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岁月：兴化一九七零》小字赵宁

4、第四章：水上文艺队 公社组建文

　　腊月的风像浸了冰的刀子，刮过红旗河裸露的河床。

　　工程进入第二十天，最硬的七百米黄黏土段终于被啃下了一半。炸药的到来改变了战局——公社调来的爆破员是个退伍工兵，姓赵，脸上有道疤，话不多，但手艺精。他教戴国庆他们打炮眼、装药、埋□□、接引线。每天晌午和傍晚，河床上都会响起沉闷的爆炸声，泥土像黑色的花朵般绽放，然后哗啦啦落下。

　　爆炸之后，才是人力的战场。人们冲进硝烟未散的爆破区，用镐头和铁锹清理松动的土方。效率提高了，但危险也增大了。有次哑炮，戴国庆要去排查，被赵爆破员一把拉住：“我去。我命硬。”结果真是哑炮，拆引线时，老赵的手稳得像焊铁。

　　这些细节，陆明舟都记在了他的“战地快报”上。现在快报已经出到第七期，除了贴在工地，还会送到公社。刘书记看后特意划船来了一趟，拍着戴广厚的肩说：“老戴，你们这个宣传搞得好！有战报，有标语，还有快板词，士气就是不一样！”

　　陆明舟也因此多了一项任务：组织工地宣传。

　　起初只是写写标语。用石灰水在河岸的石头上刷：“大干苦干六十天，定叫红旗河通水！”“兴修水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后来戴秀兰建议：“光写不行，得说，得唱。干活累了，听段快板，来段号子，才有劲。”

　　于是陆明舟开始编快板词。他本有些文采，高中时还参加过学校的话剧社。但写给农民听的快板，不能太文绉绉。他蹲在工地上，听人们闲扯时的语言，学那种直白、鲜活、带着泥土味的表达。

　　第一段快板是这样的：

　　“同志们，加油干，红旗河上比比看！
　　你挖土，我挑担，汗水浇出丰收年！
　　黄黏土，硬似铁，难不倒咱们英雄汉！
　　炸药轰，镐头啃，定叫河道换新颜！”

　　由戴秀兰在休息时表演。她没学过快板，就用两块竹片代替，但节奏打得准，声音清亮，眼神活泛。一段说完，工地上响起叫好声和掌声。人们擦着汗笑，仿佛真添了几分力气。

　　从那以后，工地宣传就成了固定节目。陆明舟写词，戴秀兰表演，有时也拉上几个年轻人一起。内容都是工地上的真人真事：赵爆破员排哑炮，王婶一天挑断三根扁担，戴国庆三天三夜没下工地……虽然简单，但亲切。被表扬的人不好意思地笑，干得更卖力了。

　　这天中午，爆炸声刚过，硝烟还没散尽，公社刘书记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夹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老戴，介绍一下。”刘书记指着中年人，“这是县文化馆的周同志，周文彬。专门搞群众文艺的。”

　　周文彬约莫四十岁，脸色白净，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他推了推眼镜，和戴广厚握手：“戴书记，久仰。你们红旗河工地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县里都听说了。”

　　“都是小年轻瞎搞。”戴广厚谦虚道，但眼里有光。

　　“不是瞎搞，是创新。”周文彬从皮包里拿出几页纸，“县里要求，各公社要组建‘毛主席思想文艺宣传队’，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我觉得你们有这个基础，可以试试。”

　　戴广厚接过材料看了看：“文艺宣传队……我们庄稼人，哪会这个？”

　　“群众中有能人。”周文彬笑道，“我刚听了一段快板，很好嘛！表演的女同志是谁？”

　　戴广厚朝远处喊：“秀兰，过来一下！”

　　戴秀兰正在帮妇女队拾掇工具，闻声跑过来，脸上还沾着土灰。

　　“这是县文化馆的周同志。”戴广厚介绍。

　　“周同志好。”戴秀兰用袖子擦擦脸。

　　周文彬打量着她：“刚才的快板是你说的？”

　　“嗯，陆明舟写的词，我瞎说。”

　　“不是瞎说，很有感染力。”周文彬认真地说，“你以前学过表演？”

　　“没有。”戴秀兰摇头，“就是爱听戏。小时候陈瞎子说书，我每场都去。”

　　“陈瞎子？”

　　“我们村的一个老人，眼睛看不见，但会说书，会唱曲。”戴广厚解释。

　　周文彬眼睛一亮：“能带我去见见吗？”

　　下午，周文彬没走，跟着戴广厚、陆明舟和戴秀兰去了陈瞎子的垛子。

　　老人还是坐在门口编竹篓。听见脚步声，他侧耳听了听：“今天人多。”

　　“陈爷爷，县里文化馆的周同志来看您。”戴秀兰说。

　　“文化馆……”陈瞎子放下竹篓，“官家人啊。坐，屋里窄，委屈了。”

