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尾鱼》一半红薯

4、新房 腊月回乡修

　　腊月里我回了村。

　　瓦窑的活干到年根底下，孙拐子把工钱结给我。他坐在窑门口，铜板一个一个数，摞成一小堆。我数了三遍，三十五个，一文不少。他说下个月还这个数，要是干得好，开春再加。

　　我把铜板用手帕包好，揣进怀里贴着香囊。香囊已经褪色了，蓝布发白，但那个“玉”字还在。

　　在镇上买了条新棉被，又扯了六尺蓝底白花布，买了二斤糖炒栗子。栗子用纸袋装着，热乎乎的，一路走一路冒热气。又买了两封点心，一封给杨婶子，一封留着给阿玉慢慢吃。还买了一包盐、一包碱面，都是杨婶子捎信说家里缺的。买完这些东西，铜板就花了大半。我摸了摸怀里剩下的，估摸着还能撑到开春。

　　一路走回村，天都快黑了。

　　村口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几根干枯的手指。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听出我的脚步声，又不叫了。这狗是王老四家的，从前我总给它扔馍渣子，它还记着。

　　我先去了破庙。

　　推开庙门，里头收拾得比上回还干净。干草厚厚的，铺着那床旧褥子，褥子上面多了一条薄被，叠得方方正正。靠墙根放着个小木箱子，箱子是新的，木板还泛着白茬，没上漆。我打开看，里头有几件叠好的衣裳，还有一双新纳的鞋——比我上回拿的那双又大了一圈，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针脚匀称得像机器踩的。衣裳里头有一件是新的，蓝布棉袄，针脚细密，领口那里还绣了一朵小小的花。我认得这针线活，是阿玉的手艺。

　　我把栗子和点心放在香案上，转身去了她家。

　　杨婶子在院里喂鸡，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回来了？瘦了。”

　　“婶子。”我叫了一声，把碱面和盐递过去，“镇上捎的。”

　　杨婶子接过去，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我，眼圈有点红：“这孩子……自己舍不得花，尽惦记别人。”

　　“阿玉在后院，去吧。”

　　我绕到后院。院子不大，墙角堆着苞谷秆子，几只母鸡在里头刨食。柴火垛整整齐齐地码在屋檐下，是杨婶子一个人劈的——大壮不在家的时候，这些活都是她干。

　　她蹲在鸡窝前头撒苞谷粒，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头发用草绳扎着。瘦了，下巴颏尖尖的，颧骨也凸出来一截。但头发还是黑黑的，编成辫子垂在背后。

　　“阿玉。”

　　她肩膀一抖，苞谷粒撒了一地。

　　转过头来，看着我。

　　眼眶慢慢红了。不是一下子红的，是慢慢地，像水从井底往上渗。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的手还攥着装苞谷粒的簸箕，手指头攥得发白。

　　然后她站起来，一把抱住我。抱得死紧，胳膊箍着我的腰，脸埋在我胸口。她身上有股苞谷粒的味道，混着灶房的油烟味，还有一点点皂角的味道——她洗过头。她个子到我下巴，头顶上有根白头发，在昏黄的院子里亮闪闪的。

　　我抱着她，下巴抵在她头顶上。

　　“瘦了。”我说。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的声音传出来：“……没有。”

　　“明明瘦了。”

　　“……没有。”

　　她声音发颤，带着鼻音。我知道她哭了，但她不想让我看见。我就不说了。她就那么抱着我，抱了好一会儿。风从院墙豁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可她身上热烘烘的。她的手指头攥着我后背的衣裳，攥得很紧，好像一松手我就会没影似的。

　　大壮从灶房探出头来，看见我俩，又把头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灶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咚咚咚咚的，切得很响。

　　那天晚上杨婶子留我吃饭。

　　大壮也在，闷头扒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杨婶子炒了一盘鸡蛋，又切了一盘腊肉，腊肉是去年冬天腌的，肥的多瘦的少，油汪汪的。还炖了一锅白菜粉条，粉条是杨婶子自己漏的，又滑又筋道。

　　大壮吃了一碗又一碗，吃到第三碗的时候，突然抬头跟我说：“哥，我开春想去瓦窑。”

　　杨婶子筷子一顿，看他。

　　大壮说：“我不念书了。念也念不出啥名堂，还不如跟你去干活，挣几个是几个。”

　　我看了他一眼。他才十五，瘦得跟麻秆似的，但肩膀已经有些宽了，手也大了，是干活的手。

　　“念到年根再说，”我说，“念不进去再想别的。”

　　杨婶子没吭声，夹了块腊肉放到大壮碗里。

　　吃完饭，我跟杨婶子说了我的打算——把破庙修修，往后住那儿。

　　杨婶子听完，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住那儿？”

　　“嗯。”

　　她想了一会儿，点点头：“也行。那庙虽说是庙，早没人管了。你收拾收拾，比在……比在外头强。”她没说“比在家强”，但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她又想了想，说：“缺什么你跟我说，家里有旧家什，你尽管拿。”

