆想了想，把纸箱里的情况又说了一遍——棉袄是蓝色的，有点旧但洗得干净，纸箱是那种装苹果的箱子，没有商标。老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写得很慢，钢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写完之后老刘又看了一遍，把纸放在桌上用茶缸压住。
　　“大姐，这孩子的名字，你心里有数了吗？”
　　外婆低头看着婴儿，婴儿也看着她。婴儿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浸了水的黑豆。她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也不认识字，不知道怎么取。她那张纸条上也没写什么。我就叫她知知吧，知恩图报的知。”
　　“姓呢？你姓林，孩子跟你姓不？”
　　外婆想了想，说：“姓林吧。林知。好听。”她顿了顿，把婴儿往怀里拢了拢，“名字就是个叫法，叫顺了就是一家人。没那么多讲究。”
　　老刘把“林知”两个字写进登记表里，又在纸上填了几笔。他把表格举起来看了看，吹了吹墨迹，递给外婆。
　　“大姐，按个手印吧。”
　　外婆把婴儿换到左手，右手拇指蘸了印泥，在表格上按下去。指印红红的，圆圆的，像一颗红豆。
　　“大姐，这孩子你现在抱走也行，但有一桩——”老刘犹豫了一下，“按规矩，捡到弃婴是要送福利院的。你要是真想自己养，后续手续还要到民政去办，派出所这边只管出个捡拾证明。”
　　“我知道，我自己想办法。”
　　老刘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到底没有开口。他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又给外婆倒了一杯，白瓷杯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边角磕掉了几块瓷。
　　外婆没喝。她抱着婴儿坐在长椅上，背挺得很直。
　　老刘把那张字条折好还给外婆。“这个你留着，给孩子做个念想。”
　　外婆接过字条，折了两折，塞进蓝布衫的口袋里。
　　“大姐，你叫什么名字？我留个底。”
　　“林秀珍。”
　　“多大年纪？”
　　“五十二。”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女儿，嫁了。”外婆说，“外孙还没生。我一个人住个大院子，空得很。”
　　老刘在备注栏里补了几笔，停下笔想了想，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收养人意愿强烈，具备抚养条件”。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只是觉得，这个大姐不像是会反悔的人。
　　外婆接过字条，折了两折，塞进蓝布衫的口袋里。
　　她抱着婴儿走出火车站的时候，天还没亮。路灯还亮着，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反出一层淡淡的光。整个阳城都在睡觉，只有她和这个婴儿醒着。她把婴儿裹在蓝布衫里，婴儿闭着眼睛睡着了，呼吸很轻很匀，像一只小猫。
　　她低头看了婴儿一眼，笑了笑。婴儿的脸很小，小到只有她一个巴掌大。皮肤皱皱的，但嘴唇很好看，薄薄的，红红的。眉心的位置有一颗小小的痣，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她把布兜往胳膊上拢了拢，一步一步走回北岸。从阳城站到文峰家园要走一个小时，经过阳江闸、十字街、一道巷、二道巷。她走得不快，但很稳。走几步就低头看看怀里的婴儿，婴儿还在睡，一次都没哭过。
　　文峰家园的老院子，是外婆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院门口有两级石阶，石阶被踩得中间凹下去一块，雨天会积一小汪水。推开木门，迎面是一棵老槐树，树龄比街上最老的老人还大。夏天的时候，槐花开得像下了一场白雨，落在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冬天的时候，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张开的手指。
　　外婆把婴儿抱进院子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模模糊糊的。她推开堂屋的门，把婴儿放在床上。婴儿醒了一下，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
　　外婆站在床边看了很久。她后来跟邻居说，那天她站在床边看那个孩子，看着看着天就亮了。她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只知道等她回过神来，窗外的天已经全白了。
　　那年冬天，外婆的大女儿陈卫红生下了一个儿子。
　　陈卫红的丈夫叫□□，在阳城麻纺厂当技术员，老实本分，话不多。陈卫红在产房里疼了一天一夜，孩子才生下来。是个男孩，瘦瘦小小的，哭了一声就不哭了，安安静静地躺在护士怀里，眼睛半睁半闭的，像在想什么事情。
　　外婆从产房护士手里接过婴儿，把他抱在怀里，翻了翻他的小手指，一根一根地数。十根，不多不少。她笑着说：“这孩子安静，叫陈寂吧。寂静的寂。”
　　□□站在旁边搓了搓手，说“好听”。他站在产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陈卫红靠在枕头上，满头是汗，抿着嘴笑了一下。
