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乡》子南花火

5、预言是谎，希望是谎

　　在地下室的第一个夜晚，我梦见了时间。
　　不是钟表意义上的时间。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像一条在黑暗中起伏的白色绸带，绸带的质地时而光滑、时而粗糙。光滑的部分是灰色的，静止的，安全的；粗糙的部分是红色的，翻涌的，它表面隆起无数细密的突刺，每一根突刺都在微微颤动。
　　两种质地交替出现。灰的——红的——灰的——红的。
　　每一段灰色都比红色长。长得多。
　　我在梦里沿着这条绸带走了很久。我数不清灰色和红色各出现了多少次，但我记住了一个感觉：灰色的段落最短的那一次，我走了——如果把”步数”粗暴地换算成”时间”的话——大约六个小时。
　　醒来的时候蜡烛已经灭了。地下室里很暗，只有行军床对面那台收音机上的一个小红灯还亮着——方叔忘了关。我侧着身子蜷在行军床上，毛毯裹到了耳朵，陈萧不在我身边。我微微一慌，然后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他坐在折叠椅上，脑袋靠着墙，睡着了。赵姐给他搭的那件棉外套滑到了肘部，他的嘴微微张着，眉头皱着，看起来睡得并不安稳。
　　我悄悄坐起来，把那件棉外套替他拉回肩膀上。
　　他的睫毛颤了一下，没有醒。
　　方叔在另一张行军床上打呼噜。赵姐侧身缩在他旁边，蜷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一张单人行军床挤两个人显然不太够，但她好像睡得还行。
　　我没有再睡。
　　我坐在床上，闭着眼，把梦里那条绸带的细节一点一点地从记忆中拎出来，像从浑水里捞鱼。
　　——黑日至少持续六小时。赤月的持续时间不确定，但比黑日短。切换仍然是瞬间完成的。
　　这是我能给出的第一份情报。
　　天亮以后——如果”亮”这个字还能用来形容黑日的光线的话——我把梦的内容告诉了其他三个人。陈萧在折叠桌上用铅笔画了一张简易的时间表。他的字很小，很密，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有的、高效但潦草的字迹。
　　“六小时是底线。“他说。“也就是说，赤月结束以后，我们至少有六个小时的安全窗口可以行动。”
　　“至少。“我强调了一下这两个字。
　　“至少。“他点头，在”6”后面画了一个向右的箭头。
　　接下来的日子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我从未设想过的生活。
　　时间的计量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不再用”星期几”“几月几号”来标记日子——这些概念在没有电的世界里迅速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第几个黑日”“第几次赤月”。方叔在地下室的墙上用铅笔画了一排竖道——每过一个黑日画一道——像监狱里的囚犯计日子。
　　头几天我们哪儿都没去。赤月来了两次，每次持续大约两到三个小时。第一次赤月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挤在地下室里，蜡烛全吹灭了——因为不确定赤月的异象会不会透过什么缝隙渗进来。黑暗中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
　　听了什么呢？
　　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嚎叫——不是人的嚎叫，也不是任何已知动物的声音。是一种低沉的、拖长的、从喉管深处挤出来的震颤，像一把大提琴的最低音弦被人用铁钉划过。嚎叫了大约四十分钟就停了，然后是一阵极其密集的、像冰雹砸铁皮一样的敲击声——敲在地面上，也敲在我们头顶的楼板上。方叔紧紧搂着赵姐，一声不吭。陈萧坐在我旁边，左手握着我的手腕——不是握手，是握手腕，手指正好按在我脉搏上方。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在数我的心率。他是在确认我没有因为恐惧而心律失常。
　　敲击声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一切安静了。又过了一会儿，灰色的光从楼板的缝隙里重新透进来。
　　黑日回来了。
　　方叔上去看了看。
　　“楼上没事。“他下来的时候说，“但地上多了好些洞——圆的，拇指粗细，很深，不知道是什么钻的。”
　　我们没有去研究那些洞是什么。
　　第二次赤月的时候就轻松了一点——至少我们知道地下室是安全的了。赵姐甚至在黑暗中给方叔织了半只手套——她随身带着毛线和针，说是前阵子本来要给侄子织围巾的。毛线是紫红色的——正在褪成灰色，但现在还能看出些许暗红。
　　“等这个世界只剩下黑白灰了，“赵姐边织边说，“我这手套怕是也白织了。”
　　“白织不白织的。“方叔说，“暖和就行。”
　　这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方式——短，快，不解释太多。十几年夫妻，语言已经被磨掉了所有多余的棱角，只剩下最干燥、最实用的内核。
　　到了第五天左右——按方叔墙上的竖道算——物资开始见底了。
　　压缩饼干吃完了。方便面还有几包，但煤气只剩半罐。矿泉水倒是还有一些，但方叔盘了盘数量说大概只够再撑两天。罐头剩了四个——午餐肉两个，黄桃两个。
