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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命运 那是命运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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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周五的晚上。
陈知予加完班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她洗了澡,躺在床上,本来想再看一会儿手机,但眼皮沉得像灌了铅。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几乎是瞬间就沉入了睡眠。
然后她做了那个梦。
不,那不是梦。
那是命运给她看的一部电影。
一部关于她未来五年的、高清的、4K的、无法快进也无法暂停的电影。
梦里的她,在一个产房里。
她躺在产床上,双腿被架起来,阵痛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过来。
她浑身都是汗,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嘴唇干裂,嗓子已经叫哑了。
护士把一张纸递到她面前让她签字,她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家属呢?”护士问。
“没有家属。”她说。
她不敢告诉妈妈,她走了一条老路。
声音不像她的,像别人的,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在水里发出的声音。
护士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把笔递给她。
她签了字,歪歪扭扭的,最后一个字的笔画拖出了纸面。
她在产房里疼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旁边的产妇换了两个,第一个生完推走了,第二个也生了,只有她还在那里。
胎位不正,医生说可能要剖腹产,让她再等等。
等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快死了。
孩子终于生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哭了。
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她看,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上还有血。
她看了一眼,笑了,然后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她在病房里,旁边没有人。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水和一个面包。
她拿起水杯喝了一口,凉的,牙齿发酸。
她把水杯放下,侧过头去看旁边的小床。
孩子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很轻。
她伸出手去碰了碰孩子的手指。那么小,像一颗花生。
花生一样的手指抓住了她的指尖,力气大得出奇。
她想,值得。这一切都值得。
然后梦开始加速。
她看见自己出了月子就去上班了。涨奶的时候躲在厕所里用吸奶器,外面有人在催她开会。
她把吸奶器藏在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抱在怀里走出厕所,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
她看见自己半夜爬起来喂奶,困得眼皮都睁不开,孩子哭她也哭,哭着哭着又觉得好笑,一边笑一边掉眼泪。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地拍,拍着拍着孩子不哭了,她也不哭了。
她低下头,在孩子毛茸茸的头顶上亲了一下。
她看见自己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抱着同样发烧的孩子在医院排队。
前面还有三十几个人,她靠在墙上,感觉自己随时会倒下去,但她不敢倒,因为怀里还抱着一个。
孩子在哭,她也想哭,但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哭了就更没有力气了。
她看见自己一边改方案一边用脚摇婴儿床。
床是二手的,摇起来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
她把方案改完,发送,然后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
她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两秒钟就睡着了。
她妈从老家来了。
六十岁的女人,高血压,每天帮她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
她有一次深夜回家,看到她妈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孩子的袜子。
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哭了很久。
第二天她妈什么都没说,只是早饭多给她煮了一个鸡蛋。
她升职了。
从专员到主管,从主管到经理。
每一次升职都伴随着更长的加班、更大的压力、更多的应酬。
她学会了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学会了在甲方面前点头哈腰,学会了在同事的冷言冷语里微笑。
她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不像从前那个会因为一朵花开而开心一整天的女孩。
孩子三岁的时候,她妈累倒了。
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床。
她把妈妈送到医院,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六万。
她银行卡里的钱刚好够,交了费,剩下的刚好够下个月的房租。
那天晚上她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忽然觉得这五年就像一条隧道,她一直在走,一直走,走了很久很久,但出口的光始终只有那么一点,忽明忽暗,怎么也走不到。
然后第五年,陆时衍出现了。
梦里的她站在一个商务酒会上,穿着她最贵的那件黑色连衣裙,正在跟一个客户交换名片。
有人从背后叫了她一声。
“陈知予?”
她转过头。
陆时衍站在三步之外。
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比五年前成熟了很多,眼角有了细纹,但整个人像一块被打磨过的玉,温润而有分量。
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
“好久不见。”他说。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心跳加速,不是怨恨,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很奇怪的、近乎本能的警觉——她下意识地退后了半步,把身体微微侧过来,挡住了小腹上的那道疤。
“好久不见。”她说。
梦里的后来,她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创业成功了,公司拿了C轮融资,来参加这个酒会是为了见投资人。
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谈过恋爱。
他偶然从朋友那里知道了孩子的存在,查了很久,才找到了这次“偶遇”的机会。
他开始弥补。
他给孩子找最好的幼儿园,给她妈请最好的护工,帮她的公司介绍了一个大客户。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姿态很低,不张扬,不邀功,像一个欠了债的人,小心翼翼地还着利息。
他说他不求她原谅,不求她回头,他只是想做一些事,让他自己好受一点。
她拒绝了很多次。
但生活太硬了,一个人撑了太久,她太累了。
当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愿意替你分担一些重量的时候,拒绝是需要力气的,而她那时候的力气,刚好用完了。
他们复合了。
婚礼不大,在一个小教堂里,她穿着白色婚纱,孩子穿着小西装当花童。
陆时衍看着她说誓词的时候哭了,她也哭了。
所有人都说这是最好的结局,破镜重圆,苦尽甘来,她值得。
摄影师说,笑一笑,看镜头。
她看着镜头,笑了。
然后她在梦里想:那五年呢?
那个念头像一道裂缝,从她笑容的缝隙里无声地蔓延开来。
那五年里她一个人在产房疼了十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在哪?
她发着烧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的时候他在哪?
她妈累出腰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在哪?
她一边喂奶一边改方案、困得把手机掉在孩子脸上的时候,他在哪?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消失了五年,然后带着成功和愧疚回来,用余生的“弥补”来抵消那五年的“缺席”。
而这在所有人眼里,竟然是一个圆满的故事。
因为她最后“得到了幸福”。因为她没有死在那些苦难里。
因为她坚强、独立、了不起,所以她值得一个迟来的好结局。
可那些苦难呢?那些苦难不会因为他后来的出现而消失。
它们真实地发生过,每一天每一夜,每一个细节,都刻在她的身体里、她的记忆里、她的人生里。
它们不会因为她现在笑了就被抹去。
她想,如果她是一个男人呢?
如果是一个男人,独自把孩子养大,吃了五年苦,最后前女友回来弥补,两个人复合——会有人把这个故事叫做“圆满”吗?
还是会有人问一句,凭什么?
凭什么她的苦难变成了他们爱情故事的序章?
凭什么她一个人扛过的那些年,最后变成了“破镜重圆”这四个字里可以被跳过的一段?
凭什么她要感谢那些苦难?
凭什么她要感谢那个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缺席了五年的人?
她不想感谢。
她恨。
然后她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