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了十八年小姨》lolowe

2、第 2 章 父亲走后的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阳城下了很大的雪。
　　那年我十岁，林知十岁半。她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是个子长高了，是说话的语气变了，做事的方式变了。以前她会跟我抢电视遥控器，会在我妈面前告我的状，会在我吃最后一块红烧肉的时候把筷子伸过来夹走。父亲走了以后，她不抢了，不告状了，不夹我的肉了。她把肉夹给我，自己吃盘子里剩下的那几块肥的。
　　那时候我不懂事，以为她不爱吃肉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让给我，和我妈说她不爱吃甜的、不爱吃糖是一回事。
　　不是不爱，是舍不得。舍不得让自己吃，舍得让我吃。
　　我妈那段时间像丢了魂一样。早上起来该上班上班，该做饭做饭，但整个人是空的。她坐在灶台前择菜，择着择着就停了，手悬在半空中，眼睛看着窗户外面，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喊她，她没反应。我再喊一声，她“啊”了一下回过神来，说“怎么了”，我说“菜掉地上了”。她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菜叶已经沾了灰，她捡起来用水冲了冲，扔进篮子里，什么也没说。
　　林知那时候已经学会做很多事情了。她会热馒头、会煮粥、会炒最简单的菜。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得碎碎的，西红柿炒得烂烂的，汤汁红红的，浇在米饭上，我能吃两大碗。她站在灶台前翻炒的样子，像一个大人，腰挺得直直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额头上的碎发被热气熏得贴在皮肤上。
　　有一次她炒菜的时候油溅出来，溅在手背上，烫出一个红点。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下，拿出来看了看，继续炒。那块烫伤后来结了一个小小的痂，痂掉了以后留下一个白点，在手背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每天上学和她一起走。从文峰家园到学校，要走一条长巷子，巷子两边是旧砖墙，墙上长着青苔。她走前面，我跟后面。她的书包很重，装了很多课本，还有素描本和铅笔。她的书包带子总是从肩膀上滑下来，她要把肩膀往上一耸才能挂住。我看她耸了一下肩膀，过一会儿又耸一下。我想帮她把书包接过来，她说不用。
　　“你书包太重了。”我说。
　　“不重。”
　　“我帮你背。”
　　“不用。”
　　她拒绝人的时候很干脆，不留余地。但她拒绝完了会放慢脚步，等我走到她旁边，然后两个人并排走。不说话，就是并排走。巷子里的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我脸上，痒痒的。我用手拨开，她又靠过来一些。我不知道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没有想过要问。那时候的我，连“喜欢”两个字怎么写都还不太清楚。
　　学校里的人开始注意到我们。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林知的画画得好。她的画被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一张接着一张，像一个小小的个人画展。老师们说这个孩子有天赋，同学们说她以后要当大画家。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像跟她没关系。只有在别人说“你弟弟”的时候，她会纠正一下。
　　“不是弟弟，是外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每次都会说。我在旁边听到，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那时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意“弟弟”和“外甥”的区别。现在想来，她是在乎那个身份的。她需要用“小姨”这个名字，来定义她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个名字，她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我身边。
　　五年级的时候，林知参加了区里的绘画比赛。她画的是阳河滩的芦苇。那幅画我后来见过，很大一张纸，四开的，她画了一个多星期。河滩上的芦苇很高很高，芦花白了头，弯着腰，像在跟河水鞠躬。河面上有几只水鸟，画得很小，小到要看很久才能发现。画的最底下，河滩的石头上，坐着一个男孩，瘦瘦的，穿着蓝色校服，裤腿卷到小腿，脚浸在水里。
　　那幅画拿了一等奖。
　　奖状发下来那天，林知把它拿回家给外婆看。外婆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是啥奖”，林知说“一等奖”。外婆说“一等奖好，一等奖好”，然后把奖状放在了电视柜上，用一块磁铁压着。后来那个磁铁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奖状卷了起来，边角皱了。林知把它收进文件夹里，再也没拿出来过。
　　我问她为什么不挂起来。
　　她说：“有什么好挂的。”
　　“一等奖啊。”
