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12、武学堂（1） 一

　　一
　　光绪三年的春天，唐榆县的土地裂开了嘴。
　　那裂缝不是寻常的干裂——宽处能塞进一个拳头，深不见底，像是地底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往外挣，把大地挣得支离破碎。从二月到五月，天上没有落下一滴雨。太阳毒辣辣地悬着，把最后一丝潮气都榨干了。沙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到后来只剩河床中间一条窄窄的细流，像一条垂死的蛇，在卵石间艰难地蜿蜒。
　　耿仁厚站在沙河边上，看着那细流，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身后跟着耿德禄。这孩子十五了，个子蹿得比他爹还高半头，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站在那里像一座小塔。他手里提着一只木桶，是去河里打水的——家里那口井前天见了底，打上来的水浑浊得像泥汤，得澄半天才能用。
　　“爹，水又落了一寸。”耿德禄蹲下来，用一根树枝量了量水深，树枝上湿痕浅浅的，不到两寸。
　　耿仁厚没说话。他蹲下来，抓了一把河床上的沙土，那沙土从他指缝里流出来，干得没有一点黏性，像磨细的石灰。他缓缓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打水吧，省着用。”
　　耿德禄应了一声，把木桶沉到河里，打了半桶水上来了——不是他不想打满，是河里只剩下这么多水了。
　　往回走的路上，耿德禄忽然说：“爹，刘老栓家的牛昨天夜里叫了一夜，今早起来看，那牛卧在圈里起不来了。”
　　“饿的。”
　　“刘老栓哭了一早上。他说那头牛是他家的命根子。”
　　耿仁厚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说：“回去从仓里量二斗高粱，给刘老栓送去。”
　　“爹，咱家的粮也不多了。”
　　“我知道。但刘老栓的牛要是死了，他家明年就甭想种地了。二斗高粱救不了那头牛，但能让他心里有个底——知道还有人惦记着他。”
　　耿德禄没有再说什么。他爹做事，从来都有道理。
　　灾荒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在唐榆县蔓延开来。先是地里的庄稼枯死了——玉米杆子立在地里，干得像柴火，叶子一碰就碎；高粱穗子抽出来了，但籽粒瘪得像空壳，风一吹哗哗响。然后是野菜、树皮、草根——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挖光了。再然后，村子里开始有人饿死。
　　第一个死的是刘家坡的一个老寡妇，饿死在家里三天才被人发现。接着是邻村的一个孩子，才六岁，饿得浮肿，肚子胀得像一面鼓，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一块观音土。再后来，死人已经不算新闻了——今天东家死一个，明天西家死一个，村里人麻木了，连哭声都省了，省下力气多活一天是一天。
　　最骇人的是，邻村有人开始卖儿卖女。
　　耿仁厚亲眼见过一回——他去县城粜粮，路过一个村子，看见村口大槐树下站着几个人，面前插着草标。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三个人的脖子上都插着草标。女人不说话，不哭，也不看人，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像一根枯木。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她脚边，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但没有声音——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耿仁厚走过去，问了一句：“多少钱？”
　　男人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的，嘶哑着说：“三个一起，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搁在丰年，三头大牲口的价。现在，是三条人命。
　　耿仁厚摸遍了全身，只凑出四两碎银子。他把银子塞到男人手里，说：“先拿着，我再想办法。”
　　男人跪下来磕头，额头磕在干硬的泥地上，咚咚响。
　　耿仁厚把他拉起来，说：“别磕了。孩子别卖了，带到坨里去，我那里还有点粮，匀一口吃的，熬过今年再说。”
　　男人叫王老三，是邻村王家庄的佃户。地东家今年不收租了——不是心善，是地里的庄稼绝收了，收也没得收。王老三没了活路，只好卖儿卖女。他带着三个孩子跟着耿仁厚到了坨里，耿仁厚在村东头给他们找了两间空房子住下，又从仓里量了五斗高粱、三斗玉米，让他们好歹有口吃的。
　　王老三跪在地上又要磕头，耿仁厚一把拽住他：“别磕了。你要是真感激，有力气的时候帮村里修修路、垒垒堰，就算还我了。”
　　王老三抹着眼泪答应了。

　　二

　　大灾之年，土匪四起。
　　山里的土匪像蝗虫一样——不，比蝗虫还可怕。蝗虫只吃庄稼，土匪吃人。那些平日里种地打柴的庄稼人，一旦断了粮，走投无路，就铤而走险上了山，落草为寇。他们白天猫在山洞里，晚上摸下山来，抢粮食、绑票、杀人。一开始只抢大户，后来连小户也不放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一把粮食能多活一天。
