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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镖走千里(1) 一、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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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衙的差事
光绪四年(1878年)春天,旱情总算缓和了些。正月里下了几场雪,开春后又落了两场透雨,沙河的水涨起来了,干裂的土地也合上了口子。但去年的大旱留下的伤疤还在——粮仓空了,牲口死了,人也少了。唐榆县的人口比灾前少了三成,有些村子甚至空了半边。
耿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靠着沙河保住了部分收成,但粮仓里的存粮也见了底。耿仁厚算了算,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夏天,秋粮下来之前,还得省着吃。好在武学堂的孩子们大部分都回家帮忙春耕了,少了几十张嘴,压力小了不少。
这天一大早,耿仁厚正在前院打算盘——他在盘算着今年的春播计划,玉米种多少,高粱种多少,豆子种多少——突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
马蹄声在坨里是稀罕物。这山沟沟里,除了耿家有一头毛驴,刘老栓家有一头黄牛,其余人家连头牲口都没有,哪来的马?耿仁厚放下算盘,走到门口一看——两个官差骑着高头大马,停在耿家大门口。
为首的官差三十来岁,穿着皂隶服,腰里挂着刀,脸上带着笑。他翻身下马,朝耿仁厚抱了抱拳:“敢问是耿仁厚耿掌柜?”
耿仁厚心里“咯噔”了一下。官差上门,不是好事就是坏事。他定了定神,也抱拳回礼:“正是。二位差爷辛苦,里面请。”
“不了不了,”官差摆了摆手,“耿掌柜,孙县太爷有请。请您今天务必到县衙一趟。”
“孙县太爷找我?”耿仁厚皱了皱眉,“差爷,不知是何事?”
官差笑了笑:“耿掌柜放心,不是坏事。县太爷说了,是好事。具体什么事,小人也不清楚,您去了就知道了。”
耿仁厚想了想,点了点头:“好。我收拾一下,这就跟二位走。”
他回到屋里,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青布长衫,黑布鞋,腰里挂上那块玉佩。又从柜子里拿出二两银子,分成两份,用红纸包了,揣在袖子里。出门的时候,他把银子塞给两个官差:“二位差爷辛苦了,一点心意,买碗茶喝。”
两个官差推辞了一下,收了。脸上的笑容更真诚了。
耿仁厚骑上毛驴,跟着两个官差走了四十里山路,到了唐榆县城。县城不大,方圆不过二里,城墙是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年久失修,塌了好几处。城里最气派的建筑就是县衙——三间门房,两进院子,大堂上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漆皮都剥落了。
孙县太爷在大堂上接见了他。
孙县太爷名叫孙传宗,字继先,山东青州人,同治十年的进士,三甲同进士出身,分发到直隶候补,候了三年才补了个唐榆县的缺。唐榆县是个穷县,又是山区,匪患严重,有油水的差事轮不到他,这种苦差事才落到了他头上。孙传宗倒也认命,到任两年,兢兢业业,虽然没什么大政绩,但也没出什么大乱子。
他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微胖,圆脸,留着一部短须,看上去和和气气的,但眼睛里透着精明。他见了耿仁厚,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笑着招呼:“耿掌柜,久仰久仰。快请坐。”
耿仁厚行了个礼,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有衙役端上茶来——茶是粗茶,碗也是粗瓷碗,但在唐榆县,这已经是待客的礼数了。
“耿掌柜,”孙传宗开门见山,“本县请你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县太爷请讲。”
孙传宗沉吟了一下:“去年大旱,匪患猖獗。你坨里耿家擒住了匪首马瞎子,这件事本县上报了府里,府里又上报了省里。上个月,省里来了公文,说今年秋天要往北京运送一批漕粮,沿途需要押运。府里点名要你们耿家出人出力。”
耿仁厚心里一沉。押运漕粮?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从直隶到北京,几百里路,沿途土匪多如牛毛,稍有不慎,粮食被抢了不说,人头也保不住。他想推辞,但看了看孙传宗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
“县太爷,”他斟酌着措辞,“我们耿家不过是个庄户人家,哪有什么本事押运漕粮?再说,我们的人都是庄稼汉,没经过官军的训练,恐怕担不起这个重任。”
