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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   余晖

      宋辞是在转学的第三天注意到纪时予的。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十一月的操场被夕阳染成了浓烈的橘红色。宋辞刚跑完八百米,正弯腰撑着膝盖喘气,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他抬起头的时候,视线越过操场边的铁丝网,看到了教学楼天台上的一个人影。

      那个人站在天台的边缘,逆光而立,轮廓被夕阳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边。他穿一件深灰色的卫衣,帽子没有戴,风吹起他的头发,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随时会被风带走。

      宋辞眯着眼睛看了几秒,认出那是纪时予。和他同班,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永远戴着耳机,永远看着窗外,永远不跟任何人说话。

      “别看了,那是纪时予。”身边跑来跑步的陈屿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意味,“我们年级的奇人,一年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一百句。”

      宋辞没说什么,又抬头看了一眼。天台上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纪时予刚才站的位置,是在天台的边缘,没有任何护栏。

      这个画面在宋辞的脑海里停留了很久,久到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那个逆光而立的身影依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视网膜上。不是因为好看,虽然纪时予确实好看,五官精致得像杂志上剪下来的,但吸引宋辞的不是那张脸,而是那个人身上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一把火快烧完了,只剩下一点余烬在风里明明灭灭的感觉。

      宋辞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转学之前他在原来的学校也是独来独往,成绩不上不下,朋友不多不少,活得安安静静。换一个新环境对他来说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安静地活着,他不打算认识谁,也不打算被谁认识。

      但纪时予让他破了例。

      第二天课间,宋辞路过纪时予的座位时,注意到他的桌上放着一瓶没有拧上盖子的水,旁边散着几粒白色的药片。宋辞的脚步顿了一下,那几粒药片的形状他认识——那是阿普唑仑,一种抗焦虑的药物。他母亲也吃这个。

      纪时予不在座位上。宋辞鬼使神差地拿起那瓶水,拧紧盖子,把药片拢到一起,推到了桌角靠墙的位置,不会被人碰到的地方。做完这些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愣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他以为没有人看到。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宋辞收拾书包准备走的时候,一只手按住了他的桌角。

      宋辞抬起头,看到纪时予站在他面前。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那张脸,他比宋辞高半个头,刘海很长,几乎遮住了左边眉毛,露出一双极黑的、看不出任何情绪的眼睛。

      “谢谢。”纪时予说。

      就两个字,声音很低,像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话的人发出的声音,带着一点沙哑。然后他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宋辞桌上,转身走了。

      是一颗橘子味的硬糖,便利店的普通货,包装纸皱巴巴的,像是揣了很久。

      宋辞看着那颗糖,愣了好一会儿。

      从那之后,纪时予开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以一种缓慢的、近乎不动声色的方式。

      他们之间没有正式的“认识”这个环节,没有“你好我叫什么”的自我介绍,纪时予似乎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课间的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坐到宋辞前面的空位上,戴上耳机,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坐着。有时候他会递一颗糖过来,橘子味的,永远是橘子味的。有时候他会在宋辞的课本上贴一张便利贴,上面画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宋辞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他只是每一次都收下那些糖,把便利贴小心地揭下来,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纪时予在做什么,他只是隐约感觉到,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用一种很笨拙的方式靠近他,笨拙得像一只没有学会撒娇的猫,想蹭你的手,又怕你不喜欢,所以只敢远远地蹭一下墙角。

      真正让宋辞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是一个星期后的傍晚。

      那天学校组织大扫除,宋辞被分配到器材室整理东西。器材室在教学楼最东边,很少有人来,门常年半开,里面堆满了落灰的篮球和破旧的体操垫。宋辞正在清点跳绳的数量,听到了隔壁传来的声音。

      器材室的隔壁是心理辅导室,两个房间只隔着一堵薄墙,隔音效果差得离谱。宋辞本来没想偷听,但那个声音实在太清晰了,清晰到他无法装作没听见。

      是纪时予的声音。

      “我不想吃药。”声音很低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实。

      另一个声音是心理老师的,温和而耐心:“纪时予,如果你不按时服药,情况可能会恶化。上次你提到的那些念头,最近还有吗?”

