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书》赵天乐

40、死不了 那天佐

　　那天佐藤的汽车停在程府后巷。车轮碾着地上的枯叶，发出细碎的声响。车门打开，两个宪兵走下来，皮靴踩在石板路上，一左一右立在棠秋云身侧。佐藤从副驾驶下来，手搭在车门上，打量了他一眼，用蹩脚的中文说了句“请”，语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棠秋云没带行李。他怀里只抱着一件叠好的戏服，蓝色的缎面已经磨出包浆，边角有些起毛。他低头钻进车里，坐在后座中间。两个宪兵分坐在他两边，肩膀夹着他。车门关死，窗玻璃蒙着一层灰，外面的街景变得模糊，只剩下一些流动的色块。车子开动，引擎的震动顺着底盘传上来。

　　到了虹口，车子停在宪兵队本部楼下。佐藤先下车，拉开后门。棠秋云抱着戏服走下来，脚底沾着程府后巷的泥。走廊很长，水泥地刷了暗红色的漆，踩上去发黏。两侧的门都关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佐藤推开最里面一间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一个中佐。佐藤把一份文件递过去，中佐翻了两页，抬头看了棠秋云一眼，用日语说了句什么。佐藤点头。交人，签字，盖章。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第二天，消息发到了南京。日军的宣传部门派了记者来，把棠秋云带到一个空房间里。房间只有一面白墙，打着两只钨丝灯。记者让他把戏服穿上，勒头，描眉。他站在墙前，手里拿了一把折扇。快门响了三下。灯光刺眼，他闭了一下眼，再睁开。照片登在报纸上，标题是“北平名旦归顺皇军，中日亲善再添佳话”。他看着报纸上的自己，把报纸折好，放在桌角，没再动过。

　　从那以后，堂会一场接一场。

　　日军在虹口、闸北、南市各处办宴会。每场都点名要棠秋云唱一折。有时是《贵妃醉酒》，有时是《游园惊梦》。他在铺着榻榻米的厅堂里唱，在摆满清酒和生鱼片的桌席间唱，在烟雾缭绕的军官俱乐部里唱。台下的人有穿军装的，有穿西装的，有穿和服的。他们喝酒，划拳，大声说笑。有人用筷子敲碗沿给他打拍子，敲得七零八落。酒气、烟气、香水味混在一起，塞满整个房间。他在这些气味和声响中间唱，唱腔拔上去，再落下来。

　　从那一场起，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日军的宴席、俱乐部、军部礼堂。他只负责张嘴，发出声音。

　　一次在虹口某处的堂会上，他唱到一半，突然从手袖中掏出一片早就藏了很久的刀片，“嗖”只听刀片破风的声音，他拿刀片划开了自己那白润的手腕，暗红色的鲜血涌出，与周围雪白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台下安静了两秒。坐在前排的一个少佐把酒杯搁在桌上，杯底磕出一声脆响。旁边的宪兵立刻走过来，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把他从台上拖到后台。动作很快，没有人大喊大叫。后台的门关上，外面堂会继续，留声机接着放，放着另一出戏的段子。

　　他被按在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地上，戏服的下摆卷上去。宪兵检查了他的口腔，用手电照他的喉咙，又摸了他的袖口、腰带、裤脚。确认没有再藏药片、刀片之类的东西后，才把他拉起来，拿块布随意的包上。那伤口不深，却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佐藤随后走进来，看了他一眼，说了句：“继续唱。”

　　他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衣服上溅的血点子。戏服的下摆沾了灰，他用手指掸了两下。走回台上，台下的人又鼓了掌。他把那折戏从头唱了一遍，唱完了。下台时，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手背上有淡淡的血丝。

　　从那天起，他身边没有断过人。

　　唱堂会时，侧幕条后面永远站着两个宪兵。回住处时，门口有人。睡觉时，门外有人来回踱步，皮靴踩在地板上，一声接一声。他去洗澡，浴室的门不能关，外面站着人。他去厕所，门也不能关，有人站在门口，看着他。起初他不习惯，站在马桶前很久，膀胱胀得发酸也解不出来。后来他不再在意了，就当那些人是两根木头。水声、皮靴声、外面的风声，灌满他的耳朵。

