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贞赋》子华先生

9、沅贞赋游街苦役唤归途 73年春阮

　　一九七三年的春日，官井洋边的滩涂刚冒起芦苇嫩尖，海水褪去了冬日的刺骨寒凉，却依旧带着沁人的咸意。风掠过老屋的瓦檐，卷着公社革委会□□的劲风直直扑向阮厝村 —— 爹阮永章卖子未遂的事，终究没能捂得住。
　　风言风语在村里绕了大半年，顺着盐场的小路传到公社。加之他常年赌博，在周边村镇早有恶名，偏偏撞在 “批林□□”、严打歪风邪气的风口上，成了整治赌博、买卖人口的典型。和他一起被公社革委会抓起来的，还有周边村屯五六个屡教不改的赌徒、滋事者，个个垂头耷脑，蔫得像霜打了的庄稼。
　　那一日的场景，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如昨。
　　天刚过晌午，铜锣声突然砸破了村里的宁静。公社干事踏着尘土进村，粗粝的嗓音在巷子里回荡：“阮永章，出来！” 他们冲到老屋门口，没容爹半句辩解，便扭住他的胳膊往外拽。爹彼时正蹲在灶台边抽烟，猝不及防间慌了神，嘴里反复嘟囔着 “我错了，再也不敢了”，手脚胡乱挣扎，却在干事的铁腕下毫无用处，最终被推搡着踉跄走向村口晒谷场。
　　晒谷场上早已挤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挤成一团，眼神里混着好奇、鄙夷，还有几分看热闹的漠然。干事们搬来破旧木桌，用粗硬厚纸板当场糊起 “惩戒高帽”，浓黑的墨汁顺着纸板纹路往下浸，透着慑人的威严。
　　爹的高帽子，在六个人里最是扎眼。
　　正面浓墨写着 “赌徒阮永章” 五个遒劲大字，旁边歪歪扭扭配着一行更戳心的 ——“丧心病狂卖亲儿”。那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轻飘飘却重千斤的纸帽子上，也烫在爹的脸上。高帽子堪堪抵着肩膀，走起来摇摇晃晃，稍不留意就会歪掉，干事便在一旁厉声呵斥，谁偷懒，木棍就会落在后背上。
　　游街的铜锣声，敲碎了阮厝村的春日，也敲开了我们兄妹仨心头刚结痂的疤。
　　六个戴高帽的人被领着排队前行，干事走几步敲一下铜锣，高声喊着：“大家都来看！赌徒阮永章，丧心病狂卖亲儿！引以为戒，莫学歪风！” 爹被夹在队伍中间，头埋得极低，帽檐压着眉眼，肩膀绷得紧紧的，双手死死攥着帽沿，指节泛白。他的步子慢吞吞的，每一步都像踩在针毡上，踩在我们兄妹的心上。
　　三姐牵着我的手，站在老屋门口的槐树下。她的手攥得太紧，指尖几乎嵌进我的胳膊，眼圈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憋着没掉。哥站在一旁，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脸上没有半分怜悯，只是冷冷看着队伍远去，低声吐出一句：“这是他自找的。”
　　村里的人跟在队伍后，指指点点。有人叹气 “孩子娘走得早，几个娃太可怜”，有人鄙夷咒骂 “赌徒成性，不配当爹”，还有些和爹一起赌过钱的，吓得赶紧躲回家，关紧了门窗。
　　游街从清晨走到日暮，绕了四五个村子。铜锣声、呵斥声、议论声混在春日的风里，飘得很远。爹的脸彻底丢尽了，往日赌钱时的嚣张踪影全无，只剩满身狼狈与惶恐。傍晚回到晒谷场时，他的脸被晒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扶着高帽的手酸得发抖，汗水混着尘土在脸上画出黑痕，模样落魄到了极点。
　　可这，还不是尽头。
　　公社革委会研究后，下了更重的处罚令：送爹去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半年，无偿劳作，无工分无工钱，仅工地管饭 —— 要让他在繁重的苦役里，磨掉赌性，反省为人父的责任。
　　那水库工地离阮厝村十几里，全是荒郊野岭。爹被分到挑土组，天不亮就起床，用扁担挑着沉甸甸的土筐，从土坡下往堤坝上一趟趟折返。土筐的绳子勒得肩膀生疼，没几天就磨出了血泡，破了结痂，结痂又磨破，反复几次，肩膀结了厚厚的茧，才终于不觉得疼。
　　晌午的日头虽不似夏日灼热，却也晒得人皮肤发烫。汗水浸透粗布衣裳，贴在身上黏糊糊的。脚下的路坑坑洼洼，满是碎石泥土，挑着土筐走得摇摇晃晃，一旦摔倒，只能自己爬起来继续干，监工从不会手下留情。傍晚收工后，爹他们还要收拾工具，忙到天黑才能回工棚。
　　工棚是木板拼墙、油毡铺顶，漏风又漏雨。大通铺上铺着带灰尘和虫子的薄稻草，夜里海风钻进来，冷得刺骨，男人们只能挤在一起取暖。吃的是最简单的饭食：早晚稀粥配咸菜，中午杂粮馍馍加无油青菜汤。可干着重活的他们，每一顿都吃得干干净净。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爹的过错，没人愿意和他说话，还常有人拿话刺他：“不配当爹”“活该受罪”。爹只是低着头，默默听着，手里的活干得更卖力。他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那段日子，我们兄妹很少见到他。工地管得严，他只能偶尔在歇工日的天黑前，匆匆回一趟家。待不了半个时辰，就又要赶回去。每次回来，他都满身尘土，疲惫不堪，肩膀结着厚茧，手上磨着裂口。他看我的眼神里藏着愧疚，想摸我的头，却又犹豫着缩回手，最后只是蹲在灶台边，默默抽烟。
　　家里的担子，再次重重压在了十二岁的三姐身上。