      沉默。

      很长很长的沉默。宋辞手里的跳绳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但隔壁的人显然没有听到。

      “有。”纪时予说,就一个字,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里,连声音都没有。

      宋辞站在器材室昏暗的灯光下,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他想起那个站在天台边缘的逆光身影,想起桌上散落的白色药片,想起纪时予递糖过来时垂下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看不出任何情绪的眼睛,原来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把所有情绪都沉到了最深的地方,深到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在器材室里站了多久。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隔壁已经没有声音了。他走出器材室的时候,迎面撞上了从心理辅导室出来的纪时予。

      两个人面对面站在走廊上,夕阳从西边的窗户斜射进来,把整条走廊切成明暗两半。纪时予站在光的那一半,宋辞站在暗的那一半。

      纪时予看到他,微微顿了一下,脸上没有惊讶,没有尴尬,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他就那么安静地看了宋辞两秒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橘子糖,递过来。

      宋辞没有接。

      “纪时予,”宋辞听到自己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听到了。”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到风穿过窗户缝隙的声音。

      纪时予举着糖的手停在半空中,没有收回,也没有往前递。他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但那种变化太细微了,像是湖面上最浅的一道涟漪,转瞬即逝。

      “哦。”他说。

      就一个字。然后他把糖塞进宋辞手里,转身走了。

      宋辞站在走廊上,看着纪时予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楼梯口。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橘子糖,包装纸上的橘子图案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了,不知道在他口袋里揣了多久。

      那天晚上宋辞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地想起纪时予说“有”那个字时的语气——没有情绪的波动,没有求助的意味,甚至没有悲伤,只是一种平淡的、接受的、几乎可以称之为坦然的态度。

      那种坦然让宋辞觉得比任何求救信号都更让人害怕。因为一个人在真正绝望的时候,是不会喊救命的,他会安静地、有条不紊地、像完成一件日常小事一样,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抹去。

      宋辞知道这种感觉。因为他也有过。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他母亲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时候,宋辞才十四岁。他亲眼看着那个曾经笑着给他做早餐的女人一天一天地变成另一个人——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父亲受不了这种生活,在他们最需要他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宋辞一个人扛着母亲跑了无数趟医院,学会了自己做饭,学会了看药品说明书,学会了在母亲发病的时候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没事的,我在”。

      那段时间他也想过放弃。每天放学回家,推开门之前要先深吸一口气,不知道门后面等着他的是沉默的母亲还是散落一地的药片。十四岁的宋辞觉得自己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会断。但橡皮筋没有断,它只是松了,松成了一根没有弹性的、软塌塌的线。

      后来母亲的病情慢慢好转了。但宋辞知道,有些东西是回不去的。比如那个十四岁之前的自己,那个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天真的、快乐的小孩,已经在某一天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当他听到纪时予说“有”的时候,他听到的不只是那一个字,他听到的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没有求救,没有哭喊,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等风把他吹下去。

      宋辞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屏幕的蓝光在黑暗中亮起来,刺得他眯了眯眼。他打开通讯录,发现自己没有纪时予的号码。他甚至不知道纪时予住哪里,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知道他除了橘子糖还有什么在意的东西。

      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认知让宋辞觉得胸口堵得慌。

      第二天到学校的时候,纪时予不在座位上。

      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第三节课。他的座位一直是空的。宋辞每隔几分钟就往那个方向看一眼,看到那个空荡荡的桌面和靠窗的椅子,心里的不安像一滴墨落在水里,越扩越大。

      第四节课结束的时候,宋辞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班主任,问纪时予为什么没来。班主任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他会问起纪时予,犹豫了一下才说:“他请了病假。”

      宋辞没有等到放学。

      他请了半天假,骑着自行车在十一月的冷风里穿过了大半个城市。他不知道纪时予家的具体地址,但他曾经在班上的学生信息表上瞥到过一个小区名字。凭着那个模糊的记忆和导航的帮助,他在将近四十分钟的骑行之后,找到了一栋灰白色的老居民楼。

      他没有纪时予的号码,不知道他住几楼,不知道他家门牌号。他只是凭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站在楼下按了每一户的门铃。