　　茅屋里确实窄小，一床一桌一灶，墙上挂着斗笠蓑衣，梁上吊着几串干菜。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处处透着过日子的认真。

　　周文彬在床边坐下，开门见山：“陈大爷，听说您会说书唱曲？”

　　“年轻时候的事喽。”陈瞎子摸出烟杆，“现在老了，瞎了，没人听了。”

　　“我想听。”周文彬说，“特别是咱们兴化本地的曲调、号子、传说。”

　　陈瞎子沉默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像一尊古老的木雕。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那就说一段……《茅山号子》吧。”

　　没有乐器，没有伴奏。老人清了清嗓子，忽然发出一声悠长、高亢的起调：

　　“哎——哟——嗬——”

　　那声音苍老，却有种穿透岁月的力量。像从很深的地底，从很远的年代，顺着水脉涌上来。陆明舟感到脊背一阵发麻。

　　接着，陈瞎子用低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唱起来：

　　“正月里来是新春，茅山脚下聚船人。
　　三十六村齐出动，七十二荡响锣声。
　　哎——哟——嗬——齐心合力把船撑！”

　　他的声音时而高亢如号角，时而低沉如闷雷，时而急促如急雨，时而舒缓如流水。虽是清唱，却仿佛让人看见了千百条船聚集在茅山荡，万桨齐发，水花四溅的壮观场面。

　　一段唱完，茅屋里鸦雀无声。连门外水波的荡漾声都清晰可闻。

　　周文彬第一个反应过来，激动地站起身：“陈大爷，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真正的民间文艺！”

　　陈瞎子却摇摇头：“这号子，现在没人唱喽。大集体了，不赛船了。”

　　“不赛船也能唱！”周文彬在狭小的屋里踱步，“可以改编，配上新词，宣传毛主席思想，宣传水利建设！陈大爷，您愿意教吗？”

　　老人又沉默了很久。

　　“教，可以。”他终于说，“但有个条件。”

　　“您说。”

　　“号子不是一个人在屋里唱的。”陈瞎子空洞的眼睛望向门外，“要有水，有船，有撑篙的人，有听号子的人。要在大阳底下，在大风大浪里唱。你们要是真想让这老调子活过来，就得带年轻人去水上，去真正的船上，去听水声风声，去感受篙子入水的力道。”

　　周文彬愣住了。他显然没想过这么多。

　　“陈爷爷说得对。”戴秀兰轻声说，“我在船上听过爹撑船时哼号子，跟在地上听，完全不一样。”

　　陆明舟也开口：“周同志，我们红旗河工地，每天都有船运土。可以在船上试试。”

　　周文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终于下定决心：“好！那就这么办！戴书记，你们大队牵头，组建水上文艺宣传队。陈大爷当顾问，小陆负责文字，秀兰同志组织表演。先排几个节目，就在红旗河工地演出，效果好，再到各大队巡演！”

　　事情就这么定了。

　　回去的路上，周文彬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计划：要收集整理民间曲调，要结合当前政治任务编新词，要培养农民演员……但陆明舟脑子里，却反复回响着陈瞎子那段苍凉的号子。

　　那号子里，有这片水乡千百年来的呼吸。

　　接下来几天，红旗河工地多了项新任务：排练。

　　人员是戴秀兰挑的。她没选那些嗓门最大、最爱表现的，而是选了五个平常不太说话、但干活扎实的青年——三男两女。她说：“会唱的不一定会演，会演的不一定能吃苦。咱们要水上排练，风吹日晒，怕苦的干不了。”

　　陆明舟则开始整理陈瞎子口述的素材。老人每天说一段，他就在小本上记一段。除了《茅山号子》，还有《栽秧歌》《车水谣》《渔鼓调》……都是水乡人劳作时唱的。词句简单重复，但韵律天然，像水波的起伏。

　　“这些调子，都是老一辈人在田里、在水里、在风里雨里哼出来的。”陈瞎子说，“一句词，可能要哼上几十年，才能哼出那个味道。”

　　陆明舟问：“那新词呢？现在要宣传水利，宣传革命，这些老调子能配上新词吗？”

　　“能。”老人肯定地说，“调子是骨头，词是肉。骨头不变，肉可以换。但换肉也要讲究——要合骨头的节，要顺骨头的势。不能生搬硬套。”

　　于是陆明舟尝试着填新词。他把红旗河工程的故事编进去，把“农业学大寨”的精神编进去，把兴修水利的意义编进去。写好了，念给陈瞎子听，老人闭着眼睛听，不时打断：“这里太文了，庄稼人听不懂。”“这里调子不对，唱不顺。”“这里该有个拖腔，像撑篙时那股悠劲。”