　　“得出去了。“方叔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感情波动，像在说”该买菜了”。
　　于是我们制定了第一次外出计划。
　　时间选在赤月结束后的第一个小时内——这是安全窗口最宽裕的时刻。路线是沿商业街往东走，因为那个方向有几家超市和便利店，如果没有被抢空的话，应该还有物资。
　　“两人一组。“陈萧说，“方叔和赵姐一组，我和鸣一组。两组走不同的路线，一小时后在地下室会合。”
　　“我不用去吗？“我问。
　　“你的任务是记住路。”
　　记住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可能在梦里看到”哪些路是安全的”的人。
　　赤月在那天的下午——大约在第十一道竖道刻上去以后四个小时——结束了。灰色的光从楼板缝隙里渗下来的那一刻，方叔站了起来，像一只听到发令枪的猎犬。
　　“走。”
　　我们四个人爬上楼梯，推开地下室的门，走进了百货店的店面里。
　　然后推开了卷帘门。
　　外面的世界——
　　白了。
　　不是”白了很多”。是几乎只剩下白色了。
　　上一次出门的时候，路面的柏油还能看出深灰色，建筑的墙壁还有浅灰、深灰的层次，偶尔还能在废墟间找到一抹褪色的红或蓝。可现在——积雪已经到了小腿中段，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建筑的外墙从灰色变成了灰白色，正在向纯白过渡。天空是灰的，雪是白的，废墟是白的。
　　整个世界像一张过度曝光的照片。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卫衣已经从灰色变成了浅灰接近白色。我的头发——我从肩膀上拈起一缕——完全白了。从发根到发尾，统一的、不带一丝杂质的纯白。像漂染过的，但比漂染更彻底。
　　“走吧。“陈萧说。他的头发也白了大半，只有最里层几缕还残存着极浅的灰。他弯了弯腰检查了一下鞋带是否系紧——赵姐从店里找了两双运动鞋给我们换上，比之前的合脚多了。
　　我们出发了。
　　第一次在黑日下走进外面的城市——以”搜索物资”而非”逃命”为目的——感觉完全不同。速度慢了下来，眼睛开始注意到之前来不及看的细节。
　　比如：雪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地方的积雪明显比周围厚——仔细看会发现那些地方的下面埋着什么东西。有时候是碎砖，有时候是倒塌的路灯，有时候……是更柔软的形状。我很快学会了不去细看那些隆起。
　　又比如：安静。这座城市安静得令人心慌。没有车声、没有人声、没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没有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所有构成”城市背景音”的元素全部消失了。我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雪在鞋底下被压实的嘎吱声，以及偶尔一阵风吹过废墟时发出的低沉的呜咽。
　　我和陈萧沿着商业街往东走。
　　路过一家便利店——门已经被砸开了，里面被翻了个底朝天。货架倒了，地上散落着被撕开的包装袋和踩碎的饮料瓶。有人比我们先来过了。我们翻了一遍，只找到了几包被压在倒下的货架底下的薯片和两瓶矿泉水——大概是之前抢东西的人没看见的。
　　“不够。“陈萧说。
　　继续走。
　　第二家是一个粮油店。卷帘门锁着，没有被砸过——也许是因为它的门脸太小、太不起眼了。陈萧用路边捡的一根铁棍撬了一阵锁，没撬开。最后他踹碎了旁边的小窗户，从窗户钻了进去。
　　“你在外面等着。”
　　“不要。”
　　“……行。你帮我递东西。”
　　他从里面往外递：两袋大米、一桶食用油、几包挂面、一袋盐。我在外面接。大米很沉，我抱在怀里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差点跌进雪堆里。
　　“别逞强。搬不动放地上。”
　　“搬得动。”
　　他从窗户里翻出来的时候裤腿上刮了一道口子。他低头看了一眼，没理。
　　我们把东西堆在路边，分了两趟搬回地下室。方叔和赵姐那一组的收获更丰厚——他们在一家被砸过但没被翻彻底的超市里找到了一整箱方便面和半箱火腿肠，还有一些洗漱用品和几卷卫生纸。
　　赵姐把战利品在地下室的地上一字排开，双手叉着腰，露出了一个”这活儿干得不错”的表情。
　　“今晚吃挂面。“她宣布，“加个午餐肉。”
　　那天晚上我们围着折叠桌吃了四碗挂面。赵姐的厨艺在有限的食材里发挥得很好——面条煮得软硬合适，切了几片午餐肉码在上面，撒了点盐和一小勺食用油。
　　热的，咸的，能饱腹的。
　　我吃了一大碗。吃完以后肚子暖暖的，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靠在行军床边上，抱着膝盖，看方叔在灯下捣鼓他那台收音机——他已经拧了一晚上了，耳朵贴着喇叭，满脸专注。
　　收音机里只有沙沙声。
　　“信号全断了。“方叔嘟囔着，“也对，基站都倒了——”
　　沙沙声里忽然冒出了一个音节。
　　方叔的手停了。
　　沙沙。沙沙。然后——一个极其模糊的、像从水底传上来的人声。
　　“……本台……”
　　方叔猛地把音量拧大。
　　“……本台……持续……安全……居民……勿恐慌……”
　　断断续续的。大部分被杂音吞掉了。但有几个词极其清晰地穿过了干扰——
　　“……A市……一切正常……重复……A市目前一切正常……”
　　地下室里安静了。
　　四个人互相看着。
　　赵姐第一个开口：”……隔壁A市没事？”