孙传宗摆了摆手:“耿掌柜太谦虚了。马瞎子那伙土匪,在黑风岭盘踞了三年,本县拿他们没办法,府里也拿他们没办法。你们耿家一出马,生擒匪首,缴获土枪,这份本事,连府里的参将都佩服。”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耿掌柜,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押运漕粮,府里拨不出兵来——兵都调到南边去了,听说朝廷要在南边跟法国人开仗。府台大人没办法,只好让各县自己想办法。唐榆县就指望着你们耿家了。”
耿仁厚沉默了。他听出来了——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他不答应,孙传宗翻脸不认人,随便找个罪名就能把他关进大牢。他想了想,说:“县太爷,容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再给您答复。”
孙传宗点了点头:“应该的。不过耿掌柜,时间不等人。漕粮下个月就要启运,你得尽快给我个准信。”
耿仁厚站起来,行了个礼:“三天之内,一定给县太爷答复。”
出了县衙,耿仁厚没有急着回坨里。他在县城里转了一圈,去看了看粮价——玉米一斤十五文,比灾前贵了五倍;高粱一斤十二文,也贵了四倍。他又去看了看铁器——一把好刀要五两银子,一杆土枪要二十两银子。他摇了摇头,骑着毛驴往回走。
一路上,他心事重重。押运漕粮,这是个机会,也是个陷阱。机会是——如果办成了,耿家在官府那里就有了面子,以后做生意、买地、打官司,都好说话。陷阱是——如果办砸了,粮食被抢了,耿家就得赔,赔不起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他想起了父亲耿老五的话:“仁厚,咱家不惹官,不惹匪,安安稳稳过日子。”但现在,官找上门来了,躲都躲不掉。
回到坨里,他把孙秀才和静虚道士请到祠堂里,关上门,把县太爷的话说了一遍。
孙秀才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耿掌柜,这件事,躲是躲不掉的。”
“我知道。”耿仁厚叹了口气,“问题是,怎么接?接了之后怎么办?”
静虚道士一拍桌子:“接!怕什么?有我在,出不了大事!”
耿仁厚看了他一眼:“道长,这次不是打几个毛贼。押运漕粮,要走几百里路,沿途有多少土匪,谁也不知道。而且,咱们的人都是庄稼汉,没出过远门,路上会不会出事,谁也说不准。”
静虚道士不以为然:“耿掌柜,你也太小看咱们了。武学堂的孩子们练了一年多,功夫不差。再说,有我带队,就算遇到大股土匪,也能应付。”
孙秀才摇了摇头:“道长,不能轻敌。押运漕粮跟打土匪不一样——打土匪是在家门口,地形熟悉,进退有据。押运漕粮是在外面,人生地不熟,万一被人设了埋伏,后果不堪设想。”
静虚道士不服气,正要争辩,耿仁厚抬手制止了他。
“先生说得有理。”耿仁厚想了想,“但道长说得也对——躲不掉,就得接。问题是,怎么接?”
孙秀才捋了捋胡子:“耿掌柜,我有个主意。”
“先生请说。”
“第一,这次押运漕粮,不能只靠咱们耿家。咱们可以联合刘家坡刘万全,还有附近几个村子,一起出人出力。人多势众,路上也安全些。第二,咱们可以跟县太爷谈条件——押运漕粮可以,但县里要提供武器和粮草。第三,咱们要提前探路,摸清沿途的匪情,做好万全的准备。”
耿仁厚眼睛一亮:“先生高见。我这就去找刘万全。”
二、联刘抗匪
刘万全住在刘家坡,离坨里十五里路。耿仁厚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骑着他那头毛驴,沿着山路慢慢走。到了刘家坡,他一看——刘家坡比坨里还穷,房子都是土坯的,有的甚至是用石头垒的,连泥都没抹。村口有几棵枣树,树下有几个孩子在玩泥巴,看见生人,吓得跑了。
刘万全的宅子在村子中央,三进的院子,砖瓦结构,在刘家坡算是豪宅了。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门楣上挂着一块匾——“积善之家”。耿仁厚看了那块匾,笑了笑——刘万全这人,虽然抠门,但面子上的事做得滴水不漏。
他让毛驴拴在门口的石桩上,上前拍了拍门环。开门的是刘家的管家,姓钱,五十来岁,精瘦,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他看见耿仁厚,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容:“耿掌柜?稀客稀客!您稍等,我去通报老爷。”
不一会儿,刘万全亲自出来了。他五十出头,高个子,瘦长脸,颧骨很高,留着一部山羊胡子,穿着一件酱色的绸缎袍子,手里拿着一根水烟袋。他看见耿仁厚,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哟,耿掌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耿仁厚抱了抱拳:“刘大哥,小弟有事相商。”
刘万全愣了一下。他跟耿仁厚较了半辈子劲,耿仁厚从来都是叫他“刘掌柜”,今天突然叫“刘大哥”,这让他有些不适应。他打量了耿仁厚一眼,见他神色郑重,不像是来串门的,便侧身让开:“进来说。”
两个人进了客厅,分宾主坐下。钱管家端上茶来——茶是好茶,耿仁厚闻出来了,是福建的铁观音。刘万全这人,在吃穿上从不亏待自己。
“说吧,什么事?”刘万全嘬了一口水烟,慢悠悠地问。
耿仁厚把县太爷的话说了一遍。刘万全听完,脸色变了——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放下水烟袋,眼睛亮了起来。
“押运漕粮?”他搓了搓手,“这可是个好差事啊!”
