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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沙河械斗(1)   一、山 ...

  •   一、山洪之夜

      光绪八年(1882年)夏天,唐榆县的老人们都说,活了七八十年,没见过这样的雨。
      入夏以来,天就像被捅了个窟窿,雨一场接一场地下,没完没了。沙河的水一天比一天大,浑浊的浪头拍打着两岸,发出沉闷的“轰隆”声,像是有头巨兽在水底翻身。耿仁厚每天都要到河滩上走一圈,看看水势,看看坝堰。他的眉头越皱越紧,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爹,今年的雨水太大了。”耿德福跟在他身后,手里撑着一把油纸伞。他十四岁了,个子不高,但眉眼清秀,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沉稳劲儿。这两年他在县城的学堂里读书,见识广了,说话也更有条理了。
      “不是太大,是要出事儿。”耿仁厚蹲在坝堰上,伸手摸了摸垒岸的石头。石头被水泡得发黑,缝隙里的泥土已经被冲走了,露出一个个空洞。他用手指抠了抠,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掉。
      “这坝撑不住了。”他站起来,看着滔滔的河水,声音很平静,但耿德福听出了里面的忧虑。
      “那怎么办?”
      “没办法。看老天爷的意思吧。”
      那天夜里,耿仁厚的话应验了。
      雨是从亥时开始变大的。起初是“淅淅沥沥”的中雨,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密集的“啪啪”声。到了子时,雨势陡然加大,像是有人在天上泼水,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打得院子里的石榴树东倒西歪。雷声轰隆隆的,一个接一个,震得窗户纸直抖,仿佛有人在外面擂鼓。闪电一道接一道,蓝白色的光把整个山谷照得雪白,连院子角落里那棵老槐树的每一片叶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赵氏抱着耿德福,缩在炕角。她今年二十六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除了耿德福,又生了两个闺女。她脸色发白,嘴唇紧抿着,一只手搂着儿子,另一只手攥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每逢打雷,她就这样,念的是“观音菩萨保佑”。
      杨二女护着耿德禄,坐在炕的另一头。德禄今年十二岁了,长得虎头虎脑,一脸不在乎的样子。他听着雷声,不但不怕,反而眼睛发亮,像是有一种兴奋。杨二女拉了他一把:“老实坐着,别乱动。”他撇了撇嘴,但还是坐住了。
      瞎眼老太太倒是最镇定的一个。她坐在炕最里面,背靠着墙,闭着眼睛,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她看不见闪电,也就不知道怕。雷声在她听来,不过是大一点的响动而已。她活了七十多年,什么没见过?光绪三年的旱灾,同治八年的蝗灾,咸丰年的兵乱——哪一样不比打雷可怕?
      耿仁厚没有上炕。他披着蓑衣,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院子里的水。雨水已经漫过了门槛,堂屋里进了半尺深的水,他的布鞋湿透了,但他浑然不觉。他看的是沙河的方向——虽然隔着墙看不见河,但他能听见河水的声音。那声音不对——不是平时那种“哗哗”的流淌声,而是一种沉闷的、低沉的“轰隆”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在咆哮。
      “爹,河水涨上来了?”耿德禄从里屋跑出来,站在他身边。
      “嗯。”耿仁厚的声音很沉,“你听。”
      父子俩站在门口,静静地听。雨声、雷声、风声交织在一起,但在这些声音底下,还有一种更低沉、更可怕的声音——那是沙河的声音,是洪水的声音。那声音像一头饿疯了的野兽,在黑暗中低吼,随时会扑上来。
      “爹,坝能撑住吗?”耿德禄问。
      耿仁厚没有回答。他只是摇了摇头。
      天快亮的时候,洪水退了。
      准确地说,不是“退”了,而是“过去”了。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上游的暴雨停了,洪水就像被抽走了骨头,慢慢地矮了下去。但留下的痕迹,触目惊心。
      耿仁厚推开院门,趟着没膝的泥水,一步一步地往河滩上走。泥水冰凉刺骨,里面裹着碎石、树枝、烂草,还有不知从哪里冲下来的粪便,散发着恶臭。他的裤腿卷到了膝盖以上,但泥水还是漫过了膝盖,灌进了裤腿里。
      耿德禄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光着脚——鞋在泥水里不好走,干脆脱了。脚底板踩在碎石上,硌得生疼,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到了河滩上,耿仁厚站住了。
      他的心凉了半截。