　　坨里地处深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河，进出只有一条路，是土匪的重点目标。耿仁厚早就防着这一手，在村口设了栅栏，夜里派人巡更，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村里能拿得动刀枪的壮劳力，掰着指头数得过来，真来几十个土匪，守不住。
　　十月的一个夜里，土匪来了。
　　那天晚上，月亮被云遮住了，天黑洞洞的。巡更的是刘老栓和他的侄子刘大柱，两个人提着灯笼在村口转悠。刘老栓年纪大了，耳朵背，没听见动静；刘大柱年轻，耳朵尖，听见村外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像是有人踩在干草上。他刚要喊，后脑勺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黑，栽倒在地。刘老栓还没反应过来，也被按住了，嘴里塞了一块破布，呜呜地说不出话。
　　土匪摸进了村子。他们不往村子深处走，直奔刘老栓家——因为他们知道刘老栓家有一头牛，还有几石粮食。为首的是个独眼龙，脸上有一道从左眉梢斜拉到右嘴角的刀疤，在黑暗中像一条蜈蚣。他打手势让手下人散开，两个人去牵牛，两个人去搬粮食，其余的把风。
　　刘老栓的老伴听见动静，推开门一看，吓得尖叫了一声。独眼龙一把把她推回去，低声喝道：“闭嘴！再叫杀了你！”
　　刘老栓家的牛被牵走了，三石粮食被搬空了。独眼龙临走时，还在刘老栓家的门板上用刀刻了几个字：“三天内送五十两银子到鹰嘴崖，不然烧了你的房子。”
　　刘老栓被松了绑，跌跌撞撞跑到耿仁厚家，扑通一声跪在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耿大哥，救救我吧！我的牛没了，粮没了，土匪还要五十两银子，我上哪儿弄五十两银子去啊！不给，他们要烧我的房子啊！我一家人可怎么活啊！”
　　耿仁厚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倒了碗水给他。刘老栓不喝水，只是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都哭哑了。
　　耿仁厚等他哭够了，才慢慢地说：“老栓，牛和粮没了，我想办法给你补上。五十两银子，不能给。给了这一回，就有下一回。土匪的胃口是填不饱的。”
　　刘老栓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核桃：“不给？他们要烧我的房子啊！”
　　“他们不敢来烧。”耿仁厚的语气很平静，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坨里不是软柿子，谁想捏就捏。你回去歇着，这事我来办。”
　　刘老栓走了以后，耿仁厚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对着豆大的油灯，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同治八年那场灾荒，想起自己去北京逃难，想起那些饿死在路边的人，想起耿家在京城的买卖。这些年，他辛辛苦苦攒下了一份家业，开了粉坊、油坊，置了地，盖了房，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但现在他明白了——在这个乱世，光有银子没有枪杆子，守不住家业。银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土匪来了，银子搬不走，房子带不动，你攒了一辈子的东西，人家一夜之间就能抢光。
　　得有自己的人，得有自己的枪杆子。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三

　　耿仁厚开始筹划办武学堂。
　　他把这个想法跟孙秀才说了。孙秀才听完，捋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沉吟了半天，说：“东家，武事乃凶事也。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辈读书人，当以诗书传家，以礼仪治族，何以言武？”
　　耿仁厚看了他一眼，说：“孙先生，孔夫子还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光会读书，土匪来了你跟他讲论语？”
　　孙秀才被噎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耿仁厚又说：“我不是不要读书。我的意思是，文武并重。光练武不读书，跟土匪有啥区别？光读书不练武，拿啥保命？咱耿家的孩子，既要认字算账，也要能打能杀。这世道，两条腿走路才稳当。”
　　孙秀才想了想，觉得这话有道理，点了点头：“东家说得是。那武学的教习，从何处请？”
　　“我来想办法。”
　　耿仁厚说想办法，就真的去想。他托人四处打听，有没有会武艺的、愿意到乡下来的。问了一圈，没有合适的——会武艺的要么在镖局里走镖，要么在军营里吃粮饷，谁愿意到坨里这个山沟沟里来教一群泥腿子？
　　耿仁厚不死心，亲自跑到县城去找。
