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乡》子南花火

2、必然事件

　　我叫顾鸣。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这座城市的大学里念大三，学的是美术。不是什么很好的学校，也不是什么很热门的专业，但我很喜欢。我喜欢画画这件事本身——颜料在画布上铺开的触感，调色盘上混出一个意料之外的颜色时那种小小的惊喜，还有深夜赶作业时画室里安安静静、只有笔尖摩擦画纸的沙沙声。
　　我之所以要先交代这些，是因为后来这些东西全都不存在了。颜色没有了，画布没有了，画室也没有了。我想在一切彻底消失之前，至少把它们记在某个地方。
　　——我不确定还有没有人能看到这些文字。但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是有颜色的。
　　好了，说回正题。
　　关于”那件事”发生之前的日子，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真的。好到不正常的那种好。
　　事后想来，这本身就是征兆。但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甚至以为——我曾经那样天真地、满怀希望地以为——也许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些画面是错的。也许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也许，那个黑色的太阳永远不会升起。
　　小时候的事。
　　我九岁的时候，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属于我的画面。像是有人把一台老旧的投影仪塞进了我的脑袋，时不时地开机放一段无声的影像——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起了雾的玻璃。大多数时候放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明天下午会下雨，隔壁张阿姨的儿子会从楼梯上摔下来，食堂的油有问题。第二天这些事会一一兑现，像是一份已经拟定好的剧本，我只是提前偷看了下一页。
　　后来画面变了。越来越长，越来越清晰，内容也越来越——
　　我不想用”恐怖”这个词。因为在那些画面里，我看见的不是某种刻意的、设计好的恐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错位。世界本身的错位。面包变成蛆虫，水龙头喷出火，鲸鱼在云层里游泳。所有既定的规则被连根拔起，像一个小孩掀翻了棋盘。
　　那颗黑色的太阳，我在梦里看见过它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画面：我站在某个很高的地方，抬头看天。天空是铅灰色的，正中央挂着一个纯黑的圆——不是乌云遮住了太阳的那种黑，而是一种更绝对的、更本质的黑。像是天穹裂开了一个洞，洞的那头什么都没有。它不发光，不发热，可它就是在那里，清清楚楚、不可忽视。
　　十二岁那年，我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
　　他叫陈萧。
　　那也是一段我不太想细说的往事——不是因为不好，恰恰是因为太好了。他是九年来唯一一个认真听我说话的大人。我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天下午会发生的一起车祸的详细信息。后来车祸真的发生了。我以为他会继续帮我，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扇愿意为我打开的门。
　　但我妈把我拽走了。她觉得我说那些话是在”咒人”。
　　再后来，我就不说了。
　　反正没有人信。这件事我已经习惯了。
　　好在那些画面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它们有时会消失很久——长则半年，短则几周。在那些安静的日子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上学，画画，和朋友出去吃饭，为考试焦头烂额，为一杯奶茶的口味纠结半天。我学会了把那些画面锁在脑子里的某个角落，不去看它，不去想它，假装它不存在。
　　这个策略执行得一向不错。
　　可是那一年——我二十一岁的那一年——它执行得尤其好。好到我几乎忘记了那个角落的存在。
　　因为世界变得太好了。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校门口的那块地砖。
　　我们学校的南门有一段路面年久失修，其中靠近校门右手边的第三块地砖裂了一条很大的缝，每次下雨都会积一滩水。我从大一开始每天走这条路，踩过那条裂缝不下几百次。冬天的时候缝里还会结冰，我有一次踩上去差点劈叉，旁边经过的学长笑了半天。这是我跟那块地砖之间的私人恩怨。
　　然后有一天，大概是三月底，我照常从南门进学校。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脚下忽然觉得不太对。
　　低头一看——地砖是新的。
　　不是那种”填了缝修补了一下”的新，而是整整一块换过了，平平整整，严丝合缝，连颜色都跟旁边的砖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我对那条裂缝的位置了如指掌，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有过任何问题。
　　“嗯？“我蹲下去摸了摸。新砖的表面很光滑，还没被鞋底磨出纹路。
　　我的室友苏禾从后面走上来，差点被蹲着的我绊倒。
　　“你干嘛呢？”
　　“这块砖……换了。”
　　“啊？哪块？”
　　“就是这块。之前裂了一条缝的那块。”
　　苏禾看了看我脚下的地面，表情非常茫然。
　　“……所以？”