      他辛辛苦苦垒了两年的坝堰,被冲垮了一大段——足足有七八丈长。那些他一块一块从河滩上搬来的石头,大的有百十来斤,小的也有五六十斤,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散落在河滩上,像一堆堆乱坟头。坝堰的根基也被掏空了,露出了底下的沙土,松松垮垮的,一脚踩上去就陷下去。
      更惨的是河滩地。他开垦出来的那几十亩河滩地,被洪水冲毁了十几亩。地里快熟的高粱被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躺在泥浆里,杆子断了,穗子泡烂了,像战场上倒下的士兵,一片狼藉。有些地方干脆被洪水犁出了一道道深沟,沟底露出了石头,连土都没了。
      耿仁厚蹲在泥地里,抓起一把被洪水泡烂的高粱穗子,捏了捏,汁水从指缝里流出来,浑浊的、带着一股子馊味的汁水。他没说话,但眼眶红了。
      他不心疼那些石头——石头可以再搬。他心疼那些高粱——那是他种下去的,是他一瓢一瓢浇出来的,是他看着从种子变成苗、从苗长成秆、从秆抽出穗的。再过一个月就能收了,就能磨成面、蒸成窝头,就能让一家人吃饱饭了。现在,全没了。
      还有那些地。那些地是他带着长工们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从满是石头的荒滩上刨出来的。他记得开第一亩地的时候,他的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了茧子。那块地,是他用血和汗换来的。现在,一半没了。
      耿仁厚蹲在泥地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雨水从他的蓑衣上滴下来,滴在泥水里,溅起小小的水花。他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耿德禄站在他身后,攥着拳头。他看了看被冲毁的坝堰,又看了看泡烂的高粱,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劲。他走到耿仁厚身边,蹲下来,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大伯,别难过。坝垮了咱再垒,地冲了咱再开!”
      耿仁厚抬起头,看着侄子。十二岁的少年,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坚毅。他想起大哥耿仁义的死,想起大嫂杨二女带着两个孩子投奔他的那天,想起德禄在灵堂前跪着、一滴眼泪都没掉的那个样子。
      他站起来,拍了拍侄子的肩膀,声音有些沙哑:“好小子,有志气。”
      他转过身,对着身后的长工们挥了挥手:“都别站着了,干活!把能用的石头捡出来,把地里的淤泥清一清。德禄,你去武学堂,把师兄弟们都叫来。人多好干活。”
      众人应了一声,散开了。
      耿仁厚站在河滩上,望着远处被洪水冲刷得面目全非的土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子泥腥味,还有腐烂的植物味道,但他不在意。他在想一件事——这个坝,怎么修?
      原来的坝堰是顺着河岸垒的,不高也不宽,只能挡住一般的洪水。今年这场洪水,是百年不遇的,原来的坝根本挡不住。要想以后不再被冲,就得修一个更高、更宽、更结实的坝——不光是垒石头,还得打桩、灌浆、筑土,把根基打到河床底下,让洪水冲不动。
      但这样一来,坝就会比原来的高出一尺多、宽出两尺。河水被坝一拦,水位就会抬高,流速就会变慢。这对于坨里来说是好事——水位高了,就能灌溉更多的河滩地。但对于下游的村庄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下游最近的是刘家坡,隔着三里路。水到了他们那里,水量就会减少。刘万全那个人,虽然在三年前已经死了,但他的儿子刘铁锤,比他更蛮横、更霸道。耿仁厚跟刘铁锤打过几次交道——这人是个浑不吝,不讲道理,只讲拳头。要是他觉得耿家修坝影响了刘家坡的用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耿仁厚站在河滩上,想了很久。最后,他下定了决心——修。不管刘家坡怎么闹,这个坝必须修。坨里要发展,要开更多的地,要养活更多的人,就必须把沙河的水管住。至于刘家坡,到时候再说吧。
      他转过身,对着正在干活的耿德禄喊了一声:“德禄,你过来。”
      耿德禄放下手里的石头,跑过来。
      “你去跟静虚师傅说,让他带着武学堂的徒弟们,从明天开始,跟我一起修坝。这次修大的——我要把河滩地全部变成水浇地,至少两百亩。”
      耿德禄眼睛一亮:“两百亩?”
      “对。从沙河口到龙王庙,这一段河滩,全部开出来。坝要修到五尺高、三尺宽,底下打木桩,中间灌石灰浆,顶上铺石板。我要这个坝,一百年都冲不垮。”
      耿德禄听得热血沸腾。他攥了攥拳头,大声说:“大伯,您放心!我带着师兄弟们,一定把坝修好!”
      耿仁厚看着侄子兴奋的样子,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拍了拍耿德禄的肩膀:“去吧。记住,修坝是大事,不是闹着玩的。每一块石头都要放稳,每一锹土都要夯实在。马虎不得。”
      “知道了!”