　　大壮在旁边闷声说：“我帮你。”

　　阿玉坐在我旁边，一直拿眼睛看我。我转头看她，她就低下头，过一会儿又抬起来。她的眼睛还是红的，但嘴角已经翘起来了。

　　晚上阿玉非要我睡她屋。

　　杨婶子把大壮撵到堂屋打地铺，把里屋让给我和阿玉。炕烧得热热的，被子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杨婶子特意抱出去晒了一整天。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针脚已经有些松了，是杨婶子当年出嫁时的陪嫁。

　　躺下之后，屋里黑漆漆的。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只有灶房里透出一点点光，从门帘底下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她挨着我，一只手攥着我的袖子。

　　“怕你走。”她轻轻说。

　　“我不走，过年呢。”

　　“那过了年呢？”

　　我侧过身，在黑暗里看着她。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双眼睛，亮亮的，像两粒星星。她眨了一下眼，那两粒星星就灭了，又重新亮起来。

　　“过了年我还回来，每个月都回来。等攒够了钱，就不去镇上了，在村里找个活，天天陪着你。”

　　“找啥活？”

　　“种地也行。我爹当年还留了二亩地，在我叔手里，到时候要回来。”

　　她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往我身边又拱了拱，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她的鼻尖凉凉的，呼吸喷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姐，你说话算话。”

　　“算话。”

　　“你发誓。”

　　我愣了一下。她从来没让我发过誓。

　　“我发誓。”我说。

　　她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头慢慢松开我的袖子，又慢慢攥紧。

　　“姐，”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你在镇上……有没有想我？”

　　“想了。”

　　“天天想？”

　　“天天想。干活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想。想你想得睡不着。”

　　她在我肩膀上轻轻蹭了蹭，像猫。

　　“我也是。”她说。

　　那天晚上她说了好多话。说杨婶子的腰又不好了，下雨天就疼；说大壮跟村里的孩子打架，把人家的鼻子打出血了，杨婶子赔了人家二十个鸡蛋；说她学会了纳鞋底，一天能纳一双，就是手疼；说她每天晚上都要去破庙看一眼，把干草铺铺平，怕潮了。

　　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最后变成了均匀的呼吸。

　　她睡着了。手还攥着我的袖子。

　　第二天一早，大壮扛着锄头铁锨来了。后头还跟着两个半大小子，一个叫栓子，一个叫狗娃，都是村里的。栓子扛着一捆稻草，狗娃提着一桶石灰。

　　“哥，他俩来帮忙。”大壮说。

　　栓子嘿嘿笑：“玉嫂子让我们来的。”

　　我看了阿玉一眼。她正从院里出来，端着一盆浆子——用面和水熬的，糊窗户用。听见栓子说“玉嫂子”，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端着盆快步走进庙里。

　　我们先上屋顶补窟窿。庙不大，窟窿倒不少，大大小小七八个。最大的那个在屋脊旁边，能看见天了，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大壮和栓子在屋顶上铺稻草、糊泥巴，我和狗娃在底下递瓦片递泥巴。狗娃才十三，瘦得像猴，但手脚利索，跑上跑下的，不嫌累。

　　阿玉也跟着帮忙，把干草拢到墙角，拿扫帚扫地，把香案上的灰擦了。香案是石头垒的，上头供过什么神早没人记得了，但石头结实，擦干净了能当桌子用。她把那匹蓝底白花布铺在香案上，比了比，大了些，就拿剪刀裁，裁完了又拿针线锁边，锁得齐齐整整的。

　　窗户纸是新糊的。我把旧纸撕掉，拿木条把窗框加固了一遍，再把新纸一张一张糊上去。纸是杨婶子从镇上捎回来的，白亮亮的，糊上去之后，庙里亮堂了许多。阿玉在窗户纸上贴了一对窗花，是大红纸剪的，剪的是喜鹊登梅。她说是在镇上跟人学的，学了三天才学会。那喜鹊剪得胖乎乎的，梅花倒是精巧，一朵一朵，连花蕊都剪出来了。

　　灶台是新盘的。原来的灶台塌了半边，大壮把碎砖清掉，重新垒了一个。和泥、砌砖、抹平，干了大半天。大壮干活跟他爹一个样，不吭声，闷头干，手上的泥抹得光光的，比抹墙的匠人还仔细。灶台盘好之后，我烧了一把火试了试，烟往烟囱走，不往屋里灌。

　　栓子和狗娃干完活就走了。大壮也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门槛上，没说啥，扭头跑了。

　　我捡起来一看，是一把新锁。铁打的，沉甸甸的，配着两把钥匙。

　　我把钥匙递给阿玉一把，自己留一把。

　　“往后这就是咱俩的地儿了，”我说，“你想来就来，住这儿也行。”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