　　两个孩子相差半岁。林知大一些，陈寂小一些。外婆说，这是辈分，知知是小姨，寂寂是外甥。她说这话的时候把两个孩子并排放在床上，林知躺着，陈寂躺着，中间隔了一条枕巾。两个孩子都睁着眼睛，都不哭，都看着她。
　　陈卫红坐在床边，抱着陈寂，看了看襁褓里的林知，嘴张了一下，没说什么。她后来跟人说“我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快六十的人了还抱个孩子回来养”。
　　那声“小姨”，我从会说话就开始叫。
　　不记得第一次叫是什么时候了。我妈说是我两岁那年，我在院子里追她，追不上就喊了一声“小姨”。我妈说她当时愣了一下，因为她没有教过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后来就顺嘴了，像叫“妈”和“外婆”一样自然。
　　我三岁那年，林知三岁半。她已经开始上纺织厂幼儿园了，我还在家里玩积木。她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有时候是大白兔，有时候是喔喔，有时候是金丝猴。她把糖塞进我手里，说“给你”。然后坐在旁边看我吃，自己不吃。
　　我妈问她：“知知，你不吃吗？”
　　她说：“我不爱吃甜的。”
　　但后来我发现她爱吃甜的。很爱吃。
　　我五岁那年秋天，院子里的槐树花落了满地。我不记得那天为什么哭了，也许是摔了一跤，也许是想要什么东西没得到。外婆说是“无缘无故地哭”，小孩都那样。我只记得蹲在树下，看着白色的花瓣一片一片掉下来，掉在我的鞋上，掉在地上，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哭得很伤心，好像那些花掉了我就会失去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林知从屋里跑出来。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毛衣有点大了，袖口卷了两道，露出一截细手腕。头发扎了两个小辫子，一边高一边低，是外婆扎的。脸上还有中午吃饭蹭上的酱油印子，在左边嘴角旁边，像一颗棕色的痣。
　　她低头看了我两秒钟，转身跑回屋里。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截铅笔头和一张皱巴巴的白纸跑回来，趴在门槛上画了一棵树。她趴在那里，辫子垂到地上，铅笔头捏在手指间，很用力。树干画得歪歪扭扭的，像一条站起来的蛇，树枝往四面八方伸展，像章鱼的腿。但那些小花画得很认真，一朵一朵挤在一起，一串一串的。
　　她画完，把纸递给我。
　　“你看，画在纸上的花不会掉。”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纸上那棵树歪得不像样子，但那些小花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很热闹。我忽然就不哭了。
　　她把那张画折起来塞进我的口袋里。“别弄丢了。”她说。
　　后来我把那张画夹在课本里，从小学夹到初中，从初中夹到高中。纸都发黄了，边角都碎了，铅笔的颜色也淡了，几乎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但我一直留着，舍不得扔。
　　那是我关于林知最早的完整记忆。
　　后来的记忆像一串珠子，一颗一颗串起来，怎么也数不清。
　　六岁那年，林知已经上小学了，比我高一级，教室在二楼。下课铃一响，她站在我们班门口，探着头往里面看，看到我就喊：“陈寂！陈寂！”
　　我从座位上弹起来，跑出去。她把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我手里。
　　“同桌给的，我不爱吃甜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舍不得自己吃
　　八岁那年秋天，一个周末的下午，外婆出门了。走之前她从柜子里翻出一罐槐花，是去年收的，干透了，装在玻璃罐子里，花瓣白里泛黄，像压扁的蝴蝶。
　　“知知，你带寂寂玩，别打架。”外婆说完提着布兜走了。
　　林知抱着那罐槐花，站在院子中央，想了一会儿。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她的表情像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跟我来。”她说。
　　她抱着罐子走到院墙拐角。那里有一棵梧桐树，树干粗得像大人的腰，树皮灰白，上面有眼睛形状的节疤。林知把罐子放在地上，开始爬树。她穿着凉鞋，脚趾头蹬着树皮，一点一点往上蹭，膝盖蹭破了皮也不在乎。
　　“你爬树干嘛？”我在下面喊。
　　“上来。”她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闷闷的。
　　我不会爬树。我抱着树干蹭了半天，还在原地。林知从上面伸下手来，“抓住。”她的手很小，手指细细的，但抓得很紧。我拽着她的手，脚蹬着树皮，被她一点一点拽了上去。
　　梧桐树的分杈很低，坐在上面像坐在一把天然的椅子上。林知坐在我旁边，腿垂下来，晃来晃去。她把那罐槐花放在膝盖上，拧开盖子。
　　罐子拧开的瞬间，一股干花的气味散出来，甜的，但不是糖的那种甜，是更轻、更淡、像风干了的夏天。她把手伸进罐子里，抓出一把干槐花，然后张开手指，让花瓣从指缝间落下去。
　　花瓣飘下去，有的落在树根上，有的落在草丛里，有的被风吹散了。它们落下去的时候没有声音，像一场安静的雪。
　　“你为什么要倒掉？”我问。
　　“不是倒掉。”她说，“是放它们走。”
　　“它们又不会自己走。”
