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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董计if②②   码头上 ...

  •   码头上的风声是一夜之间刮起来的。

      最先被卷进去的是董袁仲那位老朋友,姓沈,在省港码头当了二十年的调度主任,因为不肯配合一批来历不明的货物入关,被人写了检举信。

      信里扣的帽子很重:里通外国、侵吞国家财产、拉帮结派搞独立…

      信过了将近两天才送到董袁仲手上,几经辗转,被揉得皱皱巴巴。

      他跟计鸢说:“我要去一趟码头。”

      “我跟您一起去。”

      “你留在家里。”

      “先生,”计鸢拦在门口,“上辈子您就是一个人去的。”

      董袁仲系扣子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看着计鸢,这个从五岁起就赖在他身边的小人现在已经长到能平视他的锁骨了。

      那张脸上也没有了撒娇,只有一种不属于十三岁少年的,被岁月打磨过的沉静。

      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在槐树下,这个孩子趴在他腿上哭着说:“上辈子您就是拿这些话把我撵走的。”那时候他以为那只是小孩的胡话。

      但现在他看着这双眼睛,第一次觉得那些“胡话”可能是真的。

      “那就一起去。”

      省港码头在槭城东北方向,紧邻出海港,是北方最大的货运中转站之一,沈主任被审查的消息传开后,码头上人心惶惶。

      董袁仲带着计鸢找到了沈主任的办公室,门上的封条还没干透,隔壁调度室的老工人把他们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沈主任是被人害的,那批货是港务局赵副局长签的字,沈主任不配合,赵副局长就找人写了黑材料。”

      董袁仲问:“有没有证据?”

      老工人说:“调度日志在沈主任被带走之前就被收走了,但仓库那边还有一份副本,是沈主任自己手抄的,藏在仓库办公室的夹墙里。那间办公室前天被港务局的人换了锁,现在谁也进不去。”

      计鸢忽然开口:“我去拿。”

      董袁仲按住他的肩膀:“别闹,你知道夹墙在哪个位置吗?”

      计鸢愣了一下,脑子里飞快地过着信息。

      仓库办公室的平面图他在档案馆里见过,是手绘的,标注了保险柜的位置,夹墙在保险柜后面的那堵墙里,需要先移开保险柜才能打开。

      “我知道夹墙在哪个位置,”他说,“保险柜后面的墙,从上往下数第三排砖,从左往右数第五块,是活动的,但我需要人帮我移开保险柜。”

      老工人看了看董袁仲,又看了看这个半大的少年,犹豫了片刻,说:“仓库那边有三把新锁,钥匙在港务局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六点交班,交班的时候有一刻钟的空档,我可以想办法拖住他们。”

      傍晚下起了小雨,这是无的保护,也增添了困难。

      雨声可以掩盖脚步,可以遮挡视线,可以销毁痕迹,同样的,也会让计鸢的行动受限。

      雨丝细密,落在仓库的铁皮屋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把整片码头笼在一片灰蒙蒙的水雾里。

      老工人在保卫科门口拦住了交班的两个值班员,从上到下把码头几个领导的黑料全扒了。

      董袁仲用撬棍撬开了仓库办公室的铁锁,计鸢先一步钻进去,找到了保险柜后面的夹墙。

      从上往下数第三排砖,从左往右数第五块,他用手指抠住砖缝往外一拉,砖松动了。

      调度日志用油纸裹着,在里面封了将近半个月,纸页受潮发软,但字迹清晰可辨。

      上面详细记录了那批货物的来源、去向、申报人签名,以及沈主任的退回意见,“申报人信息与货主信息不符,不予放行。”

      董袁仲把调度日志收进帆布包里,一边走一边说:“证据有了,还需要证人,沈主任一个人不够,港务局那边至少还需要两个以上的人证,才能证明赵副局长对那批货的申报造假。”

      老工人听着里面没了声音也收了动作,顺着码头转了半圈,最后与董袁仲两人汇合。

      “物证有了差人证,装卸队的老周知道,他亲眼看到赵副局长深夜带人来码头换封条。但老周不敢出头,他家孩子还在城里上学,怕被人报复。”

      计鸢说:“我去跟他说。”

      他找到老周的时候,老周正蹲在码头边抽烟,雨把他的烟头打灭了好几次,但他还在抽,是在专门等人。

      计鸢蹲在他旁边,低声把脑袋那些名字一个一个报出来,那些人被牵连的人,被开除公职的、被记过的、被逼疯的、自杀的…

      他说:“如果这次没有人站出来,这些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以为你不说话就会放过你?”

      老周把烟头掐灭在雨地里:“你一个小孩,怎么知道这些人的名字?”

      计鸢说:“我师父告诉我的。”

      老周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湿透的烟盒揉成一团扔进海里:“好,我作证。”

      三天后,董袁仲带着调度日志和三份证人证词去了省监察委员会。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郑的老专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镜片极厚的黑框眼镜。

      “沈主任的案子之前就有人来递过材料,但都被退了回去。你们这次的材料很扎实,但光有证据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在学术上有分量的人出面背书。最好是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又能引起上面重视的人。”

      董袁仲想了想:“吴教授,省语文学会的吴教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文章,他的意见应该能送到上面去。”

      吴教授的老伴患有罕见疾病,接到电话时正在医院陪老伴做理疗,他挤不出时间去顾别的,但…

      “把材料送过来,我今晚就写推荐信。”

      他的老伴在旁边问了一句:“老吴,这事会不会连累你?”