　　每次唱完戏的夜里，佐藤常会叫他去喝酒。有时是佐藤一个人，有时是几个军官。酒喝到一半，其他人会退出去，门从外面锁上。屋子里只剩他和一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从不反抗，也没有力气反抗。他躺在榻榻米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灯。灯罩很脏，积着一层灰，还有死掉的飞虫粘在上面。他看着那层灰，看着那些飞虫的轮廓，一直看到结束。结束后，他穿好衣服，回自己的房间。

　　有一次，他把筷子藏进了袖子里。晚上回去，他坐在床沿，把筷子攥在手里，尖头对着手腕上那条狰狞凸起的疤痕。筷子尖不锋利，他试了一下，皮肤陷进去一点，没破。刚比划了一下，门就被踹开了。两个宪兵冲进来，把筷子夺走，翻过他的手腕检查，没破皮。他们把筷子折成两截顺着窗口扔下去了，又搜了他的身，摸了他的枕头、被褥、床底，连床垫都掀起来看了一遍。确认没有别的东西后，出去了。门重新关上，外面传来锁扣合上的声音。

　　从那以后，屋里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尖的东西。筷子是塑料的，茶杯是搪瓷的，连汤勺都是圆头的。他后来连试都懒得试了，他只是坐着，不再去看那些东西。

　　他开始睡不着。

　　夜里闭上眼，耳边是那些堂会上的锣鼓点，敲得又急又乱。有时候是佐藤的声音，用日语说着他听不懂的话。有时候是那些军官的呼吸声，靠近，又远离。他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一直看到天亮。白天也一样，坐在椅子上，别人跟他说话，他听得见，却要过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手上端着的杯子会突然滑下去，摔在地上。一次两次，后来他不再端杯子了。

　　他开始叠那个从程府带来的手帕。一天叠很多次。他把那条手帕在膝盖上摊开，对折，压平，再对折，直到它变成掌心大小，方方正正的一块布。然后他又把它展开，抖一抖，重新叠一遍。

　　有人的时候他不叠，只是把手帕死死攥在手心里，等独处的时候才敢拿出来。手帕的边缘已经起了毛，他手指摩挲着那些毛边，一遍，又一遍。叠好后，他会把手帕放在鼻尖闻一下，上面早没了皂角的气味，只剩下发薄的旧棉布的味道。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摊开，重新开始。

　　水龙头关不严，一直在滴。他就和着那个节奏，滴，滴，滴，一滴一滴数着，慢慢的叠着。

　　佐藤后来又让人拍了一次照。让他穿上戏服，站在一张地图前面，手里举着一面小旗。他照做了。闪光灯亮的时候，他没眨眼。照片印出来，他看了一眼，上面的人他不认识。他把照片扣在桌面上，没再翻开。

　　后来他不再唱整折的戏了。他只唱选段，三分钟，五分钟。唱完就下去。台下的人也不再认真听，只顾着喝酒。有人喝多了，趴在桌上睡着。唱完后，他坐在后台的角落里，等车来接他。

　　有一天晚上，他从堂会上回来，坐在窗边。窗外是虹口的街道，有日本兵列队走过，皮靴声连成一片。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的油彩还没卸干净，他用手背蹭了一下，脂粉沾在手背上，红红白白的。他看着手背，过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把手背擦干净。擦得很慢，一下，一下。

　　手帕是他从程府里带出来的，只有那件戏服和这块手帕。戏服被佐藤的人收走了，说唱的时候再发给他。手帕他一直揣着，洗过很多遍，已经发薄了，边上起了毛。他把手帕仔细地叠好，放回贴身的口袋里，又隔着布料按了按。

　　水龙头还在滴。他听见了，没去关。他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由暗转明。天亮了，街上的人多起来，卖菜的推着车走过去。他站起身，走到水盆边，用冷水洗了把脸。随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条手帕，在晨光里，把它仔仔细细地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小块，仿佛在准备登台前整理行头一般，把它贴着胸口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