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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来的客人 周麟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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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麟屿一岁半的时候,周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林知意决定带儿子去上海。
理由很正当——她在静安区有一块地,项目进入关键阶段,需要她亲自去盯着。但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正当理由”后面还藏着一个私心:她想让儿子看看母亲长大的地方,想让他见见自己在上海的那些老朋友。
“你妈在上海的那些老朋友”里,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个叫沈若清的女人。
沈若清是林知意大学时代的室友,两人同窗四年,好得跟亲姐妹似的。毕业后林知意嫁到了纽约,沈若清留在上海,先是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书,后来评上了教授,再后来升了副院长。她的丈夫顾景川做科技公司,不算顶级富豪,但在上海滩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
两个人虽然隔着太平洋,但每年都会见面。林知意回上海的时候住沈若清家,沈若清去纽约的时候住周家,关系好得像一个人。
“知意,你这次带麟屿来,正好。”沈若清在电话那头说,声音软糯糯的,带着典型的江浙沪女人特有的温柔和利落,“我们家衍之比麟屿大两岁,正好可以一起玩。”
“衍之还画画吗?”林知意问。
“画。天天画。我书房里的纸都被他画完了。”
“那是个小天才。”
“天才谈不上,就是喜欢。”沈若清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骄傲。
就这样,周麟屿在他一岁半的那个秋天,第一次坐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周家的私人飞机是一架湾流G650ER,内部装饰简洁而昂贵。米白色的真皮座椅,深灰色的地毯,胡桃木的桌板,空气净化系统把机舱内的湿度调节到最舒适的水平。周麟屿被安置在母亲的腿上,看着舷窗外纽约的天际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点。
十五个小时的飞行对他来说不算难熬——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吃点心、看窗外一成不变的云层、或者被空乘阿姨抱着在机舱里走来走去。
飞机降落浦东机场的时候,是上海时间的下午两点。
周麟屿被母亲抱着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来接机的沈若清,而是沈若清身后站着的那个男孩。
男孩大约三岁半,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衬衫和深蓝色的短裤,头发是深棕色的,软软地贴在额头上。他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五官还没有完全长开,但已经能看出将来会是一张很好看的脸。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瞳仁很大,眼尾微微下垂,看起来总是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他手里拿着一管颜料——钴蓝色的,管身上沾着干涸的颜料痕迹——和一支水彩笔,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每一根手指上都沾着各种颜色的颜料,像是刚从一个调色盘里捞出来的。
“知意!”沈若清迎上来,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起来。
周麟屿被晾在一边,坐在婴儿车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他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他偏过头,看到了那个男孩。
男孩正看着他,不是那种大人教出来的“快跟小弟弟打招呼”式的礼貌注视,而是真正的、认真的、不带任何目的的观察。他微微歪着头,目光从周麟屿的脸移到他的衣服上,又从衣服移到他的手上,然后回到他的脸上。
周麟屿也看着他。
两个小孩对视了大约五秒钟。
然后男孩伸出了手。
不是要握手,不是要摸他,而是把那管钴蓝色的颜料递了过来。
周麟屿低头看了看那管颜料,又抬头看了看男孩。
他伸手,抓住了那管颜料。
男孩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三岁半的孩子还没有学会那种社交性的、恰到好处的微笑——那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是一种“他接受了我的东西”带来的、小小的、真实的愉悦。
“衍之,这是弟弟。”沈若清弯下腰,对儿子说,“弟弟叫麟屿。你要叫他什么?”
顾衍之想了想,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水面:“弟弟。”
周麟屿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男孩,手里攥着那管钴蓝色的颜料,心里想——如果他此刻有完整的语言能力的话——这个人跟之前见过的所有小孩都不一样。
至于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
他才一岁半,能说清楚的词不超过二十个,其中还包括“奶”“抱抱”“不要”和“周”。
但他记住了一件事:这个男孩手里的颜料是蓝色的,很蓝很蓝的那种蓝,像秋天的天空被压缩进了一根小小的管子里。
而那根管子,现在是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