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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pter1 最后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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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风从三幢教学楼的连廊轻轻拂来，带着栀子花的香味，若有似无。
林洛宜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四十五张脸。他们不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节课。她没告诉任何人，只有领导和语文组的老师知道。辞职流程将要走完，讲解完期末试卷就结束在这个学校的一切。上周五已经和关系好的老师们聚过餐，给同组的老师留了明信片，趁办公室无人时压在了她们的教参下面。
“最后看到古诗词默写，《归去来兮辞》，写错的订正。”她转过身，粉笔在黑板上落下四个字，力道比平时重了些。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她的声音在教室里沉重的气氛中响起，临近这节课的末尾，语调中总算带点轻松和让人难以觉察的欢快。窗外，空调外机嗡嗡地响，但第四节课的阳光明媚洒满了整个楼层。她突然觉得十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原来工作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陶渊明这一句，跨越一千六百年的时空，像是专为今天的她写的。
她已经当了一年半高中语文老师。
中文系毕业后，父母说“女孩子当老师稳定”，她就考了编。笔试第一，面试第一，学校梯队不算差，但也没有非常好，本就是不想卷的P人，这已经是最后的让步。亲戚们恭喜，父母满意，别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家洛宜在高中教书”，认为这是除公务员外第二好找对象的工作，根本不顾年轻人意愿，现在的她已经渐渐懂了堂姐“嗯嗯嗯对对对蛮好蛮好”的敷衍之道。
刚开始她也觉得挺好的。未曾想……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开会、公开课、家访、成绩分析、德育评比、学生矛盾、个别品行恶劣不懂得尊师重道家长也甩手不管、职称论文、学校检查、教育局督导……
她像一个陀螺，被无数根鞭子抽着转，转到后来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教书育人，还是在完成一套又一套KPI。想着适当躺平的学校，竞争压力眼光不会像头部高中那么大，结果，杂七杂八的考核、状况多得难以言说的学生、朝六晚九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生活已经让她心力交瘁，喘不过气来。更别说有时轮到查寝，结束已经是十点半。
某天深夜十一点，她批完最后一张试卷作文，去阳台晾晒洗衣机洗好的衣服，抬起头看值班宿舍窗外黑漆漆的天，蝉鸣的声音厚重有力，突然想：我这辈子就要这样了吗？
三十年后，她可能还会坐在家里或办公室，批同样的作文，熬同样的夜，领同样的工资，听父母说“你看多稳定”。
有一天下班后，天幕蓝得发黑，她一个人去商圈中心吃了热门的意面馆，喜提堂食免排队待遇，走回家的路上，耳机里随机到周杰伦的《暗号》，她突然就哭了。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回想起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想看海，想绕世界流浪，想吹风，想自由”，心中一阵落寞。
她本科是中文系，硕士在港中文读了一年半。那一年半是她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光——找到合租公寓，从只会煮泡面，到掌握一锅炖的技能，用心研究在几平米的小厨房用最少的厨具，快速复刻出妈妈的味道；学会了在YouTube上搜“香港XXX维修”，去深水埗鸭寮街淘零件，按照说明书，尝试重置电路板。实习论文presentation忙到半夜，周末一个人去逛诚品、找不同的小店喝冻鸳鸯、坐天星小轮。从来不会让自己在最需要的时候被生活中的小故障卡住。那是她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么好。
硕士毕业回内地，她以为她会去出版社、去媒体、去任何和文字有关的地方。但父母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那个事业单位你不考虑了？”“你看人家小王考上公务员了”。她就考了教师编。
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稳妥”。
可她不是一个“稳妥”的人。
她只是看起来很乖。从小到大一直以来从不需要父母操心学习，名牌大学的学历，乖巧的长相，说话轻声细语，见人就笑，长辈都喜欢说“这孩子真省心”。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顺从的身体里住着一个随时想逃跑的灵魂。
她不喜欢被安排。不喜欢“女孩子应该……”的句式。不喜欢别人替她决定“你适合做什么”。
她只是不反抗，因为她有更聪明的方式——先顺从，再悄然离开。
毕业旅行那年，四人选择大湾区连着走一遍，美其名曰“南方谈话F4”项目，缩在一间宿舍里一起计划机票、酒店、漂亮衣服，冲动的青春热情洋溢。初到香港，四人一起漫步到深水埗数码星际淘ccd，林洛宜碰到了国内断货已久的mini90，棕色惊艳黑色耐看，最终选择了复古的黑色。囤够相纸美美拍了一整路。那样的快乐似乎已经恍如隔世。
