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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功高震主 一 ...


  •   一

      熙宁七年春天,王韶奉召回京。

      汴京的春天比西北来得早。他离开熙州的时候,洮河上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到了汴京,街上的柳树已经抽出了嫩芽,粉色的桃花和杏花开得满城都是。

      他已经三年没有回汴京了。三年前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机宜文字;现在回来,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熙河路经略安抚使、枢密直学士。他在城门口一下马,就有百姓认出了他,围上来喊“王大人”“王将军”。他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

      他不习惯被人认出来。在熙州,他就是他,一个穿着旧袍子、骑着老马的普通人。到了汴京,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看的人。

      神宗在延和殿接见了他。

      这一次,他不是跪在殿中,而是站在殿中。神宗赐了座——这是莫大的恩宠,只有最受信任的大臣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王韶坐在锦墩上,觉得屁股底下像有针扎一样。他不习惯坐这么软的凳子。在熙州,他坐的是马鞍,是石头,是地上的毯子。

      “王卿,”神宗说,“熙河之功,朕已经知道了。你在西北吃了很多苦,朕心里都有数。”

      王韶站起来,说:“为陛下效力,臣不觉得苦。”

      神宗笑了。“你坐下。朕今天找你来,不只是为了赏你,还想听听你对西北下一步的想法。”

      王韶坐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开始说。

      他说得很慢,但很有条理。他说熙河六州虽然收复了,但防线还不稳固,需要继续向西推进,拿下廓州和湟州,彻底切断西夏的西南通道。他说蕃部的招抚工作还要继续,不能因为打了胜仗就松懈。他说西夏的内乱还没有结束,这是大宋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等西夏缓过劲来,就再也打不进去了。

      神宗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等王韶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这些,朕都同意。但朝中有些人不同意。”

      王韶知道神宗说的是谁。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这些人都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人,但在西北战略上,他们跟他有分歧。王安石主张先集中精力变法,等国内强大了再打西夏;吕惠卿觉得熙河已经够了,再打下去会拖垮财政;章惇倒是支持打,但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不想让王韶一个人独揽大权。

      “朕想让你留在汴京,”神宗说,“做枢密副使。”

      王韶愣了一下。枢密副使,从二品,副宰相级别的大官。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但他一点也不想要。

      “陛下,”他说,“臣在西北还有未竟之事——”

      “西北的事,朕会派别人去。”神宗的语气不容商量,“你打了这么多年仗,也该歇歇了。枢密院需要你这样的人,帮朕谋划全局。”

      王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闭上了。

      他知道,皇帝的决定,不是他能改变的。

      二

      枢密副使的官署在宫城的东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几十间屋子,住着几百个官吏。王韶的办公房在最里面,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窗户朝南,能看到院子里的几棵槐树。

      他坐在办公房里,对着桌上的公文发呆。

      公文很多,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有从各路送来的军报,有从各州送来的边报,有各衙门之间往来的信函,有皇帝批下来的奏章。每一样都需要他看,每一样都需要他签字。他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这些公文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在西北的时候,从来不看公文。他看的是舆图,是山川,是敌情。他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招抚部落,修筑城池,训练士兵,打仗杀敌。现在呢?他坐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对着一堆纸,做一些纸上谈兵的事。

      他开始觉得烦躁。

      他不是没有耐心的人。他在西北待了六年,日复一日地做同一件事,从来没有觉得烦躁。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但现在,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枢密副使,听起来很威风,实际上呢?不过是一个签字机器而已。

      更让他烦躁的是朝中的那些大臣。

      那些人太假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朝堂上,他们对他客客气气,称兄道弟;下了朝,就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说他恃功骄横,说他目中无人,说他“书生不知礼”。

      有一天,他在政事堂跟吕惠卿吵了一架。

      起因是一件很小的事。熙河路的军饷发晚了,士兵们闹饷,有人跑到秦州城门口闹事。王韶知道了,跑到政事堂找吕惠卿,让他赶紧拨银子。吕惠卿说,银子有,但要走程序,得等几天。王韶说,等几天?士兵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让我等几天?吕惠卿说,规矩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王韶火了,拍着桌子说,什么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是再不给银子,我就自己回熙州去!

