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书》赵天乐

20、活成自己 她总会

　　她总会无端想起母亲。

　　柳雁当年从美国归国时，行李箱里装着新书、新思想，满脑子都是自由、平等、女性可以不靠男人立身。可家族覆灭、仇敌追杀、日军搜捕，她只能隐姓埋名躲进窄小弄堂，被长舌妇日日围堵，骂她是洋鬼子、是被抛弃的婊子、是卖弄洋文的妖精。母亲从前总摸着她的头说，慈悲不是心软，是看清这世道腌臜，仍不肯同流合污。直到十二岁生日那天，母亲为一块水果糕惨死在洋车之下，慈玉才真正懂了——慈悲在乱世里，连一条活路都换不来。

　　慈玉住的这条弄堂叫同安里，藏在霞飞路和圣母院路的夹角里。但同安里原本不在这里。

　　说起来，这是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旧式里弄，石库门挨着石库门，亭子间叠着亭子间，七十二家房客挤在一栋楼里，晾衣杆从窗户伸出去，像一面面五花八门的旗帜。
　　那个时候慈玉自己办的夜校人还很少。每当夜校散课的时候，弄堂里的老虎灶正冒着白气。隔壁亭子间的王家阿婆提着木头马桶刷出来，磕在青石板上，笃笃作响。煤球炉的烟味混合着晚饭残存的咸菜味，顺着墙根蔓延。

　　远处传来一阵吆喝：“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这声响在弄堂里绕了几个弯，又被深夜冷风吹得七零八落。

　　慈玉拢了拢灰鼠皮的棉袍，把那方砚台揣紧在怀里，在卖五香豆的小摊前站定，掏出两个铜板：“称一包。”
　　“慈玉小姐，又写到大半夜啊？”摊主老李认得她，用牛皮纸包好递过去，“当心眼睛。”

　　慈玉接过，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硬邦邦的蚕豆在齿间嘎嘣作响。她走在回去的路上，脚下是下过雨的石板路，一步一滑。路两旁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黑黢黢的枝丫像无数只干瘦的手伸向夜空。

　　后来市政规划，这片要拆了重建。住户们拿了补偿款，搬的搬，散的散，各奔东西。开发商把旧房子推平，盖起了新式的公寓楼——红砖墙，白色窗框，门口摆着修剪整齐的冬青，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模仿伦敦肯辛顿区的样式。原来的弄堂格局被打散了，但地名还留着，嵌在巷口那棵老槐树下的一块铜牌上：“同安里·民国三年”。

　　搬进来的人家，跟原来胡同里的老住户不是一批人了。那些卖豆浆的、拉胡琴的、在弄堂口乘风凉讲闲话的人，都散落在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不知道去了哪里。新搬进来的多是些在洋行做事的中年人、从租界其他地方迁来的小生意人，还有一些贪图这里安静的外国人。弄堂还是那条弄堂，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魂已经换了。

　　那天也是一个下午，程鑫来看她，这次程鑫带着一个男人一起来的，程鑫说这是为他装修设计这栋楼的设计师，然后便说自己的房子太破了，不太符合这条弄堂的风格，影响他出租，程鑫说什么也要帮忙改建一栋。

　　“程鑫，你不用同情我，我也不是我母亲，你对她的感情没必要放到我这儿，我不怕苦”

　　程鑫愣了愣随后便笑了

　　“你这个傻孩子，瞎想什么呢，我帮你不是因为同情你，也不是因为把你母亲的感情投射到你身上，只是因为你是故人之女，他死了，我代她照顾，这是我跟她之间的情分，仅此而已，我也知道你不怕苦，只是你没必要白受这苦，对于我而言，盖这一栋房子不贵，并且真的能提升出租率，既能帮到你，又能帮到我自己，岂不是一举两得”