　　方叔把耳朵贴得更紧了。他反复调频率，又兜了一圈，那段广播还在循环播放。更清楚了一些——是A市人民广播电台的信号，内容大意是：A市目前社会秩序正常，电力和通信正常运转，请周边受灾地区居民保持冷静，政府正在组织救援。
　　“A市离这儿多远？“陈萧问。
　　“开车四十分钟。步行的话……“方叔想了想，“二十多公里吧。”
　　二十多公里。
　　在有车的年代，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距离。在这个废墟遍布、每六小时就可能出现一次赤月的世界里，二十多公里是一段漫长到让人绝望的旅程。
　　但它是一个目标。
　　第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目标。
　　“我们去A市。“陈萧说。
　　没有人反对。
　　接下来的日子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近乎机械的重复。
　　黑日的前两个小时：外出搜索物资，同时探路。路线逐渐向东延伸——A市的方向。
　　中间四个小时：回到地下室，整理物资，休息，讨论路线。
　　赤月：关门，灭灯，等它过去。
　　我们像一群穴居动物——赤月是猎食者，黑日是觅食窗口。每一次出门都像是在巨人脚下捡面包屑。
　　但日子确实在慢慢往前走。
　　第二次外出的时候，我和陈萧走得更远了——沿主路往东大约走了两公里。一路上经过了三个十字路口，每个路口我都在脑子里画了地图。废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越靠近鲸鱼碾过的那条线，建筑倒塌得越彻底；偏离那条线的地方，很多楼房虽然受损但主体还在。
　　“鲸鱼的路径是直线。“陈萧在我的”脑内地图”上补充了这条信息。“它从西南往东北飞。也就是说，我们往东走的话，会逐渐偏离它的破坏带。”
　　“嗯。路会好走一些。”
　　“但也意味着更多的完整建筑——赤月来的时候可以就近找遮蔽。”
　　他在一张从粮油店顺来的包装纸背面画了一张简易地图。铅笔线条潦草但精确，标注了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每一个可用的遮蔽点、每一家可能还有物资的店铺。
　　探路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些小事。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公园——树全秃了，湖面冻住了，积雪把一切盖成了白色的丘陵。我看见一张长椅上放着一把雨伞——撑开的，伞面朝上，像一只仰着头的碗。伞里接满了雪。雨伞是透明的，那种便利店卖五块钱一把的廉价透明伞，但它现在看起来有一种奇怪的庄严感。
　　“你觉得是谁放的？“我问。
　　陈萧看了它一眼。“也许没有人放。也许只是风吹过来的。”
　　“可它撑开了。”
　　“风也能撑开伞。”
　　“但它正面朝上，放在长椅的正中间。“我说。“这像是有人故意放的。”
　　陈萧没有再说话。
　　我走过去，把伞里的雪倒掉，收起来，拿在手里。
　　“干嘛？”
　　“带着。万一下雪大了能挡一挡。”
　　他看着我手里那把伞——在这个雪能吃掉颜色的世界里，一把透明伞大概是最没用的遮蔽工具。但他什么也没说。
　　另一次，我们在一家废弃的书店里避了一阵风——不是赤月，只是普通的冷风。书店的天花板塌了一半，但靠里面的书架还完好。我从书架上随手抽了一本书——封面已经褪成了灰白色，但内页的铅字还能辨认。是一本诗集。
　　我翻了两页，忽然念出声来：”‘我坐在窗前，等待一天的终结。’”
　　陈萧从另一排书架后面探出头来：“什么？”
　　“没什么。一首诗。不知道谁写的，封面看不清了。”
　　他走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我翻开的那一页。
　　然后他说：“是米沃什。”
　　“你认识？”
　　“大学的时候读过。”
　　我把那本诗集塞进了卫衣的口袋里。
　　他注意到了我的动作但没有阻止——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世界里带一本看不见封面的诗集，大概是一种相当奢侈的行为。但他没说什么。
　　这些小事在后来的记忆里变得异常清晰。比任何一次赤月、任何一个异象都要清晰。也许是因为——怎么说呢——恐怖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以后，大脑会自动把那些东西打包压缩成一个模糊的灰色色块；可那些小小的、安静的、不起眼的瞬间——一把伞、一本诗集、一碗热面——反而会被记得格外牢固。
　　像深色布料上的一粒亮片。
　　还有一件事。
　　大概是第四次外出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一条此前没有探索过的小路上——我被一截露出雪面的钢筋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栽去。陈萧伸手拉了我一把。他拉的是我的手腕——跟第一次赤月时在地下室一样——但这次他拉住以后没有立刻松手。
　　或者说，他松手的动作比应有的速度慢了一拍。
　　只慢了一拍。然后他的手指从我的手腕上滑开了。
　　我们都没有说话。继续走。雪嘎吱嘎吱地响。
　　可我的手腕在那之后一直是热的。暖暖的。
　　方叔墙上的竖道画到了第七道。
　　七个黑日。
　　收音机里的A市广播仍在循环。信号时有时无，但内容没有变——一切正常，秩序稳定。方叔甚至在某次信号特别清晰的时候听到了天气预报：“明天A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多云转晴。
