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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乾隆19年 乾隆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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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19年,我39岁。
二月初,华姑出宫了,走时我照例给了十五两银子,月底内务府补缺了一位宫女,名叫福晓,今年18岁。
三月十九日,永珹成婚。
去年舒妃的皇十子夭折,那孩子快两岁了,已经会说话、会蹦蹦跳跳玩耍了。
舒妃伤心得厉害,好半年没缓过来。乾隆大约是为了安抚她,把富察傅恒的幼子福康安抱到了她身边,由她照顾。
我听到这消息时,对这个孩子的名字很喜欢,这名字真好啊。
但有些惊到了。福康安是富察夫人的孩子,也是舒妃的外甥,姐姐的孩子养在妹妹膝下,固然是姐妹情分,可富察夫人难道不会伤心?不会牵肠挂肚?那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被送进深宫,一入宫门深似海啊。做母亲的怕是连觉都睡不安稳,可乾隆大约是觉得这样最妥当,既能安慰舒妃,又彰显对富察家的重视。
也许孩子多了,就没有那么牵肠挂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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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为了处理准噶尔反叛,乾隆提前去了热河。五月又从圆明园出发,开始第二次东巡盛京,中途绕道热河,预计到十月才回京。
从正月到十月,这十个月里,宫里的主子们都走了,连隔三差五来串门的几位太妃也去了畅春园避暑,延禧宫一下子空得像个被遗忘的角落,我倒觉得自在。不用每日打卡请安,也没人管我几点起几点睡,连廊下的风铃都比往常响得清亮些。
我给家里寄了信和银子,又托徐宁买了些时兴的布料、首饰,一并寄回去。大嫂回信说都好,布料做了衣裳,首饰也喜欢。只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怕她们报喜不报忧。
隔了三个月,徐宁和于阿进出宫采买回来,扛着一个大包裹,我差点以为他们搬了什么家具回来。
我站起来,看了看那两个包袱,又看了看他们俩。
“这什么?”我问。
“是邮局寄来的,已经放了四天了。”
徐宁把包袱放在地上,又解开系绳:“好大一个包裹,我和于阿进一路上换着扛,到了午门,侍卫还问了一句,我说是延禧宫陈嫔主子的东西,他们也没多拦。”
我说:“你们怎么过得了检查的?”
于阿进在一旁笑:“侍卫都习惯了。之前夏天买西瓜,一次买了一箩筐,他们也没说啥。还有总是隔几天去早市上买豆浆,他们也见惯了。买花盆那回,有几个熟识的侍卫还帮忙搬到绸缎库房那边。”
怪不好意思的,我从屋里拿出一两来递给他们,说:“辛苦你们了。”
包裹裹得严实,我一层一层地拆开,怕割破了里面的东西,拆了大半天才露出里面的东西。四套衣裙,两双鞋子,还有一个巴掌大的小木匣。
我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对木镯、一对细银镯,还有一枚银质长命锁,锁面上錾着“长命富贵”四个字,笔画微微凸起,大约是新打的。
我拿起一件长衫,一抖开我才发觉苏州的服饰已经和京城大不相同了。上衣更加宽长,对襟领子做得低了些,袖口也宽,不是那种略微贴身的样式了。
抖到第三件时,从衣服里落下一件东西,我弯腰捡起来,原来是一个黑色的云肩。上面用浅色丝线绣着缠枝花纹,边角缀着一圈细小的珠粒,针脚密密的,像是绣了很久才做好的。我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针脚倒是整齐,是一针一针仔细缝过的,我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把云肩小心地叠好,放在一边。
衣服和鞋都收进柜子里,小木匣搁在梳妆台抽屉的最里面。夜里掌灯时,我又把匣子打开看了看,那枚长命锁在烛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我拿起来换下脖子上那枚陈旧的玉佩,把玉佩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过了许久把它放进匣子里,推到抽屉深处。
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大嫂寄来这么多礼物按理我该高兴才是,但我的直觉却是家里出了什么事,阿娘年老病弱?还是大嫂患病时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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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他们回紫禁城了,年底忻嫔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