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那座山》行不言

2、乒乓球与野核桃

　　最近常常想起阿婆。
　　去零食店，看见物品柜上的辣条，会想起她；去球场打球，乒乓球触拍的清脆声响，也会让我愣一愣神……这些寻常的事物，像是时光机上的按钮，轻轻一碰，就呼啦啦地把我拽回了那座嘎吱作响的老木屋。
　　老屋是传统的样式，一半是泥地，一半是木楼。木楼底下，是猪圈、牛圈，堆着粪，码着柴，混合着一种潮湿而厚重的气味。楼上，便是我们起居的堂屋了。脚下的木板，早已被岁月磨得失了棱角，走上去，便是一串绵长而安稳的“嘎吱、嘎吱”声。木板与木板之间，是不甚紧密的缝隙，窄的能透光，宽的能漏下一根白萝卜。
　　有一回，我和妹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乒乓球，就在这堂屋里，你一拍，我一拍地玩闹起来。球撞在墙上、柜上，乒乒乓乓，混着我们高声的笑喊，怕是连屋梁上的灰都震下了几缕。正巧一个婶婶来家里串门，见了这阵仗，眉头一皱，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数落：“两个小猴子，闹得房顶都要掀啦！仔细些，等会儿球掉下去，可就捞不上来喽！”
　　现在想来，她的本意自然是叫我们安静些。可当时这话偏偏让里屋的阿婆听见了。她放下手里的活计，颤巍巍地走出来，也不说话，只低着头，沿着我们玩闹的那块地界，仔仔细细地看。看了一会儿，她便转身去杂楼下，翻找出几块厚薄不一的旧木板来，又拿来小锤和钉子。我和妹妹停了游戏，呆呆地看着。她弯下清瘦的腰，把那木板一块一块地嵌进稍宽的缝隙里，又用锤子轻轻敲打，让它们卡得更牢靠些。阳光从西边的窗格斜射进来，照在她半花白的头发上，照着她额角细密的汗珠，也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金色的尘埃。婶婶在一旁看着，叹了口气：“你也太惯着她们了。”
　　阿婆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起眼，朝我和妹妹温和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对孩童天经地义的纵容。她没说“你们放心玩吧”，可那加固了的木板，那不再漏光的缝隙，比任何言语都更让人安心。于是，堂屋里的“乒乒乓乓”又欢快地响了起来，只是那声音底下，仿佛垫上了一层柔软而沉默的棉花。
　　父母长年在外头做工，我和妹妹的童年，是紧紧系在阿婆的衣襟上的。我们在镇上的小学寄宿，每周五的傍晚，就成了最鲜亮的期待。阿婆总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旧竹篓，接我们回家。周日的下午，再背些米、菜，一步一步，把我们送回学校。
　　从家到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家小小的杂货铺。玻璃柜台里，花花绿绿的糖果、饼干，对我们有着磁石般的魔力。每次路过，我和妹妹的脚步便会不自觉地放慢，眼睛像被粘住了似的，挪不开。阿婆心里跟明镜似的。有一回，她停下脚步，摸摸我们仰起的小脸，轻声说：“这周咱们先回家。下周五，下周五阿婆来接你们，一定买。”
　　那个周末在家，她没提买零食的事，却带着我们上了后山。山上有一种野生的毛桃，个头小，裹着一层绒毛。果子摘回来，果肉是极酸涩的，咬一口，眉头能拧成疙瘩，只能扔掉。但里头的桃核，洗干净了，晒干了，药材铺子是收的。那个周末，我和妹妹的新鲜劲儿全在这“寻宝”游戏上，满山跑着找野桃树，摘了满满一篮子。回家后，剥开酸涩的果肉，把一颗颗桃核洗净，摊在堂屋向阳的一小角地上晾晒。两天下来，也只占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稀稀疏疏的，看着有些寒碜。
　　又是周五了。阿婆照例来接我们，背上却是一个沉甸甸的、装得冒尖的背篓，上面用旧布盖着。她领着我们，没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那家杂货铺。她把背篓放下，掀开布——里面是满满一背篓晒得干干的、褐红色的野桃核！店铺老板称了重量，给了两块钱。奶奶接过那几张有些皱的毛票，转身就递给了我和妹妹，指了指柜台：“去，挑你们爱吃的。”
　　那一刻的狂喜，至今仍能清晰地在心头泛起。我和妹妹攥着那笔“巨款”，换来了一包动物饼干，两袋辣条，还有两杯用塑料袋装着的豆浆。我们一边走，一边吃，笑得没心没肺。豆浆的甜香和辣条那霸道的气味混在一起，成了记忆中最好的味道。我回头，看见阿婆正望着我们，她的眼睛弯弯的，里面盛着的，全是我和妹妹鼓着腮帮子、一脸满足的倒影。
　　许多年后，我才猛然算清那一笔账：那一背篓的桃核，绝不是我和妹妹那个周末那点儿玩闹似的成果。不知道在我们返校的那五天里，她一个人，爬了多少趟山，钻了多少处荆棘，抹黑剥了多少颗酸涩的果肉。她还要种菜，喂猪，操持一整个家的琐碎。她是在怎样的辛劳里，一点点攒够了那份沉甸甸的、能换两块钱的疼爱。
　　阿婆已经离开好几年了，我也早已长大，离家，见到了她未曾见过的繁华。我的口袋里，也能轻易买下许多包辣条、饼干了。可是，那个会为我盖住地板缝隙的老人，那个为我攒了一背篓野桃核的老人，却再也见不到了。
　　生活中的一事一物，总在不经意间化身成一声温柔的叩问。那叩问敲在心上，并不疼，只是沉沉地，泛开一片无边无际的、潮湿的歉疚。她辛苦了一辈子，把所有的甜都酿给了我们。而我这座她曾用尽全力托举过的、看似已经长成的小山，却连一阵微风都没能来得及，为她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