　　唐榆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门通到西门，两边的铺面稀稀拉拉的，不像别处的县城那样热闹。灾荒年景，家家户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街上没什么人。耿仁厚在街上转了一圈，没找到什么会武艺的人，正要往回走，忽然听见前面有热闹的声音。
　　他走过去一看，街边围了一圈人，里面有人在卖艺。
　　卖艺的是个道士。四十来岁，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穿一件灰布道袍，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很干净。头上挽着道髻，插一根木簪，脸上没什么肉，颧骨很高，但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两颗寒星，冷冷地闪着光。
　　道士在打太极拳。
　　耿仁厚不懂武术，但他看得出来，这个道士打的拳不一般。别的人打太极拳，慢腾腾的，像老太太摸鱼；这个道士打的拳，虽然也慢，但慢里有股子劲——不是蛮劲，是一种绵里藏针的劲。他的手抬起来，像是在托着千斤重物；他的手落下去，像是在按着一条蛟龙。他的脚步移动，像猫在雪地上走，轻得没有声音，但每一步都踏得结结实实，地上的尘土都不扬一下。
　　一套拳打完，道士收势站定，面不红，气不喘，胸口的起伏跟打拳前一样平稳。围观的人拍手叫好，但没人给钱——大家都穷，自己都吃不饱，哪有钱给别人？
　　道士看了看地上空空如也的笸箩，苦笑了一下，弯腰收拾东西。
　　耿仁厚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拱了拱手：“道长，好功夫。”
　　道士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锐利得像一把刀，在他脸上扫了一下，又收回来了。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敌意，是一种警惕，像一头被追捕过的野兽，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距离。
　　“施主过奖。雕虫小技，不值一提。”道士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河南口音。
　　“道长，我在对面的饭馆里订了一桌菜，一个人吃不了，不知道长赏不赏脸，陪我吃一顿？”
　　道士看了他一眼，目光里的警惕更浓了。他在这县城里卖了三天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看热闹的，有叫好的，有摇头的，有骂街的，但没有人请他吃过饭。这个中年人穿着普通，不像是大富大贵的人，一开口就请人吃饭，不合常理。
　　“施主有什么事，直说。”
　　耿仁厚笑了：“道长果然是爽快人。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道长吃顿饭，交个朋友。”
　　道士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四

　　饭馆不大，在县城东街拐角处，卖些面条、包子、炒菜之类的东西。灾荒年景，生意冷清，掌柜的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听见有人进来，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
　　耿仁厚要了一间雅间——其实就是在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单间，摆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他点了四个菜：一盘红烧肉、一条糖醋鱼、一盘炒豆腐、一盘拌黄瓜，外加一壶老酒。
　　菜端上来，道士的眼睛亮了——不是贪婪，是一种久违的温暖。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肉是什么时候了。在五台山上，吃的是粗茶淡饭；下山云游，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有时候一顿也没有。
　　耿仁厚给他斟了一杯酒，举杯说：“道长，请。”
　　道士端起酒杯，一口干了。酒是劣质的烧酒，辣得他直皱眉，但那股热劲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舒服。
　　三杯酒下肚，道士的话多了起来。耿仁厚没有急着问他的来历，只是陪他喝酒吃菜，说些闲话——今年的旱灾，县城的见闻，乡下的日子。道士慢慢地放松了警惕，脸上的表情不那么僵硬了。
　　酒过三巡，耿仁厚才慢慢地把话题引到正题上：“道长，我看您的功夫，不是一般的花架子。您这身武艺，是在哪儿学的？”
　　道士沉默了一会儿，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他的目光变得悠远，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又像是在看很久以前的事。
　　“施主，”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你真想知道？”
　　“道长愿意说，我就愿意听。”
　　道士又喝了一杯酒，放下酒杯，缓缓地说：“我本名叫周铁柱，河南南阳府人。”
　　耿仁厚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等他继续说。