　　这两个词在这间温度只有个位数的地下室里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次元。
　　“我今天往东走了大概四公里。“陈萧在当晚的”会议”上说——所谓的会议就是四个人围着折叠桌边吃东西边说话。“找到了一个点位。”
　　他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一家杂货铺。规模比这边小，但有地下室。结构完整，门锁能用。位置在我们和A市的连线上——从这里过去大约三公里多。”
　　“往A市方向推了三公里。“方叔立刻说，“好。从那里再往A市就只剩下十几公里了。”
　　“对。如果我们能把物资转移到那边，就相当于在逃往A市的路上建了一个中转站。之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往东推进。”
　　方叔点了点头。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三公里，空手走的话大概四十来分钟。搬着东西慢一点，一个小时差不多。加上两头装卸的时间，来回至少三个小时。”
　　“可以控制在安全窗口内。“陈萧说，“赤月结束后立刻出发，四个人分两批搬。一批搬过去放下就往回走，另一批在新地点接应。三个小时足够一个来回。”
　　“明天就走？”
　　陈萧看向我。
　　“鸣。今晚试试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情况。”
　　我点了下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行军床上，主动去做了一件以前从不愿意做的事——我试图打开那个被我封存了近十二年的角落。
　　不是被动地等画面来找我，而是主动地去寻找它。
　　闭上眼睛。放空大脑。把意识沉到那个最深最暗的地方去。像潜水——一直往下，往下，穿过恐惧的水层，穿过悲伤的水层，穿过麻木的水层，沉到最底部——
　　画面来了。
　　很短。几秒钟的闪烁。
　　灰色的天。积雪的路面。四个人的背影。搬着东西在走。
　　没有红色。没有异象。
　　只有灰色。
　　安全。
　　我睁开眼睛。
　　“没有问题。“我对黑暗中某个方向说——陈萧应该还坐在折叠椅上。
　　黑暗中传来他的声音：“确定？”
　　“确定。明天是黑日。我看见了我们四个人在搬东西。”
　　沉默了几秒。
　　“好。明天走。”
　　翌日清晨。
　　赤月在大约两个小时前结束了。灰色的光从楼板缝隙里漫下来，像掺了水的牛奶。我们已经在等了——物资提前打包好了，分成四份，每人一份。米、面、罐头、水——能带多少带多少，但要保证速度不受太大影响。
　　方叔把收音机挂在了脖子上。“路上接着听信号。”
　　赵姐检查了一遍每个人的鞋带和包裹——她在这种事情上比谁都仔细。她给我系了一副露指手套，毛线的，紫红色——是她那几天织出来的，颜色已经褪了大半，接近灰色了，但很暖和。
　　“别嫌丑。“她说。
　　“不丑。“我把手指从露出的洞里伸出来，握了握拳。“谢谢赵姐。”
　　她笑了一下。在这个世界里，笑已经变成了一种稀有矿物。
　　推开卷帘门。
　　外面的雪又厚了一点。到小腿偏上的位置了。天空是一如既往的铅灰色，黑色太阳挂在偏东的方向——大概是上午的位置。雪在下，很细，很轻，落在头发上连重量都感觉不到。
　　我们出发了。
　　四个人排成一列纵队——陈萧走在最前面踩雪开路，方叔第二，赵姐第三，我走在最后。前面的人踩过的雪会被压实一些，后面的人走起来就轻松一点。
　　三公里的路。
　　在正常的世界里，三公里大概等于一首歌的时间乘以十。在这个世界里，三公里等于：翻过两处坍塌的建筑废墟，绕过一段被冰火熔融过的路面，穿过一个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经过一棵被拦腰折断的行道树——树的断面是白色的，像骨头。
　　我们走了大约二十五分钟。
　　前方出现了一条稍宽的路——是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还勉强保持着形状，虽然灌木丛已经全部变成了灰白色的枯枝。路的右侧就是陈萧说的那家杂货铺——门脸跟方叔的利民百货差不多大，卷帘门关着，上面喷了红漆的店名已经褪得只剩一层浅灰色的影子。
　　陈萧走到门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昨天探路时他撬开了锁，又从里面找到了备用钥匙。
　　“先把东西搬进去。“他拉开卷帘门。
　　我们鱼贯而入。
　　店铺里面的布局跟方叔的店类似——货架、柜台、后面的小门通往地下室。陈萧昨天已经检查过了：地下室比方叔那个小一点，但结构同样坚固。
　　我们把背着的物资卸下来码好。
　　“好。“陈萧看了看四周，“这一趟先放这些。赵姐和方叔留在这里整理，我跟鸣回去搬第二批。”
　　“行。注意时间。“方叔拍了拍陈萧的肩膀。
　　我们往回走。
　　出了杂货铺，重新踏上雪地。来时的脚印还在——八只脚踩出来的一串串凹痕，在白色的雪面上像一条歪歪斜斜的虚线。我们沿着自己的脚印往回走，速度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没有负重，路已经踩过一遍了。
　　走了大约五分钟。
　　陈萧忽然停下来。
　　“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着天。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灰色的天。黑色的太阳。雪。一切正常。
