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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8章菲利普斯医生 第8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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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菲利普斯医生
MRCS的成绩出来之后,伦敦就一天比一天冷了。
布鲁克街的灰砖小楼在寒风里缩着,窗框被吹得嗡嗡响。西奥多把书房的壁炉点上了,木柴在炉膛里烧得噼啪作响,偶尔有一声爆裂,火星溅出来,落在石板上,闪一下就灭了。他坐在书桌前,翻着那本药物学的笔记,等着LSA的结果。
贝茨每天照常做饭、打扫、喂马、擦车。他不问结果的事,只是每天早上的茶泡得更浓了一些,晚上的热水烧得更热了一些。西奥多有时候从书房下来,看见贝茨在一楼诊室里擦药柜,药柜的抽屉一个一个拉出来擦过,又一个个推回去,整整齐齐。药柜还是空的,标签还没写,药材还没买,但抽屉的滑道已经被擦得锃亮。
十一月上旬,LSA的成绩来了。西奥多拆开信封的时候,手没有抖,但呼吸停了一瞬。那张纸上是他的名字,和“通过”两个字。他把纸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回信封里,压在书桌上那本最厚的解剖学课本下面,和MRCS的证书放在一起。
两场考试,两个执照。从爱丁堡到伦敦,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从学生到医生。
他站在窗前,推开窗户,十一月的风灌进来,冷冽冽的,带着伦敦特有的煤烟味和海腥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窗外的红砖烟囱冒着淡淡的烟,被风吹散。
西奥多站在窗前,看着那一片烟,站了很久。
执照拿到手之后,日子忽然慢了下来。
不用复习了,不用背书了,不用每天早起泡一杯浓茶坐在书桌前看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了。西奥多反而有些不习惯。他每天早上还是早起,泡一杯茶,端着走到书房,在书桌前坐下,然后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翻了翻那本从利物浦买回来的地质学书,又放下了。翻了翻那本农业书,又放下了。最后他拿起笔,开始写信。
不是一封,是好几封。
他写给爱丁堡的孟罗教授,告诉他自己通过了伦敦的两场考试,拿到了MRCS和LSA的执照。信写得不长,但很认真。他把考试的过程、面试的问题、考官的刁难,都写了一遍。最后加了一句:“学生能有今日,全赖教授四年的教导。”
他写给格里森先生,谢谢他带自己去皇家植物园认药草。他写道:“您说‘认药草不难,难的是记住每一样东西该用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开始准备自己的诊所了,药材清单写了一页又一页,每一样都要查药典、查剂量、查禁忌。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您当年的那些话。”
他写给约翰·贝尔先生,谢谢他教会自己握住手术刀。他写道:“我在MRCS实操考试中考了缝合和止血。考官问我练了多久,我说‘从爱丁堡就开始练了’。他没有再问。”
他写给安德鲁·邓肯先生,谢谢他在自己还是一个懵懂新生的时候,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他写道:“您说‘医学不是科学,医学是艺术’。那时候我不太懂,现在慢慢明白了。”
他写给詹姆斯·格雷戈里先生,谢谢他教会自己如何面对病人。他写道:“您说‘听病人的话,但不全信。看他的人,但不只看表面’。这句话我记了四年,每次看诊的时候都会在心里默念一遍。”
他写给查尔斯·霍普先生,谢谢他让自己对药物学产生了兴趣。他写道:“我记得您在化学课上做的那个实验——两种无色透明的液体倒在一起,变成了深紫色。全班都惊叫了一声,您只是笑了笑,说‘这就是化学’。”
他写给约翰·汤姆森先生,谢谢他改变了自己看待疾病的方式。他写道:“您说‘炎症不是敌人,是朋友’。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七封信,七位老师。从解剖学到药理学,从外科学到临床诊断,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爱丁堡四年,他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自己。
他把信折好,塞进各自的信封,在封口滴了蜡,盖上印章。厚厚的一叠,放在书桌的右上角。第二天贝茨出门的时候,他把信交给他——“送去邮局。爱丁堡的地址,都在信封上写着。”
十一月中的一天,加德纳舅舅让人捎话来,说伦敦市长巡游快到了,让西奥多一起去看看。
