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旧事》冀中活佛

3、《平戎策》 一

　　一

　　治平元年，王韶在西北已经待了六年。

　　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少年变成青年，足够一棵树苗长成大树，足够一个想法从萌芽变成参天的巨木。

　　王韶的《平戎策》已经写了三稿。第一稿是嘉祐七年写的，三万来字，粗糙得很，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第二稿是治平元年春天改的，加了很多内容，删了很多废话，读起来顺畅多了。但他还是不满意，总觉得差了一口气，差一个能把所有东西串起来的魂。

　　他知道那口气是什么。

　　是时机。

　　写书需要时机。就像种庄稼，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早了晚了都不行。他要等的那个时机，是大宋换一个皇帝，换一批大臣，换一种思路。

　　英宗皇帝在位时间不长，也没什么大的作为，但对西北还是上心的。王韶觉得差不多了，该去汴京了。

　　他收拾好行囊，把那些小本子和舆图捆成一个大包袱，骑上那匹老马——它已经更老了，毛色发灰，走路也慢了，但王韶舍不得换掉它——离开了秦州。

　　走的那天，米老板站在客栈门口送他。

　　“先生，”米老板说，“你还回来吗？”

　　王韶想了想，说：“不知道。”

　　“要是不回来，我把你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给你寄过去？”

　　“不用了。”王韶笑了笑，“没什么要紧的东西。都带着了。”

　　他拍了拍老马的脖子，老马打了个响鼻，慢吞吞地迈开了步子。

　　走出秦州城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秦州城不大，城墙也不高，但在他的眼里，它比汴京的皇城还要雄伟。因为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都是他用脚踩过的。

　　他在这里待了六年。

　　六年里，他没有做过一天官，没有领过一天俸禄，没有得过任何人的赏识和提拔。他只是一个人，一匹马，一个包袱，在西北的大地上走来走去。

　　但他觉得这六年比任何人的六年都有意义。

　　他带着那个包袱，带着那些小本子和舆图，带着一个六年来反复打磨的想法，走向汴京。

　　汴京是大宋的心脏。

　　王韶第一次走进汴京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繁华震住了。他在西北待了太久，习惯了秦州的冷清和荒凉，突然置身于汴京的街市之中，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汴京的街道很宽，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卖什么的都有——绸缎、瓷器、药材、书籍、珠宝、香料、酒、茶、米、面、肉、菜。街上的人摩肩接踵，有穿绸缎的富人，有穿布衣的百姓，有穿袈裟的和尚，有穿道袍的道士，有戴幞头的官员，有戴胡帽的蕃商。声音嘈杂得像一锅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马车声、驴叫声、小孩的哭声、歌伎的唱声，混在一起，嗡嗡嗡的，让人头晕。

　　王韶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栈住下，开始想办法把自己的《平戎策》递上去。

　　这件事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

　　他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布衣。布衣给皇帝上书，不是不可以，但中间隔了无数道关卡。他的书要先送到通进司，通进司的人看了，觉得有价值，才会往上递；觉得没价值，就直接扔进废纸堆里。而通进司的那些小吏，每天收到的上书多得堆成山，谁会认真看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

　　王韶在汴京等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消息。

　　他的盘缠快用完了。客栈的房钱欠了半个月，每天的饭钱也要精打细算。他本来就不富裕，在秦州的六年更是把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在汴京没有熟人，没有门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

　　他开始焦虑。

　　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时间。他今年已经三十九岁了。三十九岁，在古代不算年轻了。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做了好几任官，而他还在为一本书的出路发愁。

　　他有时候会想起张守约的话：“经略西北，不是写一本书就能做到的。”

　　张守约说得对。写一本书确实不够。他需要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站在皇帝面前、亲口说出那些话的机会。

　　但机会在哪里呢？

　　二

　　机会来得出乎意料。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皇帝驾崩，神宗即位。新帝登基，万象更新。神宗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雄心勃勃，一心想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他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整军经武，励精图治。

　　整个汴京都在议论新帝。

　　王韶也听到了风声。他觉得那个他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

　　但他还是需要一个人帮他递书。

　　他想到了一个人：韩绛。

　　韩绛是当时的名臣，做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在朝中很有分量。王韶跟他素不相识，但听说韩绛是个愿意提携后进的人，而且对边防事务很感兴趣。王韶决定试试运气。

　　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平戎策》重新抄了一遍，字写得工工整整，又写了一封自荐信，把信和书捆在一起，托人送到了韩绛的府上。

　　然后就是等待。

　　这一次，他等了二十天。

　　二十天后，韩绛府上来了一个人，请王韶过府一叙。

　　王韶走进韩绛的书房时，看到《平戎策》就摊在书桌上，书页间夹着很多纸条，显然韩绛已经仔细看过了。韩绛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面容清瘦，但目光很锐利。他让王韶坐下，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话。

　　“你的书，我看完了。”

　　“请相公指教。”

　　“你说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这个说法，以前没有人提过。”韩绛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你凭什么觉得你的方略比范仲淹、韩琦的更好？”

　　王韶知道这是考验。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说。

　　“范仲淹守延州，韩琦经略秦凤，都是在大宋的边界上被动防御。他们的方略没有错，但只能守，不能攻。因为西夏占据横山，居高临下，大宋要想从正面进攻，代价太大。”

　　“那你打算怎么攻？”

　　“从侧面。河湟在西夏的西南方向，目前由吐蕃诸部占据。吐蕃人不团结，互不统属，如果大宋能招抚其中最大的几个部落，以此为根基，逐步向西推进，就能从侧翼威胁西夏。”