　　最后慈玉还是妥协了，因为他知道程鑫是说一不二的人。

　　慈玉先住在旁边程鑫的一间房里，等小洋楼盖好了自己再搬回去。她以为只是重新盖了一栋更好的房子，但程鑫显然不这么想。他不仅给了她房子，还让人把里面布置得妥妥帖帖——客厅里有一套上好的红木家具，雕花精细，漆面温润，是苏州匠人的手艺；餐厅里有一张能坐八个人的大圆桌，配着六把椅子，虽然慈玉从来不需要坐六个人；卧室里有一张宽敞的铜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簇新的被褥，枕头是鹅绒的，软得她第一次睡的时候翻来覆去不习惯。

　　慈玉搬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把三楼的朝南房间做了书房。她坐在窗前，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树冠，觉得这太奢侈了。她一个人住一栋三层的洋楼，楼下两层基本上空着。她试过把空房间租出去，但程鑫的副官委婉地告诉她：“司令说，这栋楼只能您一个人住。”

　　“为什么？”

　　副官的表情很微妙：“司令说，您的文章得罪的人太多，安全方面……要慎重。”

　　慈玉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程鑫的意思——他是在保护她。用他的方式。

　　但这笔人情欠得太大了，大到她不知道该怎么还。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过得更节俭一些，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帮助更多的人。虽然——说起来可能没有人相信——她挣的钱其实不少。

　　慈玉一个人住在这栋三层的小洋楼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3个卧室，三楼是书房和主卧。客厅里的家具是上好的红木——雕花精细，漆面温润，苏州匠人的手艺，跟这条弄堂里任何一户人家的家具都不一样。那张八仙桌能坐八个人，虽然她从来不需要坐八个人；那套太师椅摆在堂屋正中，靠背上刻着福禄寿三星，每一刀都刻得仔仔细细。卧室里是一张宽敞的铜床，铺着厚厚的床垫和簇新的被褥，枕头是鹅绒的，软得她第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衣柜里挂着几件真正的好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丝绒旗袍，领口镶着一圈细密的珍珠；一件烟灰色的羊绒大衣，手感柔软得像云朵；一件墨绿色的缎面旗袍，上面绣着暗纹的梅花，不张扬，但经得起看。每一件都是量身定做的，尺寸分毫不差，还有许多毛皮大衣和各种真丝刺绣旗袍。

　　慈玉第一次打开衣柜的时候，站在前面愣了很久。她伸手摸了摸那件丝绒旗袍的料子，手指陷进柔软的绒毛里，像陷进了一个她不敢做的梦里。

　　她知道这些是谁送的。她也知道，这些衣服的花费，够闸北的难民收容所用上三个月。

　　她去找过程鑫，想把衣服退回去。但程鑫在前线，电话打不通，电报没人回。她只好写了一封信，措辞很客气，大意是说：程司令的好意她心领了，但这些衣服太贵重了，她穿不着，也不该穿。

　　回信等了半个月。程鑫的回信很短，写在行军用的粗糙信纸上，字迹潦草但有力：
　　“衣服是给你母亲的。她没穿过的好东西，太多了。你替她穿。——程鑫”

　　柳雁生性也不爱张扬，虽是富家小姐，来来去去也总是那么几件衣服，多余的钱都拿去资助贫困家庭了，就连最后家族留下的仅有一点首饰和名贵旗袍，也因为害怕暴露名贵身份不敢穿

　　慈玉拿着这封信，坐在三楼的书房里，对着窗外的老槐树，坐了一整个下午。

　　她没有再拒绝。

　　那些旗袍挂在衣柜最里面，樟脑丸的味道很重。慈玉很久没穿过它门了。

　　她的日子过得极简单。一日三餐，早上白粥，中午一个咸鸭蛋配阳春面，晚上有时不吃，有时就着剩饭对付一口。身上常年是两件素色旗袍，洗得发白，领子磨破了，就翻过来缝一缝。鞋子也是旧的，面上打着两层补丁。

　　但她在上海文坛的稿费，其实是排得上号的。

　　给《大公报》写稿，一篇小说十五块到三十块。英文稿费高些，能到四五十块。加上《字林西报》的连载，以及各个报刊的专栏，每个月零总加起来，稳定能有一百到两百多块。

　　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也不过十几块，中学教员是六七十块。一个在上海滩独居的单身女人，靠着笔杆子，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过得很好。

