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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远方的来信 季语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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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语桐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瑞士正在下雨。不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春雨,是夏天的暴雨,来得又急又猛,雨点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用力敲门。她从康复室回来,浑身湿透了,不是因为淋了雨,是训练出了一身汗。安娜今天加大了强度,让她试着不用助行器站了几秒钟。只有几秒钟,腿就开始发抖,她赶紧扶住了助行器,没有摔倒,但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她换好衣服回到病房,发现床头柜上多了一个信封。白色的,不是医院用的那种,是真正的信封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里,大概是从国内寄来的,要经过消毒才能送进来。她拿起来翻过来看见寄件人那一栏写着“霍衿语”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写在信封的背面——她大概是写的时候才发现写错了位置,又懒得换信封。
季语桐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没有拆。
她把信放在枕头底下,躺下来看着窗外。雨还在下,很大,窗玻璃上全是水珠,外面的景色模糊成一片深深浅浅的灰。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不敢看,也许是不知道看了之后会怎样。
她躺了很久,久到雨停了,久到云层后面透出一缕淡淡的阳光。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信,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淡蓝色的,折成三折,上面写满了字。她认识霍衿语的字,圆圆大大的,像小学生写的,和她的人一样,藏不住任何东西。
“语桐:不知道这封信你什么时候能收到,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但我还是写了,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些事。”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发生了很多事。我上了A大,读医学部。解剖课很可怕,第一次进解剖室我吐了,陈让在电话里听我哭了很久,他说他下周来看我,他真的来了,带了一杯奶茶和一袋糖炒栗子。我靠在他肩上哭了很久,把他那件新买的外□□脏了。他没有生气,说‘哭完了吗,哭完了吃栗子’。语桐,我想你了。每次路过学校的梧桐树的时候,每次在食堂吃到糖醋排骨的时候,每次看到穿白裙子的女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想起你坐在窗边发呆的样子,想起你喝美式不加糖的样子,想起你说‘小语,别怕’的样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起去吃火锅。霍衿语。”
季语桐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第三遍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落在信纸上,把“霍衿语”三个字晕开了一小片。她赶紧用手背擦掉,怕把字弄花了,可是越擦越花。后来她就不擦了,任那些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只知道哭完之后,外面天晴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被泪水晕开的字迹上。
她没有回信,不知道写什么。说她很快就能走路了?说她现在可以不用助行器站几秒钟了?说她左腿的石膏已经拆了?她不知道从何说起。
她把信折好,放回枕头底下。
第二天,她又收到了一封信。这次是时芯羽写的,信封上贴着一张卡通贴纸,是一只小猫,竖着的。
“语桐:我是时芯羽。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我看到小语写了,我也想写。我在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以后要当语文老师。我以前觉得当老师很容易,现在才发现太难了,要学好多东西,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每一门都要背好多书。但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想成为沈老师那样的老师——温柔,严格,让学生记住一辈子。语桐,你还记得沈老师吗?她退休了,走的那天说了很多话,有些我记不清了,但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季语桐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她说的不是成绩,是你这个人。语桐,你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很想你。”
季语桐把这张信纸也折好,放在枕头底下,和霍衿语的那封放在一起。
第三天,没有信。第四天,也没有。第五天,一个更大的信封出现在床头柜上。厚厚一沓,拿起来沉甸甸的,寄件人写着“陆知衍”。她拆开封口,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棵树,梧桐树,树干很粗,枝叶繁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梧桐开花了。陆知衍。
她把明信片看了很久,想起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递纸条,不说话,字写得很潦草,画一朵小花。她和他的交流从来都是这样,不需要多说什么,知道对方还在就够了。
她把明信片夹在床头柜上那本《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里。
第六天,没有信。第七天,也没有。第八天,苏淮安来查房的时候,看见她枕头底下露出一角淡蓝色的纸。他没有问,病历夹放在桌上开始日常的问话。“今天感觉怎么样?”“还好。”“腿疼不疼?”“有一点。”“康复训练做了吗?”“做了,安娜说我进步很快。”
“嗯。”他拿起病历夹写了几笔。
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有回头。“那个,你的信,护士站收到了。很多封,她们在消毒,明天给你送过来。”
季语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
苏淮安没有回头,但他听见了那个笑声。很短,很轻,像风吹过湖面。他停了一下,然后推门出去了。
走廊上,护士长看见他在笑。问他笑什么,他说没笑。明明笑了,嘴角都翘起来了。苏淮安没有解释,大步走了。
第二天,护士果然送来了一堆信,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捆着。她坐在床上一封一封地拆,一封一封地看。霍衿语写的,时芯羽写的,陈让写的,陆知衍写的,沈老师写的,还有那些她不太熟悉的同学写的。每一封都写得很长,每一封都在说同样的话——我们等你回来。
陈让的信最短,只有两行——“季语桐,我是陈让。小语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你要快点好起来。”
她看着那两行字,忽然觉得鼻子很酸。陈让从来不是一个会表达的人,他和陆知衍不一样——陆知衍是不说,他是不会说。他只会用行动告诉你他在乎,比如给霍衿语买糖炒栗子,比如在她哭的时候递纸巾,比如站在她身后什么都不说。他能在信里写下“我也很想你”,大概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勇气。
沈老师的信最长,写了满满三页纸。
