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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麦苗 胤祉随老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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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河屯住了三天,胤祉把村子前后走了个遍。
第一天跟着老赵头下了地。天还没亮,老赵头就起来了,在灶台上热了昨晚剩的棒子面粥,呼噜呼噜喝了两碗,抹了把嘴,从门后摸出锄头,朝胤祉一抬下巴:“走。”胤祉二话没说,跟着出了门。小路子在后面追上来,手里捧着胤祉的斗篷,小声喊“三阿哥您还没穿外衣”,胤祉摆了摆手,没回头。
地离村子不远,走一盏茶的工夫就到了。开春的地还没化透,踩上去软塌塌的,鞋底沾了一层厚厚的泥。老赵头走到地头,蹲下来,用手扒开表面一层干土,露出底下的潮气。他捏了一撮土放在掌心,搓了搓,又凑近闻了闻,点了点头。
“少爷,你看,”他把土递到胤祉面前,“这土还行,不酸不碱,墒情也好。今年要是雨水跟得上,收成差不了。”
胤祉学着他的样子蹲下来,捏了一撮土,搓了搓。土是凉的,带着一股潮乎乎的腥味,掌心留下浅浅的水印。他不认识什么墒情,也不懂土酸土碱,但他记住了老赵头说话时那种笃定的语气——不是猜的,是几十年种地种出来的直觉。
老赵头站起来,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在垄沟里,稳稳当当的。到了地中间,他把锄头往地上一顿,开始刨坑。锄头起落,不紧不慢,一刨一个坑,间距像是拿尺子量过的,整整齐齐。胤祉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弯腰也拿了一把锄头——是老赵头给他带的另一把,木柄磨得光滑发亮,握上去能感觉到手汗浸出来的温润。
他学着老赵头的样子,把锄头举起来,往地上一刨。
锄头斜了,刨出来的坑歪歪扭扭,深浅不一,旁边的土崩了一块,滚到了垄沟里。老赵头看了一眼,“嗯”了一声,没说什么,继续刨他的。胤祉又刨了一下,这回用了点力气,锄头陷进土里,拔不出来了。他使劲拽了两下,锄头出来了,带起一大坨泥,甩了他一裤腿。
小路子在田埂上站着,急得直跺脚,想过来帮忙又不敢。
胤祉没管裤腿上的泥,又刨了第三下。这回比前两回好了一些,坑虽然还是歪的,但深浅差不多。老赵头刨完一垄,转过身,看了看胤祉刨的坑,蹲下来用手把歪了的土拢了拢,淡淡地说:“手腕用劲,不是胳膊。胳膊使劲,刨两下就累了。”他说着,拿过胤祉手里的锄头,慢动作示范了一下——手腕一抖,锄头入土,轻轻一撬,土翻上来,干脆利落。
胤祉接过来试了一下,手腕抖早了,锄头还没入土就抬起来了,只在地上蹭了一道白印。老赵头嘴角抽了一下,没笑,但小路子在后面没忍住,扑哧一声,赶紧捂住嘴。
胤祉也不恼,又试了一下。这回找准了节奏,锄头入土,手腕一翻,一块土翻了起来,虽然比不上老赵头的利索,但至少像个样子了。老赵头点了点头,转过身继续刨他的。
刨了一上午的坑,胤祉的手磨出了两个水泡。他手上没长过茧,皮嫩,锄头柄磨得他虎口发红,水泡鼓起来,亮晶晶的,一碰就疼。他没吭声,中午回老赵头家吃饭的时候,把手藏在袖子里,不让老赵头看见。老赵头的老伴蒸了一锅红薯,又煮了一锅小米粥,红薯是去年的存粮,放了一冬天,有点蔫了,但甜味还在。胤祉吃了两个红薯,喝了两碗粥,把碗底舔干净了,老赵头的老伴看得直乐。
下午继续下地。这回不是刨坑了,是撒粪。
老赵头从院子后面的粪堆里挑了两筐粪,挑到地里,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撒开。那是猪粪、牛粪和稻草沤了一冬天的东西,黑乎乎的,臭烘烘的,苍蝇围着转。胤祉站在地头,犹豫了一瞬。就一瞬。然后他走过去,从老赵头手里拿过铁锹,学着样子铲了一锹粪,往地里撒。
粪是湿的,沉甸甸的,撒出去散不开,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黑疙瘩。老赵头看了,说:“撒匀点,别堆在一块儿。”胤祉又铲了一锹,这回用了点巧劲,粪撒开了,但还是有几块大的落在同一个地方。老赵头没再说话,弯腰把那几块大粪捡起来掰碎了,扔回地里。
胤祉的脸有点热,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没停下来,一锹一锹地撒,粪溅到他的靴子上、袍子下摆上,他也不管。小路子在田埂上站着,脸都白了,想说话又不敢说,急得直搓手。
撒完粪,老赵头说:“行了,明天再翻地。今天够了。”
胤祉直起腰,后背酸得厉害,手心里的水泡已经磨破了,疼得他咧嘴。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靴子上全是粪,袍子下摆黑了好几块,手上沾着泥和粪的混合物,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宫里穿蟒袍的样子,觉得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晚上回到住处,小路子烧了热水让他洗手。手心里的水泡破了皮,沾了水疼得他嘶了一声,但没喊疼。小路子一边给他擦手一边掉眼泪:“三阿哥,您这是何苦呢……您是皇子,哪用得着去撒粪啊……”
胤祉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掌红红的,破皮的地方露出嫩肉,虎口磨出了茧子的雏形。他握了握拳,疼是疼,但心里莫名地踏实。
“不苦。”他说,“人家种地的天天这样,我就干了一天,有什么苦的?”