　　可慈玉的账本上，进项和花销是截然对立的。

　　翻开她那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收支——

　　“八月初三，《大公报》稿费十八元。南市孤儿院三元。刘寡妇房租两元。余十三元。”

　　“八月初七，《字林西报》英文稿费四十元。虹口读书会十元。李婆婆药费五元。南市棚户区孩子学费八元。余十七元。”

　　“八月十二，《烽火连天》连载稿费四十元。闸北夜校筹备二十元。南市孤儿院五元。刘寡妇孩子学费四元。结余十一元。”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收入不算少，但每一笔后面都跟着一串支出，最后剩下的，往往只有几块钱，有时候甚至入不敷出，还要从下个月的收入里预支。

　　程欣蕊第一次翻到这个账本时，合上本子，在桌上推了推，沉默了很长时间。

　　“慈玉，”她端着一杯热茶，走到慈玉身边坐下。她看到慈玉袖口上那层薄薄的毛边，张了张嘴，最后只是伸手抱住了她。

　　慈玉僵了一下。她不太习惯这样的肢体接触。但欣蕊的怀抱很暖，带着一点淡淡的花露水味。

　　“你这件衣服，穿了多少年了？”欣蕊松开她，低头看了看那个账本，“你赚的不少，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挺好的。”慈玉轻轻拨开她的手，“我过得挺好。”

　　“你过得不好。”欣蕊退后一步，眼眶有些发红，“你就是觉得，所有这些享受都是罪过。你写那些底层的苦，赚着用字换来的钱，就觉得自己不配吃一口好的、穿一件新的。”

　　慈玉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确实不觉得苦。因为她见过真正的苦。在闸北的难民营里，她见过丢了孩子的母亲，在深夜的寒风中疯了一样去寻找；在纱厂的工人棚户区里，她见过十来岁的女孩，为了养活弟妹，早早地嫁了人。那些女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泥地里耗尽一生。

　　“你不是谁的救世主。”欣蕊看着她，声音放得很轻，“你就是一个写字的人。但写字的人，也得先把自己活好了。”

　　慈玉没说话。

　　直到那天傍晚，她整理旧物，翻出了母亲留下的那件旗袍。

　　她站在镜子前，把旗袍在身前比了比。她的手在丝绸上抚过，那料子冰凉滑腻，触感极好。她已经很多年没有穿过这种料子了。她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解开了旧旗袍的扣子，把这件深绿色的暗纹缎面旗袍穿在了身上。
　　衣服很合身。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一瞬间的恍惚。镜子里的女人年轻，眉眼清冷，像极了年轻时的母亲。
　　她忽然想起母亲临走前，拉着她的手，说的那几句话：

　　“玉儿，别停下来。停下来了，就再也吃不上饭了。”

　　她一直记着这句话。这些年，她写文章、办夜校、算计着每一分钱，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别人身上。她以为自己不需要好衣服，不需要好日子，只需要拼命往前走。

　　可是这一刻，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这件属于母亲的旗袍。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镜子。镜面冰凉，她的指尖却有些发热。

　　她想起母亲也曾是个爱漂亮的女人。如果母亲还活着，大概不会希望她把自己包裹在一层灰扑扑的壳子里，用一辈子的苦来还债。

　　她对着镜子，慢慢把盘扣一粒一粒扣好。

　　然后，她转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好好活着。活得自己，才配得上她的牺牲。”

　　欣蕊来接她的时候，看见她穿这件旗袍，眼睛亮了一下。

　　“慈玉，你好好看。”

　　慈玉没理她，低头检查要带的文件。

　　“真的，”欣蕊绕着她转了一圈，“这件旗袍哪来的？料子真好，是苏州的？”

　　“别人送的。”慈玉淡淡地说。

　　欣蕊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

　　“走吧。”慈玉说。

　　她们走出同安里。巷口的老槐树在秋风中微微摇晃，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慈玉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洋楼。

　　三楼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微微鼓起来。那间书房里，桌上摊着写到一半的稿纸，旁边放着母亲的旧照片。慈玉转过身，跟着欣蕊走向巷口。高跟鞋踩在青砖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墨绿色的旗袍下摆轻轻拂动，像一池被风吹皱的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