      没有人应。

      他站在楼下,冷风灌进校服领口,吹得他浑身发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他和纪时予之间甚至算不上朋友,他们只是两颗橘子糖、两张便利贴和一声“谢谢”的关系。但他就是没办法转身离开,好像如果他今天走了,就再也见不到纪时予了。

      他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在楼下的台阶上坐下来。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十一月的天黑得早,五点多的时候路灯就亮了。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孤独的问号。

      大概六点半的时候,楼道的门开了。

      纪时予走出来,穿着那件灰色的卫衣,帽子戴上了,整个人裹在宽大的衣服里,显得比平时更瘦。他看到坐在台阶上的宋辞时,脚步顿住了。

      两个人在路灯下对视。

      纪时予的脸色很差,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下的乌青很重,像很久没有睡过觉的人。但他看到宋辞的瞬间,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黑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什么——不是惊讶,不是感动,而是一种近乎于脆弱的东西,像一个终于被找到的人,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宋辞站起来,腿因为坐太久有些发麻,他晃了一下才站稳。他看着纪时予,看到他卫衣袖口露出的手腕上贴着医用胶布,像是抽过血留下的痕迹。

      “纪时予,”宋辞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你没来上课,我担心你。”

      纪时予站在几步之外,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所有的表情都照得一览无余。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他低下头,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但宋辞看到他的手在发抖——那种从手指尖一直蔓延到肩膀的、控制不住的颤抖。

      宋辞走过去,走到纪时予面前,站定。

      “我跟你说一件事,”宋辞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妈也有抑郁症,我照顾了她三年。我知道这个病是什么感觉,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是纪时予,我懂你在经历什么。”

      纪时予猛地抬起头来。

      那双眼睛里终于有了明显的情绪,不是平静,不是空洞,而是一种让宋辞心碎的、直白的、毫无保留的悲伤。像一堵筑了很久的墙终于裂了一道缝,墙后面的洪水从那道缝里涌出来,挡都挡不住。

      “你懂什么?”纪时予的声音是哑的,带着一种压抑到极致之后的反扑,“你懂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怎么熬过去的感觉吗?你懂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就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的感觉吗?你懂站在天台上的时候那种——”

      他停住了。

      风从两人之间穿过去,吹起纪时予卫衣的帽子,吹乱他的头发。他别过脸去,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动作粗暴得像是在惩罚自己。

      宋辞没有说话。他只是往前走了一步,把两个人的距离缩短到不足半米。然后他伸出手,轻轻地、慢慢地,握住了纪时予还在发抖的手。

      纪时予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分明,手指修长,像一件被人遗落在冬天里的瓷器。宋辞的手很暖,他把那些冰凉的指节一根一根地拢进掌心里,收紧了,像是握住了什么随时会飞走的东西。

      “我不说大话,”宋辞说,“我不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种话,因为我知道那种话没有用。但纪时予,我可以在这里,你难受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你觉得撑不住的时候我替你撑一会儿。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做到。”

      纪时予终于转过头来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的眼睛里,把他的瞳孔照成了琥珀色,里面有一点亮亮的东西在转,但没有掉下来。

      他看了宋辞很久,久到路灯闪了一下又亮起来,久到远处传来了野猫的叫声,久到这个冬天的夜晚又冷了几分。

      然后纪时予反握住了宋辞的手。

      不是轻轻握着,而是用力地、紧紧地、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一样,把宋辞的手攥在掌心里,攥得骨节都发白了。

      他什么都没有说。

      但宋辞从那个握手中听到了所有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交叠在一起,像两棵相邻的树在地下的根系终于缠绕到了一起,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吹过来的时候,枝叶会发出一样的声响。

      宋辞站在那里,让纪时予握着他的手,握了很久很久。他没有抽开,没有催促,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他就那么站着,陪一个快要被风吹走的人站在路灯下,站在冬天的夜晚里,站在所有说不出口的痛苦中央。

      风又吹过来了,纪时予的卫衣帽子滑落下去,露出他完整的脸。他的眼角还红着,但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是宋辞第一次看到他真正地笑,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习惯性的敷衍,而是一种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的、带着泪意的、笨拙的、小心翼翼的笑。

      那个笑容在路灯下像一朵迟开的花,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十一月里,倔强地、安静地、不可思议地绽开了。

      宋辞的眼眶突然就红了。

      他没有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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