小路子不说话了,抽抽搭搭地继续给他擦手。
第二天,老赵头带他去看了村里的井。
村东头有一口老井,青石井圈,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凹槽。老赵头说,这口井打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在。井水不深,夏天雨水多的时候离井口不到两丈,冬天干旱了就下去不少。去年夏天旱了两个月,井水下去了一半,村里人吃水都紧张,更别说浇地了。
胤祉趴在井圈上往下看,黑洞洞的,看不见底,一股凉气从下面冒上来,扑在脸上。他问老赵头:“没想过再挖一口井?”老赵头苦笑了一下:“挖井要钱。请人挖一口井,少说也得十几两银子。村里谁家拿得出十几两?再说了,挖井也得看地方,不是随便挖就能出水的。”
胤祉在本子上记下了:柳河屯,水井一口,旱季缺水,挖井需银十余两,村民无力负担。
第三天,张英带他去了隔壁的李庄。李庄比柳河屯大一些,有一百多户人家。张英说,李庄去年试种了朝廷推广的耐旱作物——一种叫“番薯”的东西,从福建那边引来的。胤祉来了兴趣,让张英带他去看。
李庄种番薯的是个姓王的农户,四十来岁,一脸精明的样子。他带着胤祉到地里,指着去年秋天收过的那片地说:“少爷,这就是种番薯的地。这东西好养活,旱了也不怕,只要有点雨水就能长。收成比棒子高多了,一亩地能收二三十石。”
“二三十石?”胤祉愣了一下。他记得老赵头的棒子一亩才收不到一石。差了二十倍。
张英在旁边补充道:“三阿哥,番薯这东西确实高产,但有个问题——不好存。放一冬天就烂了,不烂的也发芽了,没法吃。老百姓不敢多种,怕收上来吃不完烂在地窖里。”
王姓农户点头:“张大人说得对。去年我种了两亩,收了一大堆,自家吃了一些,喂猪喂了一些,还是烂了不少。要是能解决存放的问题,这东西真是个宝。”
胤祉在本子上记下了:李庄,王姓,番薯试种,亩产二三十石,存贮难,需研究保存之法。
从李庄回来的路上,胤祉一直在想番薯的事。前世的记忆告诉他,番薯在历史上确实是从海外传来的,后来成了中国老百姓的重要口粮。但那是经过多年推广之后的事,眼下还只是在小范围试种。存贮难的问题,他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办法——没有地窖,没有烘干设备,靠老百姓自己,确实很难。
但他把这个事记在了心里。
回到柳河屯,已经是第四天了。
胤祉又跟着老赵头下了一天地。这次不是刨坑,也不是撒粪,是翻地。老赵头牵来了他家的老黄牛,套上犁,在地里来回翻土。胤祉不会扶犁,老赵头让他跟在后面捡石头——地里冻了一冬天,翻出来的土块里有石头,不捡掉会伤庄稼。他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捡,捡了一上午,腰都直不起来了。石头不大,但多,一垄地里能捡出几十块。老赵头说,年年捡,年年有,捡不完。
胤祉问他:“为什么不把地深耕一遍?”
老赵头看了他一眼,像是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少爷,深耕要牛,牛的力气就那么大,翻浅了草根断不了,翻深了牛受不了。再说了,深翻也不能把石头翻没,石头是地里的,多深都有。”
胤祉闭了嘴。
下午,他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柳河屯不大,从东走到西用不了半盏茶的工夫。村里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下了雨就成泥塘。房子大多是土墙茅顶,好一点的屋顶铺了瓦,但不多见。猪圈和茅房挨在一起,臭烘烘的,苍蝇嗡嗡地飞。
他在村口的老柳树下坐了一会儿。几个老头也在那儿晒太阳,看见他过来,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了个位置。他坐下了,从袖子里掏出几颗糖——是荣妃给他带的,他一直没舍得吃——分给几个老头。老头们接过去,看了看,揣进怀里,没人当场吃,大概是舍不得。
“赵大爷说去年收成刚好够吃,”胤祉问其中一个老头,“您家呢?”