耿仁厚皱了皱眉:“刘大哥觉得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刘万全一拍桌子,“你想啊——替朝廷押运漕粮,这是给官府办事。办成了,以后在县里、府里都有了面子。以后打官司、买地、做生意,谁敢刁难你?再说了,押运漕粮不是白干的,县里肯定有赏银。这笔买卖,划算!”
耿仁厚摇了摇头:“刘大哥,你想得太简单了。押运漕粮,风险不小。沿途土匪多,万一出了事,粮食被抢了,咱们赔不起。”
刘万全摆了摆手:“耿老弟,你这个人就是太谨慎。土匪怕什么?你坨里不是有武学堂吗?不是有那个道士吗?马瞎子都被你们擒了,还怕几个毛贼?”
耿仁厚苦笑了一下:“刘大哥,马瞎子那伙土匪,不过三四十人,乌合之众。但押运漕粮走的官道,沿途的土匪可不是马瞎子能比的。听说保定府一带,有股土匪叫‘黑风帮’,好几百人,有枪有炮,连官军都不敢惹。”
刘万全的脸色变了。他想了想,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耿仁厚看着他,“我想跟你联合——咱们两家一起出人出力,联合附近几个村子,凑个百八十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事成之后,赏银平分。”
刘万全沉默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他看了耿仁厚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有警惕,有算计,也有一丝佩服。
“耿老弟,”他慢吞吞地说,“你这个人,我是佩服的。有胆有识,能屈能伸。以前咱们有些过节,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你来找我,是看得起我刘万全。这件事,我答应了。”
耿仁厚站起来,抱了抱拳:“多谢刘大哥。”
“别忙谢。”刘万全摆了摆手,“我有个条件。”
“刘大哥请说。”
“这次押运漕粮,我要当副领队。出了事,咱们一起扛;有了功劳,咱们一起分。但领队得是你——你跟县太爷熟,跟官府打交道的事,你来。我负责出人出粮。”
耿仁厚想了想,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个人握了握手。这是耿仁厚和刘万全第一次握手,也是他们从对手变成盟友的开始。
接下来的半个月,耿仁厚忙得脚不沾地。他先是去县衙跟孙传宗谈条件——押运漕粮可以,但县里要提供十杆土枪、五百发弹药、两个月的粮草,外加三百两银子的赏银。孙传宗咬了咬牙,答应了——他从县库里的剿匪经费中挤出了这些物资,又向府里申请了一笔专项拨款。
然后他又去联合附近几个村子——石桥村、王家峪、李家坡——说服他们出人出力。条件很简单:每家出一个壮劳力,管吃管住,事成之后每人分五两银子。几个村子的村长商量了一下,答应了——五两银子,在地里刨三年也刨不出来。
最后,他回到坨里,跟静虚道士商量押运的细节。静虚道士画了一张路线图——从唐榆县到北京,全程三百八十里,途经保定府、易州、房山、良乡,最后到北京。沿途要翻三座山,过两条河,最危险的地段是保定府北面的山区,那里是黑风帮的地盘。
“黑风帮,”静虚道士指着地图上的一个标记,“帮主叫‘黑旋风’赵黑子,手下有五百多人,盘踞在狼牙山一带。他们不光抢劫商队,还攻打过县城。官军剿了三次,都没剿灭。”
耿仁厚皱起了眉头:“五百多人?咱们才多少人?”
“我算了算,”静虚道士掰着手指头,“咱们耿家出二十人,刘家坡出十五人,石桥村出十人,王家峪出十人,李家坡出五人。加起来六十人。加上县里派的十个衙役,一共七十人。”
“七十人对五百人,胜算不大。”
“所以不能硬拼。”静虚道士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得智取。”
“怎么智取?”
静虚道士笑了笑:“我有个主意,但得先探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