　　“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
　　“……没什么。“他说。然后继续走。
　　又走了几分钟。
　　空气变了。
　　我说不上来哪里变了。温度没变，风速没变，能见度没变。但空气本身的——质感？——变了。它变得更”稠”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往空气里注入某种看不见的物质，让每一口呼吸都变得比前一口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
　　那种感觉——
　　我认识这种感觉。
　　“陈萧。”
　　我的声音变了。我自己都听出来了——那是一种被恐惧从内部压扁了的声音，又细又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陈萧。我们得——”
　　灯灭了。
　　没有比这更精确的描述了。从灰色到黑色的过渡时间为零。上一帧画面是灰色的天空、白色的积雪、黑色的太阳；下一帧——
　　黑。
　　纯粹的、绝对的、吞噬一切的黑。
　　然后，红光亮了。
　　从天穹的最高点，淡红色的光倾泻而下——不是逐渐亮起来的，是一瞬间充满整个视野的。像有人把一桶稀释过的血从天上泼了下来。
　　赤月。
　　它不该来。
　　它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我昨晚的梦里没有它。我看见的是灰色的天、四个人的背影、安全。没有红色。没有赤月。
　　可它来了。
　　我的预知错了。
　　这是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我看到的画面是错的。
　　“跑！”
　　陈萧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他的手已经抓住了我的手腕——这次不是慢一拍的、带着温度的那种握法，而是铁钳一样的死扣。他拽着我往回跑——不是原路返回，原路返回要二十分钟，来不及了。他拽着我往最近的建筑跑——
　　声音来了。
　　从四面八方。
　　不是某一种声音。是所有的声音同时涌来——像交响乐的全乐章齐奏，但每一种乐器演奏的都是不和谐音。嘶嘶的、嗡嗡的、轰隆的、尖啸的——它们搅在一起，变成了一堵声音的墙，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
　　我边跑边看——然后我看见了——
　　窗户。
　　每一扇窗户——无论是完整的还是碎裂的——窗框的缝隙里正在往外涌出一种液体。
　　深红色的。
　　粘稠的。
　　它从窗户的边缘渗出来，沿着墙壁往下流，速度极快——像一只受伤的巨兽正在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喷血。楼房的外墙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淋成了红色。那些液体汇聚在墙根处，流到路面上，与积雪混合——雪没有被融化，它被染红了，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泥泞。
　　不只是窗户。
　　井盖也在渗。路面的裂缝也在渗。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裂口、每一个这座城市身上的”伤口”都在往外涌出那种深红色的液体。
　　血。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血——它看起来像血，气味像血——我鼻腔里充斥着铁锈和腥味，浓烈到让人反胃。
　　然后天上也开始下了。
　　不是雪。
　　红色的雨。
　　血雨。
　　细密的红色液滴从灰黑色的天幕中落下，打在我的头发上、脸上、卫衣上、手上。黏腻的，温热的——比雪温暖得多。我伸手抹了一把脸——手掌全是红色。
　　红色的世界。
　　窗户淌血。墙壁淌血。路面淌血。天空下血。
　　整座城市正在流血。
　　“这边！“陈萧拽着我往右拐——他看见了一栋楼的门洞还是敞开的。我们跑进去——不，是趟进去了——因为地面上的血水已经涨到了脚踝。它漫过了鞋面，浸湿了裤脚，温热的液体灌进鞋子里的触感让我的胃猛地翻了一下。
　　门洞的楼梯往上走了半层——能暂时站在血水线以上。我们挤在楼梯的拐角处，大口喘气。
　　血水还在涨。
　　它的上涨速度不是匀速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像涨潮，有节奏但不可预测。从脚踝到小腿只用了大约两分钟。
　　“不能留在这。“陈萧说。他的脸上全是血雨留下的红色水痕，看起来很骇人。“水还在涨。楼梯也会被淹。”
　　“方叔和赵姐——”
　　“他们在杂货铺里。有地下室。”
　　“地下室会被灌进去的！”
　　“……“陈萧没有回答。
　　因为他也知道。
　　我们必须更高。
　　“上楼。“他拽着我往楼梯上跑。
　　一层、二层、三层——楼梯间的窗户也在渗血，墙壁是湿的，脚下很滑。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台阶棱上，一阵锐痛。陈萧把我拉起来继续跑。
　　到了四楼——推开楼道的窗户往外看——
　　整条街已经变成了一条河。
　　红色的河。
　　从各个建筑里涌出的血汇聚在路面上，水位上涨的速度快得令人窒息——从半米到一米到一米五，行道树的下半截已经被淹没了，路边的废弃汽车只露出车顶，像一群溺水的金属甲虫。