　　然后眼眶慢慢红了。不是哭，是那种说不出来的红。

　　她扑过来，抱住我。

　　我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

　　“傻丫头。”

　　她闷闷的声音从胸口传出来：“……不傻。”

　　我笑了。

　　下午我们去河边挑水。庙里没有井，吃水得到村东头的井里挑。我挑了两趟，把水缸灌满了。水缸是杨婶子让大壮搬来的，不大，但够两个人用。

　　阿玉把新买的棉被铺在干草上，把那床旧褥子叠好当枕头。又把那几件衣裳叠好放进木箱子里，把鞋摆在床边，一双挨一双，整整齐齐的。

　　她站在屋子中间，转了一圈，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窗户纸白亮亮的，灶台光光的，水缸满满的，干草厚厚的，棉被软软的。墙上挂着一串红辣椒，是杨婶子给的。窗台上放着那对胖喜鹊窗花的边角料，阿玉舍不得扔，叠成小方块收起来了。

　　“像新房。”她说。

　　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正蹲在灶台前头试火，听见这话，手一顿。

　　“阿玉。”

　　“嗯？”

　　“等我攒够了钱，给你扯一身新衣裳，红的。”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有细细的声音，像蚊子叫。

　　“姐，你说的。”

　　“我说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庙里吃的第一顿饭。灶是新盘的，锅是杨婶子借的，米是从她家舀的。阿玉熬了一锅粥，切了一盘咸菜，又蒸了几个红薯。

　　粥有点糊了，锅底粘了一层，但吃着还是香的。

　　她坐在我对面，端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粥。火光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像两把小扇子，在眼下投了一小片阴影。

　　我忽然想起来，她今年十七了。

　　我来这个村的时候，她十二。那时候她还是个黄毛丫头，瘦得跟猴似的，跟在大壮后头满村跑。五年了，她长高了一大截，眉眼也长开了，但看人的时候还是那样——亮亮的，软软的，像春天的河水。

　　“你看啥？”她抬头，发现我在看她，脸又红了。

　　“看你。”

　　“有啥好看的。”

　　“好看。”

　　她低下头，把碗举高了，挡住半张脸。但耳朵根红红的，藏不住。

　　吃完饭，我洗碗，她烧水。水烧好了，她拿木盆打了半盆水，兑了凉的，试了试温度，端到我面前。

　　“洗脚。”

　　“我自己来。”

　　“坐着。”

　　她蹲下去，把我的鞋脱了，袜子脱了，把我的脚按进水里。水热热的，正好。她的手在水里搓着我的脚背、脚心、脚趾头，不轻不重的，痒痒的，又很舒服。

　　“在瓦窑干活，脚上磨的？”她摸着我脚底板上的茧子，声音有点抖。

　　“不碍事，干活的脚都这样。”

　　她不说话，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搓。水花溅出来，打湿了她的袖口。

　　洗完脚，她把水倒了，又打了半盆自己洗。我坐在床沿上看她。她把鞋脱了，露出一双脚丫子，白白净净的，脚趾头像小珠子似的，一个一个圆滚滚的。

　　她发现我在看，把脚缩进水里，溅了我一脸水。

　　我笑了。她也笑了。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干草上，盖着新棉被。窗户纸透进来月光，淡淡的，白白的，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光块。

　　她挨着我，手攥着我的袖子。

　　“姐。”

　　“嗯。”

　　“你说明年开春，庙门口的桃树会不会开花？”

　　庙门口确实有棵桃树，歪脖子，半死不活的，今年夏天一个桃子没结。

　　“会开的。”我说。

　　“你咋知道？”

　　“我说的。我说开它就开。”

　　她轻轻笑了一下，把脸埋在我肩膀上。

　　“姐，你啥时候去镇上？”

　　“过了初十。”

　　“那还能待十几天。”

　　“嗯。”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你天天都来。”

　　“天天都来。”

　　“吃饭也来。”

　　“吃饭也来。”

　　“睡觉也来。”

　　“睡觉也来。这本来就是咱俩的地儿，我不来谁来？”

　　她又笑了。笑的时候肩膀一抖一抖的，抖得我也跟着笑。

　　外头的风停了。月亮升高了，从窗户纸的另一边透进来，照在墙上那串红辣椒上，红辣椒变成了暗红色，像一串小灯笼。

　　我抱着她，想着：过了年还得回镇上。再干一年，攒够了钱，就回来，再也不走了。

　　她在我怀里慢慢睡着了，呼吸匀匀的，像小猫打呼噜。她的手还攥着我的袖子，攥得不紧，但抽不出来——我一动，她就皱眉，手指头就收紧了。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月光底下，她的脸白白的，睫毛长长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什么好梦。

　　梦里她大概看见庙门口的桃树开花了，粉粉的，一树一树的。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把她盖严实。

　　闭上眼睛。

　　外头有虫叫，叽叽叽叽的，听着不远。

　　后来我也睡着了。

　　那一夜没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