      吕惠卿的脸色很难看。他是参知政事,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拍过桌子。他冷冷地说了一句:“王韶,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不是熙河路的经略使了,你是枢密副使。枢密副使的职责是帮朝廷谋划,不是跑到下面去闹。”

      王韶气得浑身发抖。他想说,我在西北流血的时候,你还坐在汴京写诗呢。但他忍住了。他知道,这种话说出来,只会让自己更难堪。

      他摔门而去。

      从那以后,他跟吕惠卿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王安石试图调解,但没用。王韶的脾气太硬了,像一块石头,宁折不弯。他不会说软话,不会低头,不会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

      他在西北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战场上不需要谦虚,不需要圆滑,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但在朝堂上,这些都是致命的缺陷。

      三

      熙宁八年,王韶开始变了。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像一条河在冬天结冰,一开始只是岸边有一层薄薄的冰,然后慢慢地向中间蔓延,最后整条河都冻住了。

      他变得暴躁了。

      以前他在西北,虽然性子急,但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现在他动不动就发火,对下属吼,对同僚骂,有时候连对皇帝说话都不太客气。有一次在朝堂上,神宗问他对西夏的看法,他说了一通,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枢密院的人“都是一群饭桶”。

      神宗的脸色很难看。但他没有发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王卿,你累了,回去歇着吧。”

      王韶回到家里,把帽子摔在地上,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他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但就是觉得有一股火在胸口烧,烧得他坐立不安。

      他开始失眠了。

      以前在西北,他不管多累,只要躺下就能睡着。现在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会儿想起熙河的舆图,一会儿想起朝堂上的争吵,一会儿想起那些死去的士兵的脸。他闭上眼睛,那些脸就出现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地,像走马灯一样转。

      他开始喝酒了。

      以前他不怎么喝酒。在西北的时候,他跟蕃人喝酒,那是工作需要;回到汴京之后,他不需要应酬了,就不喝了。但现在他开始自己一个人喝。每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倒一碗酒,慢慢地喝。酒不是好东西,越喝越难受,越难受越喝。他喝得不多,但每天都喝,喝到微醺,然后趴在桌上睡过去。

      他的家人开始担心他。

      他的妻子刘氏是个温婉的女人,江南人,说话轻声细语,从来没有跟王韶红过脸。她看到丈夫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很难受。有一天晚上,她端着一碗汤走进书房,看到王韶趴在桌上,面前放着一碗酒,酒已经喝了一半。她轻轻地把汤放在桌上,说:“官人,别喝了,喝点汤吧。”

      王韶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是红的,布满了血丝。

      “你走。”他说。

      “官人——”

      “我叫你走!”

      刘氏的眼眶红了。她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轻轻地关上了门。

      王韶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自己不该对妻子发火,但他控制不住。他什么都控制不住了。

      他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四

      熙宁九年,弹劾来了。

      弹劾他的人是御史中丞邓绾。邓绾是王安石的学生,跟吕惠卿是一派的。他在奏章里说,王韶“恃功骄横,目无君上”“纵容部下侵扰蕃部,以致边民不安”“居官不检,颇有病狂之状”。

      “病狂。”

      这个词像一把刀,扎进了王韶的心里。

      他站在朝堂上,听着邓绾念那些弹劾他的罪名,浑身发抖。他想反驳,想说那些都是诬告,想说他王韶没有做过那些事。但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转过头,看着朝中的大臣们。那些人有的低着头,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在偷偷地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