　　血河的表面不平静——有气泡从下面翻涌上来，一个一个地鼓起、破裂，每次破裂都会溅出一小片红色的水花。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味和另一种更深层的、像是来自地底的腐殖土的气味。
　　就在这片猩红之中——
　　我看见了白色。
　　在大约三百米外的位置。在两栋半倒塌的楼房之间的空隙里。
　　花。
　　白色的花。
　　它们从血水中生长出来——不是”浮在”上面，是”生长”。花梗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从红色的液面中直直地升起来，粗壮如柱，表面是嫩绿色的——不，在这个所有颜色都在消亡的世界里，那种绿色格外扎眼。花梗顶端垂下一串串铃铛形状的花朵——每一朵都有澡盆那么大，花瓣微微卷曲，纯白色，白得发光。
　　铃兰。
　　巨大的、不可能存在的铃兰。
　　它们在两栋楼之间开出了一片森林。花梗林立，叶片如帆，白色的花朵低垂着，在血雨中轻轻摇曳。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能闻到它的香味。穿过血腥味，穿过腐殖土味，穿过一切污浊的气息，一缕清甜的、干净的花香飘了过来。
　　它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它太干净了，太美了，太——
　　太像一个希望了。
　　“……上帝啊。”
　　赵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猛地转头——赵姐和方叔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了这栋楼。方叔浑身湿透了，赵姐的头发贴在脸上，裤腿上全是红色——他们大概是从杂货铺里趟着血水跑过来的。
　　赵姐双手合十，看着远处的铃兰，嘴唇在动——在祷告。
　　“那是铃兰。“她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是一种更复杂的、带着某种虔敬的颤抖。“铃兰在《圣经》里象征圣洁。代表圣母玛利亚的眼泪——这是……这是主的垂怜。”
　　她转头看向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鸣，你觉得呢？”
　　她在问我。
　　在这个我的预知能力刚刚第一次失灵的时刻。在赤月毫无预警地降临、血海正在吞没一切的时刻。她在问我——那朵花是不是安全的。
　　我看着那片铃兰。
　　白色的。纯净的。在一片猩红中如此醒目，如此清新，如此——
　　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不对。和几个月前看见开不败的樱花时同样的声音。但那个声音太小了，小到被血雨砸在窗台上的噼啪声、被血海翻涌的气泡声、被赵姐祷告的低喃声全部盖过了。
　　血水还在涨。四楼也不安全了——红色的液面已经漫到了三楼窗户的高度，上升速度没有减缓。
　　我们需要更高的地方。
　　而铃兰的花梗比这栋楼还高。
　　“……去。“我说。
　　嗓子干得像在吞砂纸。
　　“去铃兰那里。爬上去。”
　　陈萧猛地转过头来看我。
　　“不行。”
　　“血水还在涨——”
　　“不行。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我的声音尖了起来——不是冲他发火，是恐惧。纯粹的、无法控制的恐惧。“这栋楼最多六层，六层以后呢？血水涨到七层怎么办？”
　　“我们往楼顶走——”
　　“楼顶是平的！没有任何可以攀附的东西！而铃兰的花梗至少有七八层楼高——”
　　“我们不知道那东西是安全的！”
　　“我们也不知道这栋楼是安全的！”
　　方叔打断了我们：“吵什么！水都涨到脚脖子了——走不走给个痛快话！”
　　四楼走廊尽头的楼梯口，血水已经漫上来了。红色的液面舔到了我们站的位置——还有几步距离。
　　我看着陈萧。他的脸上写满了抗拒——那种理智在大声反对、但找不到更好方案时的痛苦。
　　“我看见过的那些画面里没有铃兰。“我说。这是我最后的论据。“我从来没梦见过它。也许正因为如此——也许这是一个变量。一个不在’剧本’里的变量。”
　　这句话其实毫无逻辑。“没梦见过”不等于”安全”。可在那个血水快要没过脚踝的瞬间，没有人有余裕去推敲逻辑。
　　赵姐已经开始往楼下走了。方叔跟在她身后。
　　我也走了。
　　陈萧犹豫了——一秒、两秒——然后他跟了上来。
　　从四楼到一楼的过程是在血水中趟过去的。水位已经到了腰部，温热的、粘稠的红色液体包裹着下半身，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推开它。气味更浓了，浓到呼吸都在吞咽铁锈。
　　出了楼门。
　　外面更深——齐胸了。方叔个子最矮，他必须把下巴仰起来才能保证嘴巴在液面以上。赵姐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在血水中艰难地往铃兰的方向移动。
　　我游了。
　　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脚下忽然踩空了——路面有坑洞，被血水淹没了看不见。我整个人沉了一下，嘴里灌进了一口——咸的，腥的，温的。我拼命划水浮起来，吐掉嘴里的液体，一阵干呕。
　　陈萧从后面托住了我的腰。
　　“别慌。慢慢游。”
　　我们四个人在齐胸到齐颈深的血水中朝铃兰移动。三百米的距离。在正常情况下是三分钟的慢跑。在血水中是一段漫长到似乎永远到不了终点的跋涉。
　　铃兰越来越近了。