　　改了一遍又一遍。有时一段词要改上十几次。

　　戴秀兰那边也在紧锣密鼓地排练。她带着五个青年，每天下工后，划船到一片开阔的水域，练习发声、节奏、动作。没有镜子，就对着水面练表情。没有音乐，就用竹板打拍子。

　　陆明舟去看过一次。夕阳下，戴秀兰站在船头，正在教一个叫春梅的姑娘做动作。

　　“不是这样。”她纠正道，“你演的是挑土妇女，腰要沉，肩要实，步子要稳。不能像跳舞似的轻飘飘。”

　　她示范了一遍。弯腰，起身，挑担，行走。每个动作都带着劳动的重量，却又透着一种朴拙的美感。

　　春梅跟着学，但还是有些僵硬。

　　“想想你娘挑水时的样子。”戴秀兰说，“想想王婶挑土时的样子。她们的肩膀是被扁担压弯的，她们的步子是被泥土拽住的。你要演出那种感觉。”

　　春梅想了想，再试一次。这次好多了。

　　陆明舟站在岸上看，忽然意识到，戴秀兰身上有种天生的艺术直觉。她没学过理论，但懂得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力量。

　　“小陆来了？”戴秀兰看见他，跳上岸，“词改好了吗？”

　　“改好了。”陆明舟递过本子，“陈爷爷说这一稿可以试试。”

　　戴秀兰接过，轻声念了一遍。是《茅山号子》的新词：

　　“哎——哟——嗬——红旗河上摆战场！
　　千军万马齐上阵，定叫山河换新装！
　　你爆破，我挖方，汗水浇出幸福江！
　　哎——哟——嗬——革命干劲高万丈！”

　　念完了，她抬头：“调子呢？怎么配？”

　　“陈爷爷哼给我听了，我记了谱。”陆明舟拿出另一张纸，上面是他用简谱记的旋律——高中音乐课学的，没想到在这里用上了。

　　戴秀兰接过谱子，看了半天，皱起眉：“我看不懂这个。”

　　“我教你。”陆明舟说，“很简单，哆来咪发嗦……”

　　他教，她学。一个教得耐心，一个学得快。黄昏的水面上，两个年轻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个讲解，一个跟唱。偶尔唱错了，两人就笑。笑声惊起芦苇丛里的水鸟，扑棱棱飞向晚霞。

　　等戴秀兰基本掌握了调子，天已经黑透了。星星一颗颗亮起来，倒映在水里，像撒了一河的碎银。

　　“回去吧。”陆明舟说。

　　“嗯。”

　　两人划船回程。桨声欸乃，水波荡漾。谁也没说话，但气氛并不尴尬。远处传来工地夜战的号子声——为了赶工期，现在分两班倒，夜里也干。

　　“其实，”戴秀兰忽然开口，“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去县剧团唱戏。”

　　陆明舟有些意外：“怎么没去？”

　　“我爹不让。”戴秀兰的声音很轻，“他说，戏子是下九流，庄稼人才是根本。而且我娘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小，家里离不开我。”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我还是爱唱。干活时唱，洗衣时唱，撑船时唱。唱了，心里就舒坦。”

　　陆明舟想起上海那些文工团的女演员，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在明亮的舞台上表演。而眼前的姑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在摇晃的船头，唱着可能永远上不了正规舞台的号子。

　　但她的歌声，却比那些舞台上的歌声，更让他心动。

　　“现在有机会了。”他说，“水上文艺队，就是你的舞台。”

　　戴秀兰笑了，眼睛在夜色里亮晶晶的：“嗯！”

　　三天后，水上文艺宣传队第一次正式排练。

　　地点选在红旗河工地的一段已挖成的河道里——这里水面宽阔，两岸是刚挖出的新鲜泥土，堆得像小山。五条小船并排停在水中央，每条船上两三个人。戴秀兰在中间的船上指挥。

　　观众是收工后的社员们。他们或坐或站在两岸的土堆上，好奇地张望。周文彬也来了，拿着笔记本，一脸严肃。

　　排练开始。

　　先是快板《红旗河战歌》，由戴秀兰和春梅表演。竹板打得噼啪响，词句铿锵有力。观众们听惯了，反响热烈。

　　接着是改编的《栽秧歌》，配上歌颂丰收的新词。两个女青年表演，动作模仿插秧，虽然生涩，但认真。

　　然后就是重头戏——《新编茅山号子》。

　　戴秀兰站在船头，深吸一口气，忽然发出一声长啸：

　　“哎——哟——嗬——”

　　那声音清亮高亢，划破黄昏的宁静，在水面上久久回荡。两岸的观众瞬间安静下来。

　　接着，五条船上的青年齐声接唱：

　　“红旗河上摆战场——”