      耿德禄转身跑了。他跑得很快,光脚踩在泥水里,“啪嗒啪嗒”地响,溅起一路泥花。耿仁厚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这孩子,像他爹。仁义当年也是这样,风风火火的,有一股子冲劲。但仁义就是太冲了,才……
      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过去的就过去了,想也没用。现在要做的,是把眼前的事办好。

      二、暗流涌动

      坝堰修了整整一个夏天。
      耿仁厚这次是下了血本的。他不但动用了武学堂所有的徒弟——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还从坨里和附近的村子雇了几十个短工,管吃管住,每天还给二十文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工钱了——大灾之年刚过,到处都是闲人,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还给钱?
      但耿仁厚有他的道理。他对孙秀才说:“先生,这坝不是一天能修好的,也不是一年。我得让人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干,不能光靠情分。情分这东西,用一次少一次。银子就不一样了——花了还能挣。”
      孙秀才捋着胡子,点了点头:“耿掌柜看得透。情分是虚的,银子是实的。虚的不能当饭吃,实的能。”
      修坝的工程很大。耿德禄带着武学堂的徒弟们负责最累的活——从河滩上搬石头、从山上砍木桩、从远处的土坡上挑土。静虚道士虽然不亲自干活,但他在旁边指挥——他懂土木,在五台山的时候,修过庙、筑过墙、垒过坝。他知道怎么打桩才能打得深,怎么垒石才能垒得稳,怎么灌浆才能灌得实。
      “桩要打到硬底!”他站在河滩上,手里拄着白蜡杆子,对着正在打桩的徒弟们喊,“别糊弄!打不深,明年洪水一来就冲跑了!你们不想年年修坝吧?”
      徒弟们咬着牙,抡起大锤,一下一下地砸。木桩一寸一寸地往地下钻,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在敲一面巨大的鼓。
      石头要选大的、方的、棱角分明的——圆石头垒不稳,一碰就滚。耿德禄带着几个人,在河滩上挑石头。他力气大,百十来斤的石头,一个人就能抱起来。他把石头搬到坝上,一块一块地码好,大的在底下,小的在上面,缝隙里塞满小石子,再用石灰浆灌缝。
      石灰浆是耿仁厚从县城买来的——生石灰运回来,加水发开,掺上细沙和黄泥,搅拌成浆。这东西干了之后,比石头还硬,能把石头牢牢地粘在一起。
      坝堰一天一天地长高、变宽。到了七月下旬,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了——一道五尺高、三尺宽的石头坝堰,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在沙河东岸,从沙河口一直延伸到龙王庙,足足有二里长。坝堰的顶上铺了青石板,平坦宽敞,能走驴车。坝堰的背面筑了土坡,种上了荆条和柳树,根系能固土,枝叶能护坡。
      河滩地也重新开出来了。这一次,耿仁厚开的不只是原来的那几十亩,而是沿着坝堰内侧,把一大片荒滩都开出来了——足足有两百亩。他让人把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挖出排水沟,又从别处运来了肥土,铺在地面上。两百亩河滩地,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在阳光下泛着油黑的光。
      耿仁厚站在坝堰上,看着这片新开的土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他想起父亲耿老五——当年父亲来到坨里,靠一把镢头开出了几十亩山地,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了。要是父亲看到这两百亩河滩地,会怎么说?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父亲不会说什么,父亲只会闷着头干活,干完了,坐在门槛上抽一袋烟,然后说一句:“行了,够吃了。”
      但现在,耿仁厚知道——光“够吃了”不行了。他得让坨里的人吃饱,让耿家在这个乱世里站住脚。两百亩河滩地,加上原来的山地,耿家名下已经有将近四百亩地了。在唐榆县,这不算最大的地主——县城东门的赵家有上千亩,北山的孙家也有七八百亩——但在坨里这一带,耿家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了。
      但耿仁厚也知道,地多了,麻烦也就来了。
      果然,麻烦来了。
      刘家坡的人不是瞎子。坝堰修了,河滩地开了,水被截了——他们不可能看不见。但一开始,他们没吭声。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因为他们在观望——他们在看耿家到底要干什么,在看水到底少了多少,在看自己能不能忍得下这口气。
      到了八月,旱情来了。
      八月的唐榆县,又赶上了一场小旱。虽然不是光绪三年那种大旱,但也连着二十多天没下雨。玉米正是灌浆的时候,需要水;谷子正在抽穗,也需要水。刘家坡的地大部分在沙河下游,本来就缺水,现在上游被耿家的坝堰一拦,水就更少了。
      刘家坡的人急了。
      最先闹起来的是刘老六——刘家坡的一个庄稼汉,四十来岁,五大三粗,脾气火爆。他家的地在河滩边上,离水最近,但也最依赖水。今年旱了二十多天,他家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筒,谷子穗子瘪得像干柴。他跑到河边一看,水少得可怜——河床露出来一大半,只有中间一条窄窄的水流,慢吞吞地淌着。
      刘老六顺着河岸往上走,走到坨里地界,一眼就看见了那道新修的坝堰——五尺高、三尺宽,青石垒的,顶上铺着石板,气派得很。坝堰的根部开了几个出水口,水流从出水口里流出来,细得像小孩撒尿。
      刘老六的火“腾”地就上来了。他站在坝堰上,对着坨里的方向破口大骂:“姓耿的,你们他娘的也太缺德了!水都让你们截了,我们下游喝什么?浇什么地?你们是人不是?”
