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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疗伤 只是安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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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溪对大理的第一印象,是阳光。
那种阳光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阳光总是隔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照在身上温吞吞的,不痛不痒。
但大理的阳光是直接的、赤裸的、毫不吝啬的,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整一桶金色的颜料,哗啦一声,把整个世界都浇透了。
她走出大理火车站的时候,被那道光晃得眯起了眼睛。
空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花香,又像是泥土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的那种干燥而温暖的气息。
远处的苍山连绵起伏,山顶上还残留着薄薄的一层雪,在蓝得发指的天空映衬下,像一幅挂在天地之间的巨幅水墨画。
林溪拖着行李箱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仰起头,看着那片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从鼻腔进入,经过喉咙,穿过胸腔,一直沉到小腹。
她能感觉到那口气在她身体里蔓延开来,像一股温热的泉水,流过那些干涸的、龟裂的角落,一点一点地浸润着那些被疼痛和疲惫折磨了太久的土地。
她忽然想哭。
不是难过,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巨大的感动。
感动于这片天空的辽阔,感动于这束阳光的慷慨,感动于自己还活着,还能站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一切。
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眯着眼睛,让阳光把她的脸烤得发烫。
她在古城边上订了一间民宿,一个月起租,月租八百块。
房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族阿妈,姓杨,皮肤被晒成了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像大理坝子上的沟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两条缝,露出两排不太整齐但很白的牙齿。
杨阿妈帮她把行李箱拎上二楼,推开了一扇木门。
“姑娘,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窗户是木框的,推开以后能看到远处的苍山和近处的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卫生间在一楼,公用的。厨房也可以用,你高兴自己做饭就自己做。有什么需要就跟阿妈说。”杨阿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交代完,拍了拍林溪的肩膀,下楼去了。
林溪站在窗前,看着那棵三角梅,看了很久。
她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进衣柜,把书一本一本地摞在书桌上,把电脑放在书桌中央,把那只橘猫抱枕放在床上。
做完这一切,她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忽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简陋的房间,比北京那间精装修的公寓更像一个家。
因为这里没有别人的影子。
这里只有她自己。
最初的半个月,林溪几乎没有出门。
她像一个受了伤的动物,本能地寻找一个安全的、黑暗的、与世隔绝的洞穴,把自己藏进去,等待伤口慢慢愈合。
她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以后就躺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的那棵三角梅在风中轻轻摇晃。
饿了就去厨房煮一碗面,或者去路口的小店买一碗米线。吃完了回来继续躺着,看书,或者不看;想事情,或者不想。
她的身体还在恢复。小腹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很多,但偶尔还会隐隐地抽一下,像一个遥远的回声,提醒她那些事情真实地发生过。
她按时吃消炎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她对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温柔和耐心,像对待一个受了伤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不敢再让它受一点委屈。
但她的心理,没有那么容易恢复。
那些画面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B超单上那个蚕豆大小的胚胎,手术台上刺眼的无影灯,麻药退去后那种巨大的空。
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以为自己足够坚强,可以独自面对这一切。但真正经历过之后,她才发现,有些东西是准备不了的。
她可以为一场考试准备三个月,但她无法为失去一个孩子做准备。
因为她不是在失去一个孩子——她是在主动放弃一个孩子。这种主动的选择,比被动的失去更让人难以承受。
因为她知道,这是她自己做的决定。没有人逼她,没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必须打掉。是她自己走进医院,自己签的字,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
这个决定,她要背负一辈子。
有时候在深夜里,她会忽然想起那个小小的、有心跳的生命,然后胸口会闷闷地疼一下,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捏了一下心脏。
那种疼痛不剧烈,但很持久,像一个永远调不准音的乐器,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发出微弱的、不和谐的嗡鸣。