“季语桐: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我,但我一直记得你。记得你高一刚来的时候,怯生生的,不太说话,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记得你在分班考试后去了3班,我在1班,不能每天看到你了,但我总是在走廊上往3班的方向看一眼,看你有没有好好听课。记得你在礼堂里的那次发言,你说‘学习是一个人的战争,但不必一个人去战斗’。那是我听过最好的发言,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漂亮话,是因为你说的都是真心话。记得你考了全省第一,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记得你出车祸的消息传来,我哭了。我教了几十年书,送走了几千个学生,我以为我已经不会为某个学生哭了,但我还是哭了。季语桐,你是老师最骄傲的学生。不是因为你成绩好,是因为你这个人。你坚强,你善良,你懂事,你会为别人着想,你从来不抱怨生活对你的不公。这样的人,不管在哪里,不管经历什么,都会发光的。你要相信自己。沈老师。”
季语桐把那封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她想起自己高一时第一次见到沈老师的样子,她穿着深蓝色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讲台上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姓沈”。那时候她怕她,觉得这个老师好严肃。后来她发现沈老师的严肃下面是深深的温柔——她会在你考砸的时候说“跌倒了爬起来”,在你迷茫的时候说“你值得”,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伸出手,从不问你为什么。
沈老师是她在晴兰一中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她像一棵大树,为那些路过的学生遮风挡雨,不声不响。她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她,也许沈老师也不需要她回报什么。做老师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学生过得好。
那天晚上,她坐在床上,把所有的信又重新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她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回信封里,收到枕头底下。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她看着月亮,想起霍衿语信里写的“我们一起去吃火锅”,想起时芯羽写的“我们都很想你”,想起陈让写的“我也很想你”,想起沈老师写的“你会发光的”。还有那个没有写信的人。
她的手机里还存着他的号码。她从来没有删过,也没有打过。她不知道他换了号码没有,不知道他还用不用那个号,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等她写信。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没有写。
也许是不知道写什么,也许是不敢写,也许是不想写。
她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苏淮安第二天来查房的时候,注意到她的眼睛有些肿。他没有问,他已经看过她枕头底下的那些信了。不是故意看的,是昨天下午她去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信从枕头底下滑出来,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放回去的时候,看见了最上面那封的寄件人——“霍衿语”。他猜想那个人是她很重要的朋友,也许是闺蜜。
他去护士站问了那些信的来历,护士告诉他,都是从中国同一个城市寄来的,很多封,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他问寄了多久,护士说从她入院就开始寄了,几乎每周都有。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只是沉默了一瞬,然后转身离开了。
那些信,她一封都没有回过。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自己每天在做康复训练?说自己的腿可以不用助行器站几秒钟了?说她的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块芝士蛋糕?这些话说出来太小了,小到不值得写在信里。那些真正想说的话,她又说不出口——我想你们,我梦见过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我害怕再也回不去了。
她把这些话压在心底,一封一封地读着那些信,一遍一遍地读,却一个字都写不出。
苏淮安可能不理解这种沉默。
有一天查房的时候,他忽然问了一句:“那些信,你不回吗?”她看着他,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她想了想,低下头说:“不知道写什么。”他没有说话,站在床边拿起笔在她的病历上写了几笔,然后合上病历夹,看着她:“不知道写什么,就写‘我很好’。三个字就够了。”
季语桐愣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汇报病情,不是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回信,只是三个字——我很好。她低下头,攥紧了被子角。
苏淮安没有再看她,拿着病历夹走了。
那天下午,季语桐坐在床上,拿出笔和纸,想了很久,然后写下三个字——“我很好。”她把那张纸折好,塞进信封。写上霍衿语的地址,写上时芯羽的地址,写上陈让的地址,写上陆知衍的地址,写上沈老师的地址。
她没有写向栖迟的地址。她没有他的地址。
她把那些信封交给护士,护士说会帮她寄。她点了点头,转身走回病房,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瑞士很安静,湖面和雪山都没有变过。从她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起,它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催促,不追问。
她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她需要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回忆,没有那些人,没有那些让她喘不过气的东西。只有雪山,只有湖,只有安静,只有她自己。她可以在这里慢慢好起来,没有人催她,没有人期待她,没有人对她说“你要快点好”。她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走,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都可以。
那些信寄出去之后,她开始每天写日记。不是那种“今天吃了什么”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
她写:“今天我可以不用助行器站一分钟了。安娜说明天可以试试一分半。我的腿还是那么细,但我感觉肌肉比之前硬了一点,不是那种松垮垮的了。”
她写:“今天收到小语和芯羽的信。她们都上了大学,学了想学的专业。小语当了医生,芯羽当了老师。她们都长成了很好的人。”
她写:“今天站在窗前看着湖,忽然想起爷爷。想起他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总要经历一些事。挺过去了,就长大了。’爷爷,我挺过去了吗?我不知道。但我还在挺。”
她还写了苏淮安——写他每天来查房的时候面无表情的样子,写他把病历夹放在桌上然后问那几个雷打不动的问题,写他说的那句“不知道写什么,就写‘我很好’”。她在日记本里写下他的名字,只写了一个“苏”字,然后划掉了,又写上“苏医生”,又划掉了。最后什么都没写,把那一页翻过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她每天起床,做康复训练,吃饭,看书,写日记,睡觉。第二天醒来,再做一遍。腿越来越有力了。从站一分钟到站两分钟,从站两分钟到站五分钟,从扶着助行器走到扶着墙走,从扶着墙走到不扶任何东西走几步。每一步都很小,但每一步都算数。
有一天傍晚,她站在窗前看着日落。太阳沉到雪山后面去,天边染成了橘红色,云朵镶着金边,湖面被染成了金色。她站在那里看着那片光,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说过——以后每年都来看海。她没有去,他也没有来。那些约定像湖面上的涟漪,荡了几下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她转过身,慢慢地走回床边,躺下。窗外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她闭上眼睛。明天还要做康复训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