　　“又不是全国一等奖。”
　　她说话的口气很淡，好像那个奖不算什么。但我知道她很高兴，因为那天晚上她在画室里坐到很晚，画了一幅新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领奖台上，手里举着奖杯，台下很多人鼓掌。那个人的脸还是没有画出来，但衣服的颜色和我身上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我在画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她没发现我。后来我走了，脚步声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那几年外婆的腿越来越不行了。膝盖肿得像馒头，走路一瘸一拐的，上下楼梯要扶着墙。林知开始学着做饭，不是热剩饭那种做，是从头到尾自己做。她买了一本菜谱，很薄的一本，封面是红色的，写着“家常菜一百例”。她按照菜谱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上面写“油热后放入葱姜蒜”，她就先放葱姜蒜，上面写“翻炒至变色”，她就一直翻，翻到菜变了颜色。
　　她第一次做红烧肉，糖色没炒好，肉是苦的。外婆吃了一口说“还行”，我妈吃了一口没说话，我吃了三块，把碗里的饭吃完了。林知看着我，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她说你骗人，我说没骗人，就是好吃。她没再问了，低头吃自己的饭，那块肉她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后来她做红烧肉越来越好了。糖色红亮亮的，肉炖得烂，肥的不腻，瘦的不柴。我每次能多吃半碗饭，她看着我把碗底刮干净的样子，嘴角会弯一下，然后很快收回去。
　　我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这么克制。她高兴的时候不大笑，难过的时候不大哭，生气的时候不大吼。她把所有的情绪都压下去，压到眼睛里，压到嘴角边，压到铅笔尖上，变成画纸上的线条和阴影。
　　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数学只考了六十几分。我妈在电话里跟外婆说了，外婆没骂我，只说“下次努力”。林知在旁边听到了，什么也没说。晚上我在屋里写作业，她推门进来，把一张纸放在我桌上，转身走了。
　　纸上画的是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灯很亮，影子很短。画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不会的问我。”
　　我把那张纸夹在课本里，后来每次考不好都会拿出来看一眼。不是因为它能帮我提高成绩，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初中的时候，林知画画的事传到了校外。县里的文化馆办了一个青少年美术培训班，请了省里的老师来上课，文化馆的人打电话到学校，点名要林知去。学校同意了，每个周六下午送她去上课，周日再接回来。
　　她去培训班的第一天回来，带回来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石膏像，一个大卫的头像，画得很像，连卷发都一根一根画出来了。我凑近了看，她说“别摸”，我刚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
　　“为什么不能摸？”
　　“手上有油，会弄脏。”
　　我把手背在身后，弯着腰看。石膏像的眼睛是空的，没有眼珠，但看着很严肃。我说他不高兴，林知说你又不认识他，我说他看起来就是不高兴。林知想了想，拿出铅笔在画的右下角写了两个字——“烦了”。我笑了，她也笑了。
　　她很少在我面前笑。不是不想笑，是笑完了不知道怎么收。她笑起来的样子和平时不一样，平时的她是灰色的，像铅笔画。笑起来的时候她是彩色的，像水彩画。但那个彩色很短暂，几秒钟就收回去了，又变回灰色。
　　我不怪她。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笑，是不敢笑。她怕笑得太多了，心里那堵墙会塌。那堵墙是她用来挡风的。风从哪里来，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别人看她画画的目光，也许是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许是从知道身世那一天起在心里长出来的一层壳。
　　她需要那层壳。没有那层壳，她会太疼。
　　初二那年，我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跑一千米。跑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岔气了，肚子右边像针扎一样疼，但我没停，咬着牙跑完了。冲过终点线的时候腿一软，直接跪在了跑道上。
　　有人从看台上跑下来。
　　不是林知还能是谁。
　　她蹲在我面前，一只手撑着地面，一只手扶着我胳膊。她跑得很急，头发乱了，喘着气。我说你跑下来干嘛，她说看你摔了。我说没摔，是腿软。她说都一样。
　　她扶我到草坪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我，又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了糖纸塞进我嘴里。
　　“你随身带糖？”
　　“习惯了。”她说。