　　声音有男有女，有高有低，混在一起，却有种奇异的和谐。像许多条溪流汇入大河，各自保持着自己的声音，却又共同奔涌。

　　陆明舟站在岸上，看着这一幕。夕阳给每个人的脸镀上金边，给每条船描上光晕。水波荡漾，船身轻摇，歌声随着水波扩散，撞上土岸，又反弹回来，形成奇妙的回声。

　　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陈瞎子说的“要有水，有船，有撑篙的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歌声才有生命。它不是舞台艺术，它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腥味、水草的清气、汗水的咸涩。

　　唱到高潮处，戴秀兰忽然从船上拿起一根竹篙，做了个撑船的动作。其他青年也纷纷拿起船桨、扁担、铁锹——都是真实的劳动工具，此刻成了道具。他们随着节奏“划船”“挑担”“挖土”，动作整齐有力，充满劳动的质感。

　　两岸的观众看呆了。不知是谁先喊了声“好！”，接着掌声雷动，有人吹口哨，有人跺脚。土堆上的灰尘扬起来，在夕阳的光柱里飞舞。

　　周文彬激动得笔记本都掉了，捡起来时手在发抖：“成了！成了！这才是真正的群众文艺！”

　　排练结束，人们还不愿散去。戴秀兰被围在中间，脸上红扑扑的，不知是兴奋还是害羞。春梅拉着她的手：“秀兰姐，你唱得太好了！我在后面跟着，浑身都是劲！”

　　戴国庆也挤过来，拍拍妹妹的肩：“行啊丫头，有两下子！”

　　戴广厚站在稍远的地方，没说话，但眼里有掩饰不住的笑意和骄傲。

　　陆明舟走到陈瞎子身边——老人今天也来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由一个小伙子搀着。

　　“陈爷爷，您觉得怎么样？”陆明舟问。

　　陈瞎子侧耳朝向水面，仿佛还在回味。“调子是对的，”他慢慢说，“味道还欠点。”

　　“欠什么？”

　　“欠岁月的沉淀。”老人说，“他们唱的是新词，用的是老调。但老调里的那股劲，是几代人撑船、挑担、挖土磨出来的。他们年轻，还没磨到那个份上。”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有这个开头就好。只要他们继续在水上唱，在风里唱，在劳动中唱，总有一天，能唱出那个味道。”

　　夜幕完全降临时，人群才渐渐散去。陆明舟帮着收拾道具，把船划回码头。戴秀兰和他一起。

　　“今天……谢谢你的词。”她说。

　　“是你唱得好。”

　　“没有你的词，我也唱不出来。”戴秀兰很认真，“那些词，写到了我们心里。”

　　陆明舟心里一暖。“那就继续写。陈爷爷那里还有很多老调子，我们一个个整理，一个个改编。”

　　“嗯！”戴秀兰用力点头，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周同志说，下个月要去各大队巡演。第一站是陈家庄，陈爷爷的老家。”

　　“那得好好准备。”

　　“是啊。”戴秀兰望着星空下的水面，眼神憧憬，“要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水乡的歌，还在唱。”

　　回到小屋，陆明舟照例写日记。但今天，他写得很慢，很多字写了又划掉。最后只留下一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晴。

　　水上文艺队第一次排练。

　　秀兰站在船头唱歌的样子，我会记很久。

　　她的声音里有水，有风，有阳光晒过的稻草香。

　　陈瞎子说，调子需要岁月沉淀。但我想，岁月不就是由这样的一天一天组成的吗？

　　今天，我们在红旗河新挖的河道里唱歌。也许很多年后，当河水奔流而过，会记得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唱过歌。

　　也许这就是文艺的意义——给平凡的日子，镀上一层光。

　　手还是很疼，腰还是很酸。

　　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生长。

　　像春天垛田里的秧苗，悄悄探出头，迎着风，向着光。”

　　合上日记，他没有立刻睡。而是推开窗，看着外面的夜色。

　　工地那边还有灯火，夜班的社员在挑灯奋战。更远处，水乡沉睡在冬夜的怀抱里，安静而深沉。

　　但陆明舟觉得，他听见了歌声。不是实际的歌声，而是一种更广阔的声音——是这片土地千年来的吟唱，是河流的诉说，是风的低语，是无数劳动的人们，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回响。

　　而他，一个从上海来的知青，正在成为这声音的一部分。

　　尽管还很微弱，但确确实实，他的声音，已经开始融入这片水乡的大合唱里。

　　明天，红旗河工程还要继续。

　　明天，水上文艺队还要排练。

　　明天，生活还要向前。

　　但今晚，就让歌声在梦里继续流淌吧。

　　陆明舟关上窗，躺回床上。在沉入梦乡的前一刻，他仿佛又听见了戴秀兰那声清亮的起调：

　　“哎——哟——嗬——”

　　像一道光，劈开黑暗，照进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