      “连累什么,我一个教书的,最不怕的就是连累。”

      推荐信和材料被同时递交上去,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董袁仲每天去学校上课,下了课就坐在书房里批论文。

      计鸢带着没好利索的伤跑了好几天,那几天是实在下不了床,只得趴一上午,趴一下午,然后再趴一晚上。

      计鸢知道董袁仲晚上睡不好,他的房间灯总是亮到后半夜,偶尔能听到他在院子里踱步的声音,从槐树下走到影壁前,再从影壁前走回槐树下,来来回回,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

      计鸢什么都没说过,他不善言辞,但他擅长别的,比如让人被迫入睡。

      一到晚上,吃完饭他就往东厢房跑,先让董袁仲给他上药,上完药也不走,就等着董袁仲上床闭眼,董袁仲不睡他不睡。

      前两天董袁仲还不适应,可看着崽子眼底下越来越重的乌青…纵使再睡不着也得装成睡着了。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老工人骑着自行车冲进巷子,车铃铛响得比平时急促十倍。

      他跳下车,气喘吁吁地拍老宅的门:“董老师!沈主任放出来了!监察委今天下午发了公告,赵副局长被停职,那批货被扣押,沈主任恢复原职,码头上的兄弟让我来给您报信!”

      董袁仲开门把人迎进正厅,两人坐着喝了两杯茶,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

      计鸢进去续茶时老工人已经走了,前后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董袁仲,坐在藤椅上,两只手交叠着搁在膝头,低着头,肩膀起伏。

      他在先生旁边蹲下来,仰头看着他。

      他从来没见过先生哭,上辈子没有,这辈子也没有,但此刻董袁仲的眼眶是红的,泪水在里面打转。

      董袁仲说:“沈主任被带走那天,我以为这辈子又要重来一遍,我以为我护不住你,也护不住别人。”

      计鸢把手覆在先生的手背上:“先生,您这辈子没有重来,您救了他。”

      董袁仲抬起头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什么,然后他说:“你上辈子也做过同样的事,对不对?”

      计鸢没有否认。

      “上辈子,沈主任的案子,我到码头的时候,调度日志已经被销毁了,老周不肯作证,吴教授已经去世了。我一个人把能找到的材料整理好,递交给监察委,材料被退了回来。我找了所有我能找的所有人,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沈主任被判了七年,赵副局长升了局长。先生,您走后的第三年,他们才给沈主任平反,那时候他已经死在狱中了。我把那张纸复印了一份,烧在您坟前,我想告诉您,您当年没白跑那些路,您没白熬那些夜,您没白被人骂成‘跟□□串通一气’,但您听不到了。”

      计鸢的手指攥着董袁仲的袖口,攥得指节发白,董袁仲低头看着那只手,反手把那只手握在掌心里。

      他的手在抖,因为他从计鸢的每一个字里听出了真实,那些名字,那些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东西,被这个人用平静的语气还原得分毫不差。

      “上辈子你一个人扛的这些东西,”董袁仲的声音低而沉,“这辈子为什么还愿意再来一次?”

      计鸢抬头看着他,眼里的泪光在台灯下闪了一下:“因为您这辈子还在。”

      窗外的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叶子的沙沙声填满了书房里漫长的沉默。

      董袁仲松开计鸢的手,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泛黄了,封口被反复拆开又粘上,粘了好几层透明胶带。

      他把信封放在计鸢手里。

      计鸢低头看着那个信封,他认出来了,这是他刚穿越过来捋的时间线,哪一年发生了什么,该怎么解决。

      “这封信是唯一没法解释的东西。”董袁仲说,“曾经我不信这上面的事会发生,你六岁那年我在书架上发现它,上面的字迹是你的,但不是你当时能写出来的字。我把它收起来,想了很久很久,我从来不信鬼神,但我信我看到的证据。这封信上的东西不该存在于这个时间,你也不该存在于这个空间。”

      他抬起头看着计鸢。

      “我信了。”

      月光从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那封跨越了两辈子的信上。

      沈主任恢复了原职,码头的风波渐渐平息,赵副局长被调离港务局,那批来历不明的货物被海关扣押,相关责任人一一被追查。

      董袁仲没有接受任何表彰,只在吴教授的再三劝说下,把这次调查过程中的学术论证整理成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没有点名任何人,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入冬之后,董袁仲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寄件人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他拆开信,里面是一份用稿通知和一张汇款单,汇款金额不大,但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文章很有分量,期待更多这样的研究。”落款是编辑部主任的签名。

      董袁仲把用稿通知折好放进抽屉里,把汇款单交给计鸢:“去取钱,顺便买点肉回来。”

      那天晚上董袁仲罕见地喝了一点小酒,酒是吴教授送的一坛黄酒,封泥已经干裂,揭开之后满室醇香。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计鸢倒了小半杯,用开水兑淡了,计鸢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觉得味道有点像放了太多水的红糖姜茶。

      “先生,”他端着那杯兑了水的黄酒,“您以后能不能少喝浓茶?对胃不好。”

      董袁仲晃了晃手里的酒杯:“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十三岁的小孩,还是活了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都不是。”计鸢把杯子里的黄酒一口气喝完,被呛得咳了两声,“用徒弟的身份,上辈子也是徒弟,这辈子也是徒弟,两辈子加起来跟您说的话就那么几句,少喝浓茶,按时吃饭,别熬夜,有事别一个人扛,您上辈子一句也没听进去。”

      董袁仲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喝完,放下杯子,说:“这辈子我尽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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