后来没想到编制内出国旅游要提前报备，有的签证甚至要单位在职证明，于是旅行专属的拍立得拍了很多办公室里快要枯干的花、面对堆叠成山的作业儿儿始终恬淡的表情、学生送的教师节贺卡、下雨天窗外的峦树、深夜空无一人的地铁站。
每拍一张，她都觉得这不只是在记录生活，而是在提醒自己——你还活着，你还会有别的可能。
辞职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是她第一次在课堂上讲《归去来兮辞》的时候。她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刷新了以前来自甄嬛传的美好期盼认知，悟出了新的一层立意，也许沉没成本过高时，应该及时放弃，讲得热情澎湃，学生们疯狂点头。
下课铃响了，她走出教室，走廊上人来人往，她突然想：陶渊明辞官的时候四十一岁，我才二十六岁，为什么要等到四十一岁？
那天晚上她就开始查辞职流程。
查了很久，发现流程很复杂——要提前一个月申请、要校长审批、要交接工作、要退宿舍、要转社保……
她一条一条列下来，发现没有一条是她做不到的。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今年三月的某一个傍晚。那天她加班到很晚，走出学校大门，路边有一棵白樱开了花。她停下脚步，举起拍立得，对焦。
取景框里，樱花在闪光灯里白得发亮。
按下快门，相纸慢慢吐出来，她等着影像浮现。
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她想要的不是“稳定的工作”，而是“稳定的自己”。
可在这个学校待下去，她只会越来越依赖这份稳定，越来越害怕改变，最后变成她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一个只会内心抱怨、委屈、落寞却不敢离开的中年人。
一周后，她把辞职信打印出来，签了字。
信写得很官方，感谢学校栽培，因个人发展原因申请辞职。
她的真实原因呢？“我想回到以前的自由生活，想去没去过的地方看看。”
就这么简单。
今天的课上完了。
下课铃响，她布置了作业，学生们飞奔前往放饭的食堂。
教室里稀稀拉拉剩下了几个还在专注于期末试卷的女生，指点完她们的答题思路，转身带着电脑迈出教室，她没有说“再见”，因为她知道不会再见了。
有些事没必要和学生交代。辞职是她自己的决定，和学校、和学生都没有关系。她只是不想再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不想再改那些永远改不完的作文，不想再在家长群里回复“收到，谢谢老师”，不想再被“编制”两个字绑在一个地方。
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不对。是因为明确知道了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回到办公室，她关上门，开始收拾东西。
一年多来的教案，摞起来比她还高。她把它们整整齐齐码好，留在桌上，给接手的老师。
小蜜蜂、龙角散、润喉糖、学生送的贺卡、夹在书里的小纸条——她都装进纸箱。
桌上那个马克杯是学生教师节送的，上面印着“莫奈的花园”。她笑了一下，把杯子也装进去。
最后一个抽屉，最底层。
辞职信。她签了字，但还没交。她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进信封，用胶水封好，在信封上写下“校长收”。待会儿，它会出现在校长信箱，最后一个仪式感，画下这短暂教师生涯的句号。
走出校园广场的时候，校门口那棵樱花树已经谢了，阳光很好，满墙的爬山虎绿得发亮。广场前、喷泉旁，栀子花从花坛里漫出来，香味浓烈得不太讲道理，直往鼻腔里钻，嗅花香满怀，毫不费力。
她站在校门口，最后回望了一眼。老师们三三两两地走向食堂，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食堂了，早上的早饭分量总能中午再吃一顿，和办公室老师待在一起的时间最久，该告别的人都已经好好告别，不重要的人也早已淡出了视野，两相忘于江湖，互不干扰。手表传来震动，是同期进来的职场发小LV老师，96年的大哥却和同期的老师没有一点代沟，听过他大厂的裁员经历、北方家乡高中的待遇，最终又选择了本硕都在这里读的高中数学老师，和另一位同期地理老师三人玩得最是要好，妇女之友和宿舍之友。LV老师在草台班子群里发来林洛宜上完最后一节课的问候，真的值得“弹冠相庆”，只不过是率先反向“罢官求去”罢了。
教学楼里的风扇还转着，午休还没开始。她能想象那个场景：同学们正是中午精力发达的时候，值班老师和班主任还在那声色俱厉，维持午休纪律。
她自己也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身走了。
回到宿舍，她打开手机，翻到那个已经看了无数遍的页面——上海前往大阪，东京返回上海，整整11天。
一个星期前，和领导打完报告。等到最后一个确认的那天下午，对着半个月前申请的电子签，仔仔细细挑选航班，check落地时间。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她略微犹豫了三秒钟。
当老师这一年多，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做任何决定之前都会想“会不会太冲动”。但现在，她不需要想了。
她按下了确认键。
“叮”一声，订票成功的通知弹出来。
她没有告诉家人。她甚至没有告诉最好的朋友叶荞一。
不是不想说，是想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再说。
她给父母发了一条消息：“爸妈，下周我和荞一去日本玩一周，期末结束就出发。”
很快，妈妈回：“和荞一一起啊？那好啊，注意安全，多拍点照片。”
她说：“好。”
这是她第一次骗父母。
不是因为她喜欢骗人，而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说“我一个人去”，他们不会同意。他们会担心、会阻拦、会派表哥堂姐来接她，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攒起来的旅程就泡汤了。