　　它比远看时更大。花梗的直径至少有一米，表面光滑，嫩绿色的——是我在这个世界里见到的最鲜艳的绿色。叶片宽阔如船帆，从花梗的基部展开，低处的叶片已经有一半浸在了血水里。
　　白色的花朵在高处垂着头。一串一串的，铃铛形，花瓣微微透明。花香从上方飘下来——清甜的、凉凉的——和周围的血腥味形成了一种残忍的对比。
　　方叔和赵姐先到了。
　　方叔率先抓住了一条垂入血水的叶片——叶片的质感像某种柔韧的橡胶，有弹性，能承重。他踩着叶片的边缘把自己撑出了水面，然后转身把赵姐拉上来。
　　“结实！“他朝我们喊，“能踩！”
　　赵姐站在叶片上，喘了几口气。她的全身都被红色浸透了——头发、衣服、皮肤上都覆着一层猩红的液膜。她抬头看了一眼高处的花朵和花梗，然后开始往上爬。
　　方叔在她身后。他双手抱着花梗——花梗的表面有一些浅浅的棱线，可以借力——一边爬一边回头朝我们喊：“快上来！水还在涨！”
　　我也抓住了一条叶片。手指扣进叶脉的沟壑里，借力把自己撑出水面——脱离血水的那一刻，体表温度骤降，冷风打在湿透的衣服上，刺骨的。
　　我回头看陈萧。
　　他还在水里。他扶着叶片的边缘，但没有上来。他在看方叔和赵姐——他们已经沿着花梗往上爬了大约三四米，像两只颜色失真的松鼠。
　　陈萧的表情不对。
　　他的脸上有一种——
　　恐惧。
　　不是对血水的恐惧。不是对赤月的恐惧。是一种更深层的、直觉性的、无法用逻辑解释的恐惧。
　　“陈萧！快上来！”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的目光越过我，看向了方叔和赵姐正在攀爬的那根花梗。
　　花梗的底部——浸在血水里的那一截——
　　有什么东西在动。
　　极缓慢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像一根粗大的藤蔓在水下蠕动。
　　不是花梗。
　　花梗不会动。
　　“下来！！”
　　陈萧的声音炸开了——我从来没有听他发出过那么大的音量。那不是喊，是整个胸腔震动发出的、撕裂声带的嘶吼。
　　“下来！！所有人下来！！那不是——”
　　来不及了。
　　血水的水面在方叔和赵姐正下方的位置忽然涌起了一个隆起——红色的液面被什么极大的东西从下方顶起来，形成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鼓包。鼓包迅速膨胀、拉高——然后炸开了。
　　红色的水花溅了三层楼高。
　　水花落下的时候，我看见了它。
　　一根触须。
　　红色的。和血水几乎一模一样的深红色——难怪之前看不见它。它的直径至少有半米，表面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在赤月的光下泛着一层湿润的光泽。
　　触须从血水中竖直升起来，像一根被抽出的鞭子，速度快得只能看见一道红色的残影——
　　它卷住了方叔。
　　方叔甚至没来得及发出声音。触须缠住了他的腰，收紧——他的身体在半空中折了一下——然后他被拖了下去。拖进了红色的水面以下。
　　一切只发生在不到两秒钟内。
　　赵姐的尖叫划破了红色的天。
　　“老方！！！”
　　她从花梗上松了手——想去够她丈夫消失的那个位置。可她刚一松手，第二根触须已经来了。
　　从另一个方向。
　　它卷住了赵姐的双腿，像拧一根麻绳一样把她从花梗上剥下来。赵姐的手指死死扣着花梗上的棱线——扣了一秒，两秒——指甲断裂了——
　　她被拖走了。
　　拖进了血水。
　　水面上翻涌了两三下。然后恢复了平静。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扒在叶片上，整个人僵住了。
　　眼前的画面不对。花梗——不，不是花梗。我现在看清了。那些”花梗”的底部——浸在血水中的部分——并不是插在地面上的。它们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个更大的、潜伏在水面以下的东西上。
　　一个巨大的、盘曲的、红色的身躯。
　　那些触须不是触须。
　　是尾巴。
　　铃兰——那些纯白色的、散发着清甜花香的巨大铃兰——是它的尾巴上生长出来的装饰物。诱饵。
　　就像灯笼鱼头顶的那盏灯。
　　而那个蛰伏在血海之下的身躯——当我的眼睛终于适应了红色水面下隐约的轮廓之后——我认出了它的形状。
　　蛇。
　　一条盘踞在整个街区底部的、身躯与血海融为一体的、巨大得超出任何想象的红色蟒蛇。铃兰是它的尾巴。而它的头——
　　我不知道它的头在哪。
　　我不想知道。
　　“下来。”
　　陈萧的声音从水面上传来。很近。他游到了我的正下方。
　　“松手。下来。”
　　“赵姐——方叔——”
　　“他们不在了。松手。我接着你。”
　　我的手指不听使唤。它们死死扣着叶脉的沟壑，指关节发白，像长在了上面。大脑在说松手，肌肉拒绝执行。
　　“鸣。”
　　陈萧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命令式的、紧迫的、大音量的。而是低的。轻的。像在叫一只受惊的猫。
　　“看着我。”
　　我低头看他。
　　他浮在血水中。红色的液体漫到了他的胸口——他一只手扒着叶片的边缘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朝我伸着。他的脸上全是血水的红色，只有眼白和瞳孔是原来的颜色。
　　“我在下面接着你。松手。”
　　我松了手。
　　身体坠入血水的感觉比我想象的温柔——温热的液体包裹了全身，耳边嗡的一声闷响——然后陈萧的手臂从背后兜住了我。
　　他托着我。
　　在血海里。
　　一只手横在我的胸前，另一只手在划水保持两个人的浮力。我的后背贴着他的胸膛，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快的，用力的，一下一下地撞着我的肩胛骨。