      他忽然觉得很冷。不是身体冷,是心冷。那种冷,比西北冬天的风雪还要冷。

      神宗最终没有治他的罪。皇帝还是念着他的功劳的,只是下了一道旨意,让他“出知洪州”——也就是把他从汴京赶出去,到洪州去做知州。

      洪州在江西,离德安不远。那是他的老家。神宗大概是想让他回家歇一歇,养养身体。

      王韶接到圣旨的时候,没有说话。他把圣旨放在桌上,开始收拾行李。

      他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书,一张舆图。就这些。

      他走出枢密院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他待了两年的院子。槐树还是那些槐树,屋子还是那些屋子,但什么都变了。

      他变了吗?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个在西北的风雪中骑马驰骋的王韶,已经死了。

      死在汴京的朝堂上。

      死在那些公文和争吵里。

      死在那碗越喝越苦的酒里。

      五

      洪州。鄂州。筠州。

      一贬再贬。

      每一次被贬,他都觉得心在一点一点地变硬。硬到最后,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在乎官职,不在乎名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谁也不见,什么也不做。

      他去了筠州之后,彻底把自己关了起来。

      官舍的门很少开,他也不出门。偶尔有同僚来拜访,他让人挡回去,说身体不适,不见客。其实他的身体还好,除了那条腿偶尔疼,没什么大毛病。他只是不想见人。

      不想见那些虚伪的笑脸,不想听那些客套的话,不想在那些人面前假装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以前他话多,跟谁都能聊,从诗词歌赋到军事方略,从朝政大事到市井琐事,说起来滔滔不绝。现在他很少说话,一天到晚说不了十句。刘氏跟他说话,他只是嗯一声,或者点点头,有时候连点头都懒得点。

      他开始健忘。

      有时候他坐在书房里,忽然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他看着桌上的舆图,想了半天,想不起来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想起来了,这是他自己画的,在秦州的时候,花了六年时间画的。

      六年。

      那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充实的日子。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没有人理解他,但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现在呢?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他老了。

      他才五十岁出头,但已经老了。老得走不动路,老得记不住事,老得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

      有一天,他坐在廊下晒太阳,忽然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王韶——王韶——”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从梦里传来的。他抬起头,四处看了看,没有人。

      他又低下头,闭上了眼睛。

      那个声音还在喊。

      “王韶——王韶——”

      他忽然想起来了。那是洮河边的声音。是那些蕃兵在喊他。他们叫他“王将军”,叫他“王大人”,叫他“大哥”。他的眼眶湿了。

      他睁开眼睛,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

      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个垂死的人伸出的手。

      他想起了河州城外的那片草原,想起了那些格桑花,想起了那个缺了门牙的蕃人小孩。

      他想起了那棵树。他在河州种的那棵树。不知道现在长多高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树下乘凉。

      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回屋里,走到桌前,把舆图展开。

      他的手指沿着洮河的线条,慢慢地划过。纸上洮河是弯的,一道一道的,像大地的皱纹。

      他想起有一年冬天,他带着一支小队渡过洮河去侦察敌情。河水太冷,马的腿抽了筋,他只好下马趟水过河。水到腰那么深,冰碴子割着皮肤,像刀割一样疼。他咬着牙往前走,嘴里全是铁锈味。

      过了河,他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部下要给他生火烤,他摆摆手说不用,走几步就缓过来了。

      那时候他三十八岁,什么都不怕。冷不怕,疼不怕,死也不怕。

      现在他怕了。

      他怕的不是死,是被人忘记。

      他怕很多年以后,没有人记得有一个叫王韶的人,曾经带着一群蕃汉士兵,在西北的风雪中走过一千八百里路,打下过两千里土地。

      他怕那些城池改回了原来的名字,那些蕃人忘记了“大哥”是什么意思,那些洮河边上的格桑花,开了一季又一季,再也没有人来看。

      他的手停在河州的位置。

      河州。

      他在那里种了一棵树。

      他还记得那棵树。

      他还记得那个小孩。

      他还记得所有的事情。

      只是没有人记得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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