　　她坐在我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操场上有人在跑接力赛，加油声一阵一阵的。阳光很好，照在草坪上，绿得晃眼。糖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得发腻。
　　“你跑一千米干嘛，”她忽然说，“你又不喜欢跑步。”
　　“老师说每个班都要报人。”
　　“你可以报别的。”
　　“别的更不行。”
　　她哼了一声，不知道是在哼我还是在哼老师。她把膝盖抱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跑道上一圈一圈跑的人。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也不拨开。
　　“陈寂。”她说。
　　“嗯。”
　　“你以后想干什么？”
　　“不知道。”我说，“你呢？”
　　“画画。”
　　“我知道。我是说，画完了之后呢？”
　　她想了想，说：“画完了之后，继续画。”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没有看我。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她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亮晶晶的。她的睫毛很长，一眨一眨的，像蝴蝶扇翅膀。
　　我盯着看了几秒钟，心跳忽然快了。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不是害怕，不是紧张，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从胸口往上升，升到喉咙口卡住了。
　　“看什么？”她忽然转过头来。
　　我没来得及收回目光，被她逮了个正着。
　　“没看什么。”
　　“你盯着我看了好久。”
　　“我——”
　　我说不出话来。她的眼睛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她的瞳孔里。她的眼神很认真，认真的那种认真，不是在审问我，是在确认什么。
　　操场上有人在喊加油，声音很大，但我听不见了。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只有她那双眼睛是清楚的。我咽了一下口水，喉咙干得像吞了沙子。
　　她先移开了目光。低下头，把下巴重新搁在膝盖上。
　　“走吧，回家了。”她说。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草屑，没有等我，先走了。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她的校服被风吹起来，贴在背上，露出肩胛骨的形状。她的肩膀很窄，窄得让人觉得她不应该背那么重的东西。
　　可她的背，从来没有弯过。
　　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
　　不是整晚睡不着，是躺下去很久才能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东西。过了什么，醒来就不记得了。只知道梦里有一个人，看不清脸，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粉红色的毛衣，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在画里，还是在那棵槐树底下，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颜色，很淡很淡的粉，像被水洗了很多遍。
　　有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林知看了我一眼，说：“你眼睛怎么有黑眼圈。”
　　“没有。”
　　“就是有。”
　　“没有。”
　　她不再争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东西，放在桌上。是菊花茶，一小包一小包的，黄色包装。她说泡水喝，安神的。我说你不用给我这个，她说你爱喝不喝，转身走了。
　　我泡了一杯。菊花在水里慢慢散开，变成一大朵，水变成了淡黄色。喝了一口，有点苦，又有点甜。我端着杯子站在窗前往外看，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秋天又要来了。
　　那个秋天，林知开始画一幅大画。画纸很大，铺在地上，她跪在上面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槐树下，仰着头，满树的槐花落下来，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手心里。那个人终于有了一张脸。那张脸，她画了擦，擦了画，反反复复好多次。我不知道那张脸长什么样，因为她不让我看。我去画室的时候，她就把画翻过去，面朝下扣在地上。
　　“为什么不能看？”
　　“还没画完。”
　　“看一下又不会少块肉。”
　　她说：“画完再看。”语气很坚决，不给商量的余地。
　　那幅画她画了整整一个月。画完之后，她把它收起来了，收在画筒里，放在柜子最上面。我够不着，也没去够。我想，她想给我看的时候自然会给我看。
　　她一直没有给我看。
　　很多年以后，我在杭州美院的门口站了一下午。那天没有进去。回来以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幅画。画里的人转过身来，那张脸是我。十七岁的我。站在槐树下，仰着头，接住落下来的花瓣。
　　手的姿势，和她小时候画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