她不允许自己沉溺在这种情绪里。
每次那种疼痛袭来的时候,她就会起来,倒一杯水,走到窗前,看着苍山在月光下的轮廓。
苍山不说话,三角梅不说话,月光不说话。
它们只是安静地存在着,用它们的沉默告诉她:这个世界很大,你的痛苦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第三周的时候,林溪终于走出了那扇门。
不是因为伤口已经愈合了,而是因为她发现,再这样待下去,她会疯掉。
房间的四堵墙开始向她挤压过来,天花板越来越低,空气越来越稀薄,她需要走出去,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需要看到天空和土地,需要重新确认自己还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洗了脸,扎了头发,背上那个旧帆布包,走出了民宿的大门。
古城的主街离她住的地方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她沿着青石板路慢慢地走,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小店——卖扎染的、卖银器的、卖鲜花饼的、卖手工皮具的。
游客不多,因为是淡季,大部分是像她一样的散客,三三两两地走着,偶尔停下来拍张照片,或者在小店的门口驻足张望。
林溪没有进任何一家店。她只是走着,看着,感受着。
阳光落在青石板路上,把路面晒得温热。空气里有烤乳扇的甜香和鲜花的芬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只属于大理的、独特的气味。
远处的苍山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深邃的青蓝色,山顶的积雪在云层中若隐若现,像一幅不断变化的画。
她沿着人民路一直走,走到了洱海门。
出了城门,视野忽然开阔起来。洱海就在前方,一片巨大的、蓝绿色的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像无数颗钻石在水面上跳跃。
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颜色从近处的深绿渐变成远处的淡蓝,最后消失在天空的尽头。
林溪站在城门外,看着那片水面,忽然想起一件事。
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开阔的风景了。
在北京的时候,她的视线永远被高楼大厦阻挡,最远只能看到隔壁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阳光被折射成刺眼的光斑,天空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形状。
她已经忘记了,天空应该是完整的、没有边界的、让人一眼望不到头的。
她沿着环海西路走了一段,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来,面对着洱海,把鞋子脱了,光脚踩在草地上。
草是凉的,带着露水的潮湿,扎得她脚心痒痒的。
她坐了很久。
久到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洱海的颜色从蓝绿色变成了金色,久到远处的苍山被晚霞染成了温柔的橘红色。
她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刻意地回忆过去,也没有刻意地规划未来。她只是坐着,看着,呼吸着。
一只白鹭从水面上飞过,翅膀在夕阳中镀上了一层金边。它飞得很慢,很从容,像是在享受这段旅程本身,而不是急于到达某个目的地。
林溪看着那只白鹭,忽然笑了一下。
她想,也许这就是她需要学习的东西——不是急于到达某个地方,不是急于成为某个人,不是急于证明自己过得很好。
只是安静地、从容地、像那只白鹭一样,享受这段旅程本身。
回到民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杨阿妈在一楼的院子里乘凉,看到她回来,招了招手:“姑娘,过来坐。”
林溪走过去,在杨阿妈旁边的竹椅上坐下来。
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不是开花的季节,但叶子绿得发亮,在路灯下像涂了一层油。夜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在低声说着什么。
“今天去哪了?”杨阿妈问。
“去洱海边走了走。”
“好看吧?”
“好看。”林溪说,“特别好看。”
杨阿妈看了她一眼,那双被岁月磨砺过的眼睛虽然有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有一种直透人心的力量。她看了林溪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
“姑娘,阿妈活了大半辈子了,看人还算准。”杨阿妈慢悠悠地说,“你心里有事,而且不是小事。但阿妈看你今天的样子,比刚来那天好多了。”
林溪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笑了笑。
“大理是个好地方,”杨阿妈继续说,“阿妈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很多地方,昆明、成都、广州,都待过。但最后还是回了大理。为什么?因为别的地方待着累。在大理,你不用急,不用争,不用跟任何人比。苍山在那里,洱海在那里,你只要活着,好好活着,就够了。”
林溪听着这些话,觉得它们像杨阿妈泡的普洱茶一样,初喝的时候觉得平淡,但回味起来,有一种悠长的、让人安心的甘甜。
“阿妈,谢谢你。”她说。
“谢什么?”杨阿妈摆摆手,“你交了房租的,又不是白住。行了,早点睡吧,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的。”
林溪站起来,跟杨阿妈道了晚安,上楼去了。
她洗了澡,吃了药,躺在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窗外有虫鸣,一声一声的,不急不缓,像一首没有歌词的催眠曲。
月光透过木窗棂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格一格的光影。
她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次。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的。”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然后她翻了个身,沉沉睡去。这是她来大理以后,第一次没有在深夜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