　　“别动。“他说。声音从我头顶传下来。“省力气。我托着你。”
　　血雨还在下。赤月还挂在天上。那条巨蟒的尾巴——那些伪装成铃兰的白色花朵——还在三百米外的位置轻轻摇曳。
　　但它没有朝我们来。
　　也许是因为我们离得远了。也许是因为它已经吃饱了。也许是——也许什么都不是，也许只是它还没注意到我们。
　　我躺在陈萧的怀里，浮在一片血海上，仰面看着红色的天空。赤月挂在天幕正中，淡红色的光辉照亮了——不，没有照亮——一切。它只是给黑暗染上了一层红色，让黑暗变得更可怕而已。
　　我闭上了眼睛。
　　不是因为困。
　　是因为不想再看了。
　　方叔。赵姐。
　　方叔说”你要是坏人坏得太不划算了”。赵姐说”别嫌丑”。方叔在墙上一道一道画竖道计日子。赵姐在黑暗中织紫红色的手套。方叔搬着一箱矿泉水从楼上下来，擦了一把汗说”够喝一阵了”。赵姐煮的那碗挂面——热的，咸的，能饱腹的。
　　他们约好了要一起活下去。
　　他们信任我。
　　赵姐问我铃兰是不是安全的。她信任我。她信了基督，但她更信我——一个二十一岁的、连预知梦都能做错的女孩。
　　是我让他们去的。
　　是我说的”去”。
　　如果我说”不去”——如果我说”跟陈萧说的一样，不要碰那个东西”——
　　他们现在还会活着吗？
　　“不是你的错。”
　　陈萧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闷闷的。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
　　我没有说话。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不是你的错。”
　　“是的。”
　　“不是。”
　　“是我说的’去’。”
　　“在那种情况下——”
　　“是我说的。”
　　他不说话了。
　　血海在我们身下轻轻起伏。像一只巨兽平缓的呼吸。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更久。
　　然后——
　　和上一次一样——
　　月亮灭了。
　　啪。
　　红色消失了。灰色回来了。黑色的太阳重新出现在灰色的天穹上。
　　血水开始消退。
　　它不是蒸发的，也不是流走的。它渗了下去。直接渗进了路面和地面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吸水。速度很快——几分钟之内，水位就从齐胸降到了齐腰，齐腰降到了齐膝，齐膝降到了脚踝。
　　然后没了。
　　路面是干的。
　　衣服是湿的——但不是血红色的。好像血水从衣物纤维里也被抽走了，只留下了普通的水渍。
　　我站在路中间。
　　脚下是灰白色的积雪——血水消退以后雪回来了，仿佛那片红色的海洋从未存在过。
　　可两个人不在了。
　　那是真实的。
　　铃兰也不在了。那片白色的花朵、嫩绿色的花梗、那条巨大的红色蟒蛇——全都消失了，像被一只橡皮擦干净利落地从画布上抹去。只剩下两栋半倒塌的楼房之间的空地，积着白雪，空空荡荡。
　　“鸣。”
　　陈萧的声音。
　　我转头看他。又转回去。又转头看他。
　　我的身体在做一些重复的、无意义的小动作——转头、转回、眨眼、吞咽——像一台程序出了错的机器在反复执行同一段代码。
　　我知道我在崩溃。
　　不是那种大哭大闹的崩溃。是更安静的那种。是灵魂从身体里走出去了、只剩下一个空壳站在原地的那种。
　　陈萧走到我面前。
　　他没有拥抱我。没有摇晃我。没有喊我的名字让我”振作起来”。
　　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也是湿的，凉的。指节粗糙——这些天搬瓦砾和物资磨的。他的握法不紧不松，力度刚好——刚好让我知道有一只手在那里。
　　然后他牵着我走了。
　　没有说话。没有催促。没有方向的解释。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踩在雪里。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机械的。空洞的。雪嘎吱嘎吱地响。赵姐织的手套还在我手上——灰色的毛线，露着指尖。陈萧的手指穿过我的指缝，正好扣着那些露出来的指尖。
　　我们走了多久我不知道。
　　可能是二十分钟。可能是四十分钟。
　　直到陈萧停下来。
　　“到了。”
　　我抬起头。
　　一家杂货铺。卷帘门上喷的字已经褪成了灰色的影子。陈萧掏出钥匙，开了锁，拉开了门。
　　里面很暗。货架上码着几个小时前我们搬来的物资——那时候一共有四个人。
　　陈萧牵着我走进去。穿过货架之间的过道，打开后面的小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地下室。
　　水泥地，水泥墙，低矮的天花板。比方叔那个小一点。没有行军床，只有地上铺着的几块纸板。
　　陈萧把门关上。
　　然后他在纸板上坐下来，把我也拉着坐下来。
　　我坐在他旁边。
　　手还牵着。
　　地下室里很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雪落在地面上的沙沙声都隔绝了。
　　我看着对面的水泥墙。灰色的。方叔在另一个地下室的墙上画了七道竖道。这面墙上什么都没有。
　　空的。
　　干净的。
　　像一切还没开始。
　　我坐了很久。
　　然后我把头靠在了陈萧的肩膀上。
　　他没有动。
　　我闭上了眼睛。
　　没有梦。
　　什么都没有。
　　只有黑暗、安静，和一只握着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