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梧桐-雪落无声》初池絮

14、无人知晓的深渊 苏黎世

　　苏黎世的冬天很长。雪从十一月下到二月，一场接一场，刚融化的地面上又覆上新的白。季语桐已经习惯了踩着积雪走路，习惯了冷风灌进领口时不再缩脖子，习惯了把自己裹在那件深灰色的羽绒服里，戴好帽子围巾手套，把自己包成一个沉默的茧。
　　没有人知道她在吃药。那些白色的小药片被她装在一个维生素的瓶子里，每天早晚各一粒，就着温水吞下去。药有点苦，咽下去之后喉咙会发紧，不知道是药的副作用还是心理作用。她吃完药会喝一大杯水，把那点苦涩冲淡，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做手头的事情。
　　也没有人知道她睡不着。每到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开始放电影——不是连贯的画面，是碎片，像被撕碎的照片重新拼凑在一起。林晚晚站在窗台上，白裙子被风吹起来。爷爷站在晨光里朝她挥手。那辆从后面驶来的车。手术室亮着的红灯。苏淮安站在病床边，问她“今天感觉怎么样”。向栖迟在玉兰树下说“我喜欢你”。这些画面毫无章法地交替闪现，快的快，慢的慢，她的心跳也跟着忽快忽慢。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意识已经开始模糊，那些画面也渐渐淡去。可就在快要沉入黑暗的那一刻，身体会猛地一颤，像触电一样，整个人就清醒了。清醒得不能再清醒。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医生说这是焦虑的表现，让她别太紧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说药得吃一段时间才会起效。她不知道那个“一段时间”是多久，只能等。
　　失眠的夜晚她会起来倒一杯水，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苏黎世的深夜很安静，偶尔有一辆车经过，车灯扫过对面建筑的墙壁，亮一下，暗了。有时候会有几个人从酒吧出来，笑着闹着，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她在高处看着他们，像在看另一个世界的故事。那个世界很热闹，但不属于她。
　　有一次她在深夜翻到了苏淮安的号码。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有些刺眼，她眯了眯眼睛，看着那三个字——“苏淮安”。她已经很久没有给他发过消息了，跨年夜那句“同乐”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不知道他换号码了没有，他大概也没有必要换，毕竟他也不会等谁的电话。
　　她把手机放下，倒了一杯凉水喝完。
　　苏黎世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就在校园里，离她的宿舍步行不到十分钟。她每天都从那栋建筑门口经过。有时候会看见有人推门进去，有时候会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进去的人表情大多很平静，看不出来什么。出来的人表情也大多很平静，也看不出来什么。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把伤口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已经贴好了创可贴，假装不疼。
　　推门进去的那天是二月的一个下午。天阴着，没有下雪，风很大。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手搭在门把手上，冰凉的金属贴着她的掌心，犹豫了又犹豫。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害怕。她怕走进去之后一切就变成真的了，她真的病了，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好起来。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门。
　　前台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轻，用德语问她有没有预约。她愣了一下，说没有。女人翻了翻预约本说最近的一个空档在三周后。
　　三周后。她点了点头，填了一张表，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女人问她有没有指定的咨询师，她摇了摇头。女人又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她想了一下说，会说中文的最好。她的德语还没有好到能把心里那些最深的恐惧说清楚。
　　女人看了她一眼，在预约本上写了几笔，说会尽量安排，三周后的这个时间，请准时来。她说了谢谢，转身走出那扇门。外面还是阴天，风还是很大，她站在台阶上，把手插进口袋里。手在口袋里攥成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有点疼，但没有松开。
　　三周。还要再熬三周。
　　回到宿舍之后，她给霍衿语回了一条消息。霍衿语之前发了许多条，问她最近怎么样，问瑞士冷不冷，问她寒假到底能不能来。她一直没有回复。今天她回了——“最近有点忙，等忙过这阵子再联系你们。”霍衿语秒回了，问她忙什么。她说考试。霍衿语发了一个哭脸，说“好吧，你先忙，考完了记得找我”。她说好，把手机放在桌上。
　　她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心里有一点愧疚，但她没有办法。她不能在这个时候和她们联系——她们太了解她了，隔着屏幕也能听出她在假装没事。她不想让她们知道她又病了，不想让她们从那么远的地方飞过来看她。她们来了，她就会忍不住想哭，忍了那么久，她不想在任何人面前哭。
　　她决定一个人扛着。就像以前一样，就像爷爷走的那次一样，就像和向栖迟分手的那次一样。她一个人扛过来了，这次一定也能。
　　可是这一次好像不太一样。以前扛得住是因为心里还有一口气，那口气叫“我偏要”。偏要考第一名，偏要证明自己，偏要让他们看看我能不能做到。现在那口气好像散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散的。也许是那天在雪地里仰起头看着漫天雪花的那一刻，也许是那个叫林晚晚的女孩从十八楼坠落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在那些失眠的夜晚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某个时刻。那口气散了，她再没有力气去较劲。
　　她只是在熬，熬过每一天。从早上醒来到晚上闭眼，把这一天熬过去。明天再熬一遍，后天再熬一遍。
　　三周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她每天按时吃药，按时上课，去图书馆，回宿舍，做饭。她把每一天都安排得很满，因为一闲下来那些念头就会涌上来。她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于是开始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回宿舍之后继续看书，看到眼睛睁不开才躺下。
　　有一天她在图书馆遇见了同专业的一个中国女生，叫许诺，比她高一届。她们在图书馆经常碰见，偶尔会坐在一起。许诺说话很快，总是笑着，看起来没有什么烦恼。那天她问她怎么每天都待到这么晚，她说睡不着，回去也是浪费时间。许诺看了她一眼，说“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她愣了一下。她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但许诺看出来了。
　　“还好。”她说。
　　许诺没有追问，低下头继续看书。