老头姓李,七十多了,耳朵背,说话声音大得像在吵架:“啥?”
“收成!”
“哦!收成啊!”老李头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麦子打了四石,棒子五石,交了粮剩下不多。儿子在保定府当伙计,每月捎点钱回来,凑合过。”
又一个“刚好够吃”。
胤祉在心里记下了。他没有再问,就那么坐在柳树下,晒着太阳,听着几个老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的是东家媳妇生了个胖小子,西家老母猪下了八个崽,南头王寡妇家的儿子在县城学徒被掌柜打了手心,北头刘老二的羊跑丢了一只找了两天才找回来。这些事,没有一个跟朝堂有关,没有一个跟皇权有关,但听着听着,胤祉忽然觉得,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傍晚回到老赵头家,老赵头的老伴已经做好了饭。一锅棒子面糊糊,一碟咸菜疙瘩,几个杂面窝头。胤祉坐下就吃,吃得很香,连吃了三个窝头,喝了两碗糊糊。老赵头的老伴看着他吃,笑得合不拢嘴:“少爷胃口真好,比我儿子还能吃。”
胤祉笑了笑,没说自己是因为早上跟老赵头翻了半天地,饿得前胸贴后背。
吃完饭,天黑了。胤祉点了一盏油灯,拿出本子,把这两天记的东西整理了一遍。老赵头蹲在灶台边,抽着旱烟,看着他写字,好奇地问:“少爷,你写的这些都是啥?”
“记的账。您家几亩地,收了多少粮,井多深,番薯种了多少——都记下来了。”
“记这个有啥用?”
胤祉想了想,说:“回去给管事的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老赵头沉默了一会儿,吧嗒了两口烟,慢慢地说:“以前也有当官的下来看,来了就走,走了就没影了。看了也没用。”
胤祉放下笔,看着老赵头。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那张黑瘦的脸上沟壑纵横,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田地,嘴唇因常年风吹日晒而发白。他不像是在抱怨,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不相信看了会有用。
胤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让事情变好,但他至少要做到一件事——不让老赵头觉得“看了也没用”。
“赵大爷,我记下了。回去了我找人想办法。番薯存不住的事,问问福建那边的人,看他们有没有办法。水井的事,我跟上头说说。不一定能成,但我会尽力。”
老赵头看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说了句“不早了,少爷早点歇着吧”,转身进了里屋。
胤祉坐在外屋,把那几句话回味了一遍。老赵头没说“谢谢”,也没说“信你”,但他那句“少爷早点歇着”,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几分温度。
离开柳河屯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老赵头的老伴就起来煮了一锅红薯,装了满满一布袋,让胤祉带在路上吃。老赵头没说什么,但送他们到村口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给胤祉。
“少爷,这个给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留个念想。”
胤祉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把小锄头。不是新打的,是旧的,木柄磨得光滑发亮,铁锄头因常年使用而有了弧度。正是他来第一天老赵头借给他用的那把。
“赵大爷,这——”
“拿着。”老赵头摆了摆手,“我家里还有一把。这把你用过了,你留着。”
胤祉握着小锄头,木柄上还能感觉到老赵头手掌的温度。他鼻子一酸,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朝老赵头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上了骡车。
骡车走了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老赵头还站在村口那棵大柳树下,寒风吹着他的棉袄,棉袄上打着好几块补丁,人显得更加瘦小。但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骡车拐过弯,再也看不见了。
回京的路上,胤祉把那把小锄头仔仔细细地包好,放在包袱最里面。他没跟任何人说这件事,包括张英,包括小路子。有些东西,不需要说。
回到京城的第三天,胤祉去户部还资料,正好碰见张英在跟同僚说话。他站在门口没进去,等他们说完了才敲门。
张英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从案上拿出一份写好的呈报,递给胤祉:“三阿哥,下官的呈报写好了,您要不要过目?”
胤祉接过来翻了翻。呈报写得很客观,把直隶几个村子的情况一一列明,数据翔实,措辞严谨。在最后一段,张英写了几句话:“皇三子随行期间,不畏寒苦,亲入田垄,与农夫同作,手沾泥、足踏粪,毫无骄矜之色。同行者皆叹服。”
胤祉看完,把呈报还给他,说:“张大人过奖了。我就是跟着看看,什么都没做。”
张英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审视,也有赞许。他收起呈报,忽然说了一句:“三阿哥,下官在户部二十多年,见过的皇子不多。您是第一个问下官‘老百姓一亩地能收多少粮’的人。”
胤祉愣了一下:“别人不问吗?”