西奥多原本没想去。他对这种热闹场面没什么兴趣,但舅舅说得有道理——他不是去看热闹的,是去让人看见的。他刚从爱丁堡毕业,在伦敦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市长巡游是伦敦上流社会一年一度的大聚会,贵族、议员、富商、名医,几乎全都会到。穿得体面些,站在对的地方,被人看见,被人记住,这是进入这个圈子最快的方式。
他从衣柜里拿出那套还没穿过的新礼服。黑色长燕尾服,剪裁合体,肩线恰到好处地撑起轮廓。白色硬领衬衫,领口挺括,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黑色正装马裤,黑色长靴,擦得锃亮。他站在穿衣镜前,把领带又系了一遍,确认没有歪。
巡游那天,街上挤满了人,彩旗飘扬,鼓乐喧天。加德纳舅舅带着西奥多站在市政厅侧门的一处台阶上,位置不高不低,刚好能看见巡游的队伍,又不至于挤在人堆里。舅舅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厚呢大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的胸针,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那个是市长。”舅舅低声说,“旁边那个瘦高个,是他的秘书。后面那辆马车里坐的是几位市议员。再后面那辆,是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长和几位理事。”
西奥多顺着舅舅的目光看过去。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马车是深蓝色的,车帘半掩着,能看见里面坐着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
巡游结束后,舅舅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张招待会的入场券,塞给西奥多一张。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水晶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洒下一片温暖的光。舅舅带着他走了一圈,见了不少人。介绍他的时候,总是先提他的年龄和学历——“二十一岁,爱丁堡医学院毕业,MRCS和LSA双证。”——然后才提他是自己的外甥。
这个顺序很聪明。先亮资历,再拉关系。别人记住的,是“那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医生”,而不是“加德纳的外甥”。
西奥多跟着舅舅,不抢话,不冷场。有人问话,他答;没人问话,他微笑。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少说一个字。
从招待会出来,天已经黑了。贝茨的马车停在街角,西奥多上了车,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十一月底,圣安德鲁日。
西奥多收到了爱丁堡同学霍普金斯的邀请,请他参加在伦敦的苏格兰人聚会。酒馆在苏荷区,不大,但很有年头。西奥多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的穿着苏格兰格子呢,有的别着蓟花胸针,正在高声谈笑。
霍普金斯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见西奥多进来,站起来朝他挥手。“菲利普斯!这边!”
西奥多走过去坐下。桌上已经摆了几杯啤酒,霍普金斯推了一杯给他。“执照拿到了?”
“拿到了。MRCS和LSA都过了。”
“厉害。”霍普金斯端起酒杯,“我LSA过了,MRCS还没考。你比我快。”
“你只是慢一点,不是过不了。”
霍普金斯笑了笑,跟他碰了一下杯。
席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聊爱丁堡,聊医学院,聊孟罗教授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考试。有人说教授今年又改了考题,比去年更难;有人说教授的身体大不如前,可能快要退休了。西奥多听着,偶尔插一句嘴,心里却想着,等回麦里屯的时候,一定要绕道去爱丁堡看看教授。
聚会持续到深夜。散场的时候,霍普金斯拉着西奥多的手,说了一句:“菲利普斯,以后你在伦敦混出头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
西奥多笑了笑。“不会忘的。”
十二月的伦敦,天黑得越来越早。
下午四点多,窗外的天就开始暗了。西奥多把书房里的灯点得更早了一些,那盏充电式复古油灯,暖白色的光洒在书桌上,安安静静的。他坐在灯下,翻着诊所的药材清单,一样一样地核对。解热镇痛药、消炎药、止血药、消毒药、麻醉药,他在系统里一项一项地查价格,一项一项地记在笔记本上。清单写了三页纸,密密麻麻的。
虽说准备这一切容易,但是他并不想公开营业,他的诊所连招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