　　她要放牛、割草、做饭、挣工分，还要照顾我和哥，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天不亮就摸黑去挑水，扁担比她还高，桶里的水洒一路，到家只剩半桶。生火烧粥，她总把稍稠的盛给我和哥，自己喝最稀的，扒拉几口就牵牛去滩涂。放牛的空隙割草拾柴，晌午顶着日头挖蛏子换零钱，傍晚回来洗衣缝补，油灯下佝偻着身子，熬到深夜。
　　九岁的哥，愈发懂事得让人心疼。他主动揽下挑水、劈柴、喂牛的重活，小小的身板挑着半桶水，摇摇晃晃，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却从不喊苦。劈柴时，他攥着比胳膊还粗的斧柄，使出全身力气，胳膊酸了就揉一揉，继续干。他还学着摸鱼挖蛏子补贴家用，放学从不贪玩，径直回家帮忙。若是我被欺负，他总会第一时间冲出来护着我，哪怕对方比他高大，也毫无畏惧。
　　大姐来得更勤了，每次都拎着番薯干、粗布，帮着洗涮缝补，走时红着眼塞给三姐几毛钱，反复叮嘱 “看好弟弟妹妹”。二姐在邻社做童养媳，身不由己，只能偶尔托人捎回几句牵挂的话。大队书记阮厚道也常来探望，送粮食、送粗布，帮我们熬过难关。他去工地检查时，总会特意找爹谈心：“永章，孩子无辜，你得扛起当爹的责任。” 爹每次都低着头，重重点头。
　　水库工地的半年，格外漫长。春日的风沙，夏日的酷暑，爹都一一熬了过来。繁重的苦役，磨掉了他的荒唐与浮躁，也让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身为父亲的重量。他干活越来越踏实，监工和工友对他的看法，渐渐有了改变。
　　半年后，爹终于回来了。
　　那天，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短短的，旧衣服洗得没有一丝尘土。他背着铺盖卷走到老屋门口，看着等在门口的我们，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眼圈先红了。三姐端来一碗温水，他一饮而尽，放下铺盖卷，径直走进灶房，生疏却认真地帮着烧火。
　　晚饭的地瓜粥，比往日稠了不少。三姐炒了咸菜，还煎了两个鸡蛋，全放在我和哥的碗里。爹默默扒着饭，把自己碗里的地瓜，一块块夹给我们，眼里有了久违的温柔。
　　饭后，爹特意把阮厚道请到家里，恭恭敬敬地说：“书记，我错了。这半年我好好反省了，以前浑浑噩噩赌钱，做了傻事，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大伙。往后，我再也不赌了，一定好好干活，撑起这个家。”
　　阮厚道沉默半晌，点了点头：“永章，你能明白，就不算晚。孩子跟着你受了不少苦，这次的教训，够深刻了。往后好好待孩子，别再走歪路。”
　　爹重重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那晚的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温柔得像娘的手。官井洋的海风轻轻吹着，老屋的烟囱里，终于冒出了一缕像样的人间烟火。
　　爹真的变了。他不再游手好闲，跟着村里人去工地做零工，去滩涂收渔获，不怕苦，不怕累。收工后，他就回家抢着干活，挑水、劈柴、做饭，样样都干。老赌友再三招呼他去赌，他都坚决拒绝。他偶尔会给我们买水果糖，给三姐扯一块粗布，看着我们笑，他自己也笑得格外满足。家里的地瓜粥，总能熬得稠稠的，偶尔还能吃上白面馒头。
　　三姐的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夜里，她哼《黄鱼谣》的调子，也轻快了许多。哥对爹的态度，渐渐缓和，偶尔会跟着他去滩涂干活。夕阳下，父子俩并肩劳作的身影，成了老屋门口，最温暖的风景。
　　我们都以为，这场惩戒，真的拔了爹骨子里的赌性。往后的日子，即便清贫，也总能慢慢好起来。
　　可我们都忘了，有些瘾，就像官井洋的潮汐。
　　看似退去，却总会在某个时刻，卷着风浪，再次袭来。
　　爹的踏实，坚持了一日又一日。可他心底的赌性，从未真正消失，只是被艰辛的生活，和深深的愧疚，暂时压制着。像被石头压住的野草，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疯长。
　　他许下的承诺，并非虚情假意。只是赌瘾如附骨之疽，难以根除。那半年的苦，一日的羞，高帽子的重，终究只是暂时锁住了他的人，却锁不住他被赌局缠牢的心。
　　老屋的安稳，像一层薄薄的糖纸，裹着清贫的甜，却经不起半点撕扯。官井洋的海风依旧温柔，《黄鱼谣》的歌声还在回荡，可没人察觉，那被压制的赌性，正在爹的心底，悄悄滋长。
　　或许是农闲午后，老赌友的一句招呼；或许是村口，传来竹签碰撞的熟悉声响。总之，那看似消失的欲望，终会在某个瞬间，露出獠牙，将这短暂的安稳，撕扯得粉碎。
　　爹的这场救赎，终究只是一场短暂的停留。
　　我们兄妹，还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暖里，未曾察觉，身后悄然逼近的阴影。往后的岁月，我们终究还是要一次次，面对他赌性复发带来的风雨；一次次，在泥泞里相互搀扶，在官井洋的咸风里，继续着这风雨飘摇的日子。
　　而那顶写着 “赌徒阮永章”“丧心病狂卖亲儿” 的高帽子，那场走了整整一天的游街，那半年水库工地的苦役，终究成了刻在我们一家人记忆里的疤。
　　它提醒着我们：有些错，看似改了，实则早已刻进骨髓，缠绕一生，从未真正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