“不问。”张英说,“别人问的是‘直隶每年能征多少粮’。”
胤祉想了想,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问征粮,是把老百姓当成粮仓。问收粮,是把老百姓当成人。他看着张英,张英也看着他,两个人都没再说话,但彼此心里都有了数。
从户部出来,胤祉顺道去了一趟太医院。他让周太医配了几副冻疮膏——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给老赵头和老伴准备的。他的手已经好了,水泡结了痂,虎口的茧子也硬了。他让人把冻疮膏和一些常用的药材打成一个小包,托户部的人下次去直隶的时候捎给柳河屯的赵老汉。
他不确定这些东西能不能送到,但他想试试。
回到阿哥所,胤祉在书案前坐下,把从直隶带回来的本子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密密麻麻的字,记录着老赵头说的话、老李头说的话、王姓农户说的话,还有他自己在地里蹲了一天之后的感受。
他把本子合上,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老赵头那句“刚好够吃”又在他耳边响起来。他想到老赵头蹲在灶台边抽旱烟的样子,想到老李头说话时大得像吵架的声音,想到王姓农户说起番薯烂在地窖里时心疼的表情。
他想起前世自己吃过的那些东西——超市里包装精美的蔬菜,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食材,外卖APP上随便点就能送到家门口的饭菜。他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也从来没想过种这些东西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他知道了。
他睁开眼,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柳河屯,赵大爷,番薯存贮难,需寻保存之法。”
写完之后又加了一句:“井,要挖井。”
写完他把这张纸夹在本子里,放进了抽屉。
窗外,天快黑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灌进来,他深吸了一口。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头,嫩芽比前几天又大了一些,有的已经张开了两片小叶,嫩绿嫩绿的,在暮色中格外显眼。
他看了好一会儿,关窗转身,开始收拾从直隶带回来的东西。干枣分成了几份——一份给荣妃,一份给皇太后,一份给太皇太后,一份给四弟,一份给五弟,一份给昭宁。昭宁那份最多,因为他记得她在信里问过“枣子甜不甜”。
他把给昭宁的干枣用油纸包好,又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本子,把老赵头说番薯的那段话抄了一遍,折好,塞进油纸包里。
他叫来小路子:“送去董鄂府。就说……就说三爷回来了,枣子很甜。”
小路子接过油纸包,笑着应了一声,跑了。
胤祉坐在书案前,拿起一颗干枣,咬了一口。甜丝丝的,和那天在老赵头家吃的一样甜。
他嚼着枣,忽然想起一件事——老赵头说,枣树是十五年前种的,种下去的时候他孙子刚出生。孙子三岁的时候没了,枣树还在。每年结的枣子,老赵头的老伴都会晒干了存起来,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吃,吃了十五年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胤祉当时听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他嚼完枣,把枣核吐在手心,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院子里,蹲在老槐树底下,用手指在树根旁边的土里挖了一个小坑,把枣核埋了进去。
小路子从董鄂府送信回来,正好看见他蹲在树底下挖土,吓了一跳:“三阿哥,您干嘛呢?”
“种枣树。”
“种枣树?”小路子凑过来看了看,没看出什么名堂,“这能长出来吗?”
“不知道。”胤祉拍了拍手上的土,“但它会长。只要土还在,水还在,太阳还在,它就会长。”
小路子听不懂,但觉得三阿哥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点了点头。
胤祉站起来,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又看了看脚底下埋了枣核的那一小块地。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下面有一颗种子,正在泥土里慢慢地、慢慢地酝酿着。
他转身进了屋,把那把小锄头从包袱里拿出来,放在书案旁边的架子上。不是摆着看的,是提醒自己——有些东西,书上看不见,要用手去摸,用脚去踩,用鼻子去闻,用身体去感受。
他想起老赵头送他走时站在村口的样子,想起那棵大柳树下蹲着晒太阳的几个老头,想起村里那些土墙茅顶的房子和臭烘烘的猪圈,想起那条被井绳磨出深槽的老井,想起地里翻出来的那些捡不完的石头。
这些人,这些事,比任何一本史书都值得记。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四个字:
“民以食安。”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会儿,把纸折好,塞进了抽屉。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冷冷的光洒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幅墨色的画。枝头的嫩芽在夜风中微微颤动,像在试探这个春天到底来了没有。
胤祉吹了灯,躺到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又冒出老赵头那句话——“刚好够吃”。
刚好。
不是不够,不是有余,是刚好。
这四个字,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