　　“我爹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饿了一辈子。咸丰三年，河南大旱，比今年还厉害——地里颗粒无收，树皮都扒光了。我爹带着我们一家五口逃荒，走到半路上，我娘饿死了，我妹妹病死了，我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我爹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头扎进了黄河里。”
　　道士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他握酒杯的手指关节发白，青筋暴起。
　　“剩下我一个人，东游西荡，走到了安徽。那时候，捻军闹得正凶。我没饭吃，就去投了捻军。那年我才十五岁。”
　　耿仁厚的心跳了一下。捻军。那是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治年间被剿灭的“反贼”。这个道士是捻军的人，要是被官府知道了，是要杀头的。
　　但他脸上没有露出任何异样，只是平静地听着。
　　“我在捻军里待了八年。从小喽啰做起，一直做到了小头目。我手底下管着三十多个人，有刀有枪，打过硬仗。同治五年，捻军在山东被清军围了，打了一场大仗，死的人堆成山。我受了重伤——这里，”他指了指左肋，“被砍了一刀，骨头都露出来了。我晕死在死人堆里，半夜被冻醒了，爬出来一看，身边的人全死了。”
　　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
　　“我一路逃，一路躲，躲清军的追捕。清军抓捻军，抓着了就杀头，不问青红皂白。我不敢回家，不敢投亲，不敢在任何地方多待。后来逃到了五台山，在山上的道观里出了家，当了道士。主持给我取了法名，叫‘静虚’。”
　　“静虚道长。”耿仁厚轻轻念了一遍。
　　“在五台山，我待了十年。前三年，养伤，养好了伤，跟着观里的师兄们学武。五台山的武术，讲究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我学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还有棍法、刀法。主持看我资质不错，又肯下苦功，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了我。十年下来，我的功夫比在捻军的时候强了十倍——在捻军的时候，我只会砍砍杀杀，全凭一股蛮劲；在五台山，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武。”
　　“十年后，我下了山。云游四方，走南闯北——去过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一路上卖艺糊口，也见识了不少高人。今年秋天到了唐榆县，盘缠花光了，只好在街上卖艺。没想到，遇上了施主你。”
　　静虚道士说完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看着耿仁厚，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防备什么。
　　耿仁厚沉默了一会儿。他端起酒壶，给静虚道士斟满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举起酒杯，看着静虚道士的眼睛，缓缓地说：
　　“道长，您要是不嫌弃，跟我回坨里。我那里有几个孩子，您教他们武艺。我管吃管住，每月再给您一两银子。”
　　静虚道士愣住了。他没想到耿仁厚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以为自己说出捻军的身份后，这个中年人会被吓跑，或者去官府告发他。但耿仁厚没有。他只是平静地、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一个邀请。
　　静虚道士看了耿仁厚一眼，目光复杂：“你不怕我是捻匪？不怕官府查你？”
　　耿仁厚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诚，眼睛里没有一丝算计。
　　“道长，您都出家了，还管什么捻匪不捻匪的？再说，这年头，谁在乎你以前是干啥的？能活下去就行。”
　　静虚道士被这句话打动了。
　　“能活下去就行”——这六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一扇封了很久的门。他从十五岁起就在刀尖上讨生活，从河南逃到安徽，从安徽逃到山西，从山西逃到五台山，从五台山又云游四方。二十年了，他一直在逃，一直在躲，一直在活着——仅仅是活着，像一只流浪的野狗，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没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
　　现在，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对他说“管吃管住”，对他说“能活下去就行”。
　　静虚道士的眼眶有些发热。他低下头，假装喝酒，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施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