      骂了一阵,没人理他。他又气又急,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坝堰上,“咚”的一声,石头弹起来,掉进了水里。他转身走了,一路走一路骂。
      回到刘家坡,他直奔刘铁锤家。
      刘铁锤是刘家坡的族长。他爹刘万全在三年前死了——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光绪五年,刘万全跟邻村争水,打官司打到县衙,输了。他不服,又打到府里,又输了。他气得吐血,回来躺了三个月,一命呜呼了。
      刘铁锤比他爹更蛮横、更霸道。他今年三十六岁,身高六尺,膀大腰圆,满脸横肉,下巴上一撮络腮胡子,看上去像一尊门神。他不识字,也不讲理——他讲的是拳头。他在刘家坡说一不二,谁要是敢跟他顶嘴,轻则一顿骂,重则一顿打。刘家坡的人都怕他,但也服他——因为他能打架,能护着村里人。
      刘老六跑到刘铁锤家,推门就进。刘铁锤正坐在堂屋里喝酒——一碗烧酒,一碟花生米,一个人喝得有滋有味。
      “铁锤哥,出事了!”刘老六气喘吁吁地说。
      刘铁锤放下酒碗,看了他一眼:“啥事?”
      “坨里耿家修了一道坝,把水截了!咱们下游的地全干了!玉米都快旱死了!”
      刘铁锤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爹在世的时候,跟耿家就不对付——先是争坟地,后来争山地,再后来争水。他爹每次都没占着便宜,最后还被气得吐血死了。这笔账,刘铁锤一直记在心里。
      “修了多大的坝?”他问。
      “五尺高,三尺宽,石头垒的,结实得很!”刘老六比划着,“他们把水全拦住了,只放了那么一小股下来,跟撒尿似的!”
      刘铁锤的拳头攥紧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一拍桌子,把酒碗震得跳了起来。
      “姓耿的欺人太甚!”他的声音像打雷一样,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他以为他是谁?沙河的水是刘家坡的命根子,他凭什么截?我爹活着的时候,他们争坟地、争山地,现在又争水——他们是要把刘家坡往死里逼!”
      他站起来,在堂屋里来回走了几圈,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走了几圈,他停下来,对刘老六说:“去,把村里的人都叫到祠堂来。我有话说。”
      刘老六应了一声,转身就跑。
      不到半个时辰,刘家坡祠堂里挤满了人。男人们站在前面,女人和孩子挤在后面,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刘铁锤站在供桌前,面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转过身来,目光扫过众人,脸上的横肉绷得紧紧的。
      “诸位父老乡亲!”他的声音很大,在祠堂里回荡,“坨里耿家修了一道坝,把沙河的水截了!咱们下游的地全干了!玉米旱了,谷子旱了,再不下雨,今年的收成就全完了!”
      祠堂里炸开了锅。人们七嘴八舌地骂起来——骂耿家缺德,骂耿仁厚不是东西,骂老天爷不长眼。
      刘铁锤一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
      “光骂没用!”他说,“姓耿的欺人太甚,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明天一早,咱们去坨里,把他们的坝扒了!我看谁敢拦!”
      有人叫好,有人犹豫。一个年纪大的老人站了出来,颤颤巍巍地说:“铁锤啊,扒坝可是大事。万一打起来……”
      “打就打!”刘铁锤打断他,“我怕他?他耿家有武学堂,我刘家坡也有人!他耿家有道士,我刘家坡有铁锤!谁怕谁?”
      众人被他的气势鼓动了,纷纷响应。有人回家拿锄头,有人拿铁锹,有人拿镢头,还有人拿叉子——叉草用的铁叉,三根齿,磨得锃亮。刘铁锤自己拿了一把开山斧——斧刃磨得飞快,在灯光下闪着寒光。这是他爹留下的,据说是从县城铁匠铺专门打的,能劈开碗口粗的松木。
      “明天一早,村口集合!”刘铁锤站在祠堂门口,对着众人喊,“谁不去,别怪我刘铁锤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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