　　季语桐看着许诺专注的侧脸，忽然想问——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候，明明很难过，却说不出为什么难过？她没有问，低下头继续看书。
　　三周后的那个下午，她站在心理咨询中心门口，犹豫了比上次更久。手搭在门把手上，心跳快得像擂鼓。她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门，走进去。前台换了个人，是个年轻女孩，说话很快，带一点口音。她报了名字，年轻女孩翻了翻预约本，说“找到了，在三楼，三零七房间。咨询师姓陈，中国人。”
　　她乘电梯上了三楼，走廊很长，灯是暖黄色的。走到三零七门口站了一会儿，抬手敲了门。
　　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门口，四十多岁的样子，短发，戴着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她笑了笑说“季语桐？请进。”
　　房间不大，两张沙发，一张茶几，一盏落地灯，窗户开着，看得见远处的山。陈老师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那杯水，低着头。陈老师没有看她，也没有急着问，只是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安静地等着，好像在说——不急，等你准备好。
　　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从亮变暗，云从这边飘到那边。陈老师的呼吸很轻，几乎听不见，但季语桐知道她在等，等着自己开口。她有很多话想说，堵在喉咙口，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过了很久，她终于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小很哑，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从十八楼跳下来。”
　　陈老师没有动，没有插嘴，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只是安静地听。
　　“她叫林晚晚，二十岁，中国人。前几天她在图书馆帮我找过资料。她说她在这里快两年了，德语说得比我好很多。她说有问题可以问她。我们约好一起去喝咖啡的。”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她没有来。她不会来了。”
　　陈老师递过来纸巾盒。她低头看着那个纸巾盒，没有拿。
　　“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她。梦见她站在窗台上，白裙子被风吹起来。我想喊她不要跳，但喊不出来。她就跳下去了。”
　　“我爷爷也走了。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他在病房里，我在考场上。他在等我的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一滴的，砸在牛仔裤上，砸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点。
　　“我出过车祸。”她说，“在高考完的那天。我穿着一条新裙子，海蓝色的，准备去和朋友吃饭。那辆车从后面撞过来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落地的那一瞬间——很疼，比什么都疼。”
　　“我在瑞士住了很久很久。每天做康复训练，疼得浑身发抖，但我没有哭。我不是坚强，我是哭不出来。”
　　她抬起头看着陈老师，眼睛红红的。
　　“我好像不会哭了。”
　　陈老师看着她，看了几秒，轻轻说了一句话：“不会哭，也是一种病。”
　　季语桐愣住了。不会哭也是一种病。她想反驳，张开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陈老师说：“你压抑自己太久了。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里，不让它们出来。你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可是那些情绪不会消失，它们会变成别的东西——失眠、恐惧、麻木、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她又说，“你病了。”
　　季语桐低下头，看着自己攥紧的双手，看着自己凸起的指节和苍白的皮肤。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
　　第一场咨询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站起来，陈老师送她到门口。
　　“你说你不会哭，”陈老师的声音很轻，“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她说了谢谢，走出房间。走廊上的灯已经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键，电梯门开，走进去。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看见自己在金属门板上的倒影——瘦瘦的，薄薄的，眼睛红红的。
　　好丑。她移开视线。
　　回到宿舍之后她翻出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今天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姓陈，中国人，四十多岁，说话很轻。她说不哭也是一种病。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爷爷走的那天开始的。我想哭，但哭不出来。那口气堵在胸口，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她放下笔，把那页合上。
　　那天晚上苏淮安给她发了一条消息。不是新年祝福，不是节日问候，是一条她从来没有期待过的消息——“最近怎么样？”
　　她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打了几个字——“还好。”发过去。
　　那边过了一会儿——“那就好。”
　　她看着那行字，忽然很想哭。但她哭不出来，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她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不知道写什么，就写‘我很好’。三个字就够了。”她写了“还好”，不是“很好”。他看出来了吗？应该没有。她和苏淮安，隔着几百公里，隔着手机屏幕，隔着医生和病人那道永远跨不过去的界限。他不会看出来的，她也不想让他看出来。
　　她后来又去看了心理咨询师。
　　每周一次，在固定的时间，走进那间暖黄色灯光的房间，坐在那张沙发上。有时候说很多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陈老师从来不催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等她想说了再说，等她想哭了再哭。
　　有一次她问陈老师——“我会好起来吗？”陈老师看着她，慢慢地说了一句让后来的她记了很久的话——“你已经在好起来了。你来这里，就是好起来的开始。”
　　她走出那扇门的时候，外面下着雪，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站在那里仰起头看着那些雪。她想起那个叫林晚晚的女孩，那个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那个在图书馆里对她说“有问题可以问我”的女孩。她走了，但她还在。
　　她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