所以她选择了最省事的方式——一个善意的谎言。
她告诉自己，这是有分寸感的叛逆。
不是所有叛逆都要张牙舞爪。有些叛逆，是安安静静地订好机票，然后笑着说“我和闺蜜一起”。要么先斩后奏，要么斩了也不奏，要么东窗事发，问了就瞎奏哈哈。
她打开和叶荞一的对话框。
“荞麦。”
“嗯？”
“我下周去日本。”
“？？？和谁”
“一个人。”
“？？？？？你疯了？？”
“没疯。提辞职了。”
对面沉默了很久。
然后叶荞一发了一长串语音，大意是“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教师编说辞就辞你爸妈知道吗”“一个人去日本安全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怎么不知道”……
林洛宜笑了，一条条听完，最后回了一句话：
“荞麦，我想去看17岁和同桌约定的樱花世界。”那个年纪里畅所欲言，是自己选的同桌，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可后来两个人都没有对上过时间，同桌本科毕业就进入了初中教师编，寒暑假还有很多值班。
叶荞一又沉默了一下，然后回：
“六月樱花都开败了，你个假文青。”
“那就看别的。”
“……行吧，你开心就好。出事给我打电话，我飞去捞你。”
林洛宜发了个抱抱表示“你懂的，记得替我父母那圆好谎”的表情，两人从小到大串通的事情多了去了，互相背锅，收拾烂摊子。
然后她坐在地板上，身后是打包好的纸箱，面前是摊开的行李箱。下午要去校办办离职手续、退宿舍。然后开始收拾旅行的行李，顺丰同城把剩下的寄回家。
明天，飞大阪。
她拿出拍立得，对着天花板拍了一张。
相纸慢慢吐出来，她等着。
画面浮现出来——白色的天花板，角落里有一盏没关的灯。
像极了这一年多。
她也说不清，但就是觉得，应该记录下来。
走出宿舍公寓门口，林洛宜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她掏出来看，是叶荞一发来的微信：
“决定了？”
她看了一眼身后那扇铁门，自动闸机已经关上，夕阳把整栋教学楼镀成橘色。
低头打字：“决定了。”
“机票订了？”
“明天。”
“疯了，说走就走。”
林洛宜笑了一下，把手机揣回兜里，走向地铁站。
地铁上人不多。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翻开手机相册，看到上个月偷拍的那张照片——黑板上写着“距离期末考还有7天”，她当时站在教室后面，拍的是窗外的树，那棵树一直在那里，经历四季轮转。
她翻到更早的照片。
香港。中环的扶梯，半山的咖啡馆，维港的摩天轮。
读硕士那一年半，是她目前为止最自由的时间。没有“应该”，没有人告诉她“你应该考编”“你应该稳定”“你应该像别人家孩子一样”。她和室友晚上在外面压马路，密密麻麻的霓虹灯牌，拍不完的街景。
那是她。
现在的呢？
她又翻到一张照片——办公桌上摞着三摞作文本，窗台上养了一盆快死的绿萝。
地铁到站了，今晚回家对付一晚，明天拎上没装满的26寸行李箱，直奔浦东机场。
把行李箱拖到大门口，检查了一遍证件：护照、签证、身份证、机票。单独放在托特包的夹层里。
然后她拿出那台富士mini90。相机里还有最后一张相纸。
她对窗户按了快门。小区楼下的晚霞是粉色的。
她把照片夹进拍立得相册里。既是为了留念，是为了提醒自己弄清楚究竟想要什么。
明天下午两点半的飞机，大阪。
她一个人。
如果现在问她——“你要去哪？”
她会说：“去一个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活的地方。”
哪怕只去十一天。
这天晚上，她没有做梦。
闹钟响的时候是上午八点，她心情很好。刷牙洗脸，最后检查一遍行李，拉上行李箱拉链，锁门，下楼。
出租车在楼下等着。司机帮她搬行李箱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的箱子，问：“出去玩？”
“嗯。”
“一个人？”
“嗯。”
司机笑了一下，没再多说，发动了车。
林洛宜靠在车窗上，看着这座她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城市慢慢变小，心里什么感觉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先坐一小时高铁到虹桥站，再坐市域线路到浦东机场，换登机牌，托运行李，过安检，在登机口候机的时候填好入境申报。
一切都很顺利。
她给叶荞一发了一条消息：“准备出发了。”
叶荞一回得很快：“骗子，你爸妈以为你跟我一起去的。”
林洛宜笑出了声。
“回来请你吃饭。”
“两顿。”
“行。”
登机广播响了。
她关掉手机，把机票和护照收好，站起来，走向登机口。
窗外那架飞机停在午后的暖阳里，机身上的漆被照得发亮。
她忽然想到一部美高的电影。
春天不是读书天。
——上一个春天，作为实习代课老师坐在办公室里改试卷，窗外花开得乱七八糟，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句话。然后她想，如果春天不是读书天，那春天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在路上。
应该是在风里。
应该是在那些还没去过的地方。
林洛宜走进机舱，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她把包放好，系上安全带，看着窗外。
飞机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重力的推背感逐渐强烈，起飞了。
地面上的房子、公路、河流全都变成模型一样的小块，越来越小，最后被云遮住。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十一天。
足够发生很多事了。
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不管发生什么——她都想好了，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