　　林知转过头看我。阳光透过梧桐叶照在她脸上，一块亮一块暗。她看了我几秒钟，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陈寂，你以后会懂的。”
　　她把手伸进罐子里，又抓了一把。这一次她没有松开手指，而是把那一把干槐花塞进我的口袋里。
　　“留着。”她说。
　　“留着干嘛？”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口袋鼓鼓的，槐花的味道从口袋里冒出来，一路跟着我。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梧桐树上坐了很久。她跟我说了很多话，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了一句“这个罐子我藏了好几年了”，还有一句“每年槐花开的时候我都会收一点，收在罐子里，像把时间存起来了”。
　　我问她存起来干嘛。
　　她说：“存够了就够用了。”
　　“够用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看着远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很长，投下一小片阴影。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外婆回来了。她在院子里喊我们吃饭，声音从下面传上来：“知知——寂寂——吃饭了——”
　　林知把罐子盖上，盖子拧紧，然后从树上滑下去。她落地的时候膝盖磕了一下，皱了皱眉，但没出声。
　　我还在树上，不敢下。
　　她仰头看着我，伸出双手。“跳下来，我接着你。”
　　“你接不住。”
　　“跳。”
　　我闭着眼睛跳下去。她真的接住了——其实只是用手托了一下我的背，缓冲了一下，但我还是摔在了地上，膝盖蹭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她蹲下来看我膝盖上的伤，眉头皱了一下。“走，进屋涂药。”
　　她拉着我的手走进堂屋，从抽屉里翻出红药水和棉签。她蹲在我面前，用棉签蘸了药水，轻轻地涂在我的膝盖上。药水涂在破皮的地方，沙沙地疼，我嘶了一声。
　　“别动。”她说，语气很凶，但手很轻。
　　她涂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画一幅很小的画。涂完了，她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把红药水的盖子拧紧，放回抽屉里。
　　“好了。”她说。
　　我低头看了看膝盖。膝盖上涂了一圈红药水，红红的，亮亮的，像一个靶子。
　　后来那块疤掉了，没留下痕迹。
　　但那罐槐花呢？那罐槐花后来去了哪里，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梧桐树，干槐花的味道，还有她说“存够了就够用了”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很多年以后，我在杭州的美院门口站了一下午。我没有进去。我站在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心想她也许就在这里面，也许不在。站了很久，腿站麻了，膝盖隐隐地酸。
　　我忽然想起那个下午。想起她从树上滑下去，仰头看着我，伸出双手说“跳下来，我接着你”。
　　我十岁那年，父亲□□在厂里出了工伤。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内脏出血，救不回来了。
　　我记得那天我妈被医院的人叫走了，外婆带着我和林知在家里等。等到半夜，我妈回来了，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她什么都没说，走到我面前，抱住我就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哭。不是不伤心，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哭。我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从喉咙一直堵到胸口，硬邦邦的一团，堵得我喘不过气，但就是出不来。
　　林知从她房间里走出来。她站在我面前，比我矮一点，抬起头看我。她没有说“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她只是伸出手，捏了捏我的手指。她的手很小，只能包住我两三根手指。
　　她说：“陈寂，你还有我。”
　　我哭了。哭得很大声，把我妈吓了一跳。
　　那是我父亲去世后第一次哭。我哭得收不住，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哭到后来开始打嗝，一抽一抽的。林知没有松手，就一直捏着我的手指，等我哭完。
　　那天晚上，她用热水给我拧了一条毛巾，敷在我眼睛上。毛巾热热的，带着肥皂的味道。她说：“明天眼睛会肿，敷一下会好一点。”
　　第二天早上眼睛还是肿了。肿得很厉害，像两个桃子。
　　那根手指被她捏了很久，第二天还有点红。但她手指的温度，我记住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一件事。
　　她从那时候起就在保护我。用奶糖保护我，用一句“你还有我”保护我。她把自己当成我的小姨，当成一个应该保护我的人。
　　可她不知道，她也只比我大半岁。
　　她也只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