　　“吐蕃人会听你的？”

　　“不会听我的，但会听利益的。西夏强盛时，吐蕃人依附西夏；现在西夏内乱不断，吐蕃人需要一个新的靠山。大宋就是那个靠山。”

　　韩绛沉默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王韶以为他要下逐客令了。然后韩绛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平戎策》，翻到其中一页。

　　“你说熙河是西夏的右臂，斩断右臂，西夏必亡。这个比喻很好。”韩绛把书放下，转过身来，“但你有没有想过，熙河之地的吐蕃人不是铁板一块。有些部落跟西夏有姻亲关系，你打他们，他们会投靠西夏。”

　　“所以不能打，要招抚。”王韶说，“用恩信感化，用利益收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我在这方面有些心得。”

　　“什么心得？”

　　王韶犹豫了一下，把他在西北六年的经历简要说了一遍。他没有夸大，也没有谦虚，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自己如何走遍秦渭之间的山川关隘，如何跟蕃人喝酒聊天，如何学会了羌话和吐蕃话，如何在荒野上过夜、在风雪中赶路。

　　韩绛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等王韶说完，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窗外是韩府的后花园，有几棵老槐树，树上有鸟在叫。

　　“你在西北待了六年，”韩绛说，背对着王韶，“没有人给你俸禄，没有人给你命令，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做这些事。你为什么要做？”

　　王韶想了想，说：“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人做。”

　　韩绛转过身来，看着他。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些别的东西。是欣赏？是感慨？是某种说不清的情绪？

　　“你先回去，”韩绛说，“等我消息。”

　　王韶站起来，鞠了一躬，走出书房。他走在韩府的廊下，心跳得很快，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知道，韩绛的那句话意味着什么。

　　三天后，消息来了。

　　神宗皇帝要见他。

　　三

　　延和殿。

　　王韶跪在殿中，低着头，看着地上的金砖。金砖很亮，亮得能照出他的影子。他的影子是模糊的，像一个不太真实的人。

　　“你就是王韶？”

　　神宗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年轻，清亮，带着一点好奇。

　　“臣王韶，叩见陛下。”

　　“平身吧。”

　　王韶站起来，抬起头，第一次看到了皇帝。神宗比他想象的要年轻，也比他想象的要瘦。他穿着一身红色的常服，坐在御座上，手边放着一本书——王韶认出来了，那是他的《平戎策》。

　　“韩绛把你的书给朕看了，”神宗说，“朕看了两遍。”

　　王韶的心跳得更快了。两遍。一个皇帝愿意花时间把他的书看两遍，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书里写的东西，朕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神宗拿起《平戎策》，翻到其中一页，“你说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朕问你，河湟之地，离汴京三千里，中间隔着秦岭、陇山，粮草辎重如何转运？兵力如何部署？吐蕃诸部反复无常，今日归顺，明日反叛，如何安抚？”

　　这些问题，王韶在心里回答过无数次了。他没有犹豫，一条一条地答。

　　“粮草转运，可以用分段转运之法。在秦州设转运司，沿途设粮仓，一站一站地往前送。不求快，但求稳。”

　　“兵力部署，不可从汴京调兵。陕西沿边有大量的蕃兵和弓箭手，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山地作战，比禁军更合适。臣在秦州时，见过这些蕃兵，战力不弱于西夏骑兵。”

　　“至于安抚吐蕃诸部，臣以为，要恩威并施。归顺者，授以官职，赐以财物；反叛者，坚决剿灭，不留后患。吐蕃人敬重强者，只要大宋展现出足够的实力，他们自然知道该站在哪一边。”

　　神宗听得很认真。他的眼神在变化，从好奇变成了兴趣，从兴趣变成了认真。等王韶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你在西北待了六年，吃了很多苦吧？”

　　王韶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皇帝会问这个。

　　“还好，”他说，“不算太苦。”

　　“朕听说你一个人在秦州，没有官身，没有俸禄，全靠自己的积蓄过日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问题，韩绛也问过。王韶的回答是一样的。

　　“因为臣觉得应该有人做。”

　　神宗看着他，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

　　“你的书，朕会让枢密院再议一议。你先回去等消息。”

　　王韶跪下，磕了三个头，退出延和殿。他走在宫城的长廊上，阳光从廊柱间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有皇帝，有延和殿，有那本被翻了两次的《平戎策》。

　　他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疼的。不是梦。

　　熙宁元年，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这是一个不高不低的官职。机宜文字，说白了就是经略使的幕僚，负责文书工作，偶尔参与军事谋划。但对于一个布衣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恩遇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让他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秦州。

　　他走的时候是一个人，一匹马，一个包袱。

　　回来的时候，他带着朝廷的任命状，带着神宗的信任，带着一个名叫《平戎策》的战略蓝图。

　　但路还很长。

　　他知道，书上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是两回事。在纸上写“招抚蕃部”四个字很容易，真正去做的时候，要面对的是几十个互不统属的部落、几百年的恩怨纠葛、无数个不可预料的变数。

　　他需要做的事，比写一本书难一万倍。

　　但他不怕。

　　他在西北的六年，已经把“怕”这个字从字典里删掉了。

　　他骑着那匹老马，再次走进秦州城。米老板的客栈还在，米老板也还在，只是头发白了很多。他看到王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先生，你回来了。”

　　“回来了。”

　　“还走吗？”

　　王韶想了想，说：“不走了。”

　　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