　　“所以……“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什么。就觉得挺好的。”
　　确实挺好的。学校终于修路了，值得鼓掌。我没有多想。
　　然后是花。
　　我们学校的主干道两边种了两排樱花树，品种是染井吉野，正常花期大概十天到半个月。往年都是三月底开、四月中旬就落得差不多了。可那一年，花从三月底一直开到了五月。
　　不是那种强弩之末的零星挂着几朵，是整棵树、整条路都开满了的那种盛放。五月初我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抬头看见满眼的粉白色花瓣在阳光下微微发亮，风一吹就簌簌地下一阵花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云朵上。
　　苏禾在花树底下举着手机拍了三十多张照片，挑了半天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年的樱花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开了一个多月了还在开？？？”
　　底下一溜评论，全是惊叹号。有人说今年气候好，有人说品种特殊，有人说”别管为什么了快来拍照”。
　　我靠在树干上，仰头看着头顶密密匝匝的花枝，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底轻轻动了一下。
　　很小的动静。像平静湖面上落了一颗极小的石子，涟漪还没来得及扩散就消失了。
　　那个念头一闪而过：这不对。
　　可还没等我抓住它，苏禾就跑过来拉着我拍合照，让我比个耶，我就比了。看了看照片里自己的脸——笑得很开心，眼睛弯弯的，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背景是一整片仿佛永远不会凋零的樱花。
　　多好啊。
　　那颗小石子沉进了湖底，再也没有泛起过水花。
　　四月。五月。六月。
　　天气好得离谱。
　　我说的不是”今天天气真不错”的那种好，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过于完美的好。日复一日的晴天，万里无云，天空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通透。气温恰到好处——不热不冷，微风拂面，空气里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清甜。这种天气如果持续三五天会让人心旷神怡，持续一两周会让人觉得运气不错，但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朋友圈里开始有人拿这件事开玩笑。“老天爷是不是放年假了”“气象台的人是不是失业了”“我已经忘了雨伞长什么样了”。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像复制粘贴一样，一打开全是太阳图标，整齐得令人发指。
　　但没有人觉得不安。
　　当然不会。谁会对好天气感到不安呢？
　　我也不觉得不安。我把那些旧日的画面封存得很好，好到自己都快信了——那些东西不过是小时候的噩梦。人小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长大了就好了。
　　何况我的生活确实在变好。
　　期中考试拿了专业第二。画室的老师看了我准备参赛的那幅画以后说”你有天赋”。和苏禾还有另外两个室友一起去吃了一顿火锅，为的是庆祝我们寝室的平均绩点全院第一。妹妹念高一了，上个月跟我视频的时候举着一张物理满分的卷子嘚瑟了十分钟。爸妈看起来身体都不错，妈妈的血压稳住了，爸爸戒了烟（虽然我怀疑只是在我面前不抽了）。
　　一切都在变好。世界在变好。
　　我的参赛作品画的是一片开满鲜花的海。无数的、五颜六色的花朵从深蓝色的海水中浮出来，在阳光下绽放。画面的正中心是一个小小的人影——是我自己——她站在齐腰深的花海里，面朝远方，远方的天际线上浮着金色的光。
　　我画它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也许所有的坏事都不会发生。也许命运不是既定的。也许那些画面只是概率极低的可能性之一，而我们正走在一条更好的路上。
　　“必然事件和高概率事件之间，只差一次例外。”
　　我十二岁的时候说过这句话。当时我说的是”太阳也许有一天不会升起”。可如果反过来呢？如果那些恐怖的画面才是”高概率事件”，而我们正在经历的美好才是那个”例外”呢？
　　我把这幅画取名为《光》。
　　七月初，我收到了比赛入围的通知。
　　苏禾替我高兴得原地蹦了三下，说你这次肯定能拿奖。妹妹发来一长串的感叹号和小星星emoji。爸妈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红包，金额是66.66元，备注”鸣鸣加油”。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戴着耳机听歌。窗户开着，七月的晚风吹进来，带着操场上新修剪过的草坪的味道。月光很亮，洒在窗台上的多肉植物身上，叶片边缘亮晶晶的。
　　我想：日子真好。
　　这是我在旧世界里最后的好念头。
　　暑假。
　　七月中旬我回了家。家在城南，一个老小区，六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我家住四楼。楼道里的灯泡半年前坏了一个，但那段时间物业居然修好了——这也是那一年许多”变好”的小事之一。
　　妹妹比我早几天放假，等我到家的时候，她正趴在客厅地板上写暑假作业，面前铺了一大摊书和卷子。她听见门响，抬起头，脸上还带着被数学题折磨的烦躁表情。
　　“姐，你回来啦。”
　　“嗯。“我把行李箱拖进来，踢掉鞋。“写什么呢？”
　　“数学。概率。“她把铅笔叼在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必然事件、不可能事件、随机事件的，好无聊。”
　　我的动作停了一下。
　　……概率。
　　必然事件。
　　这个词像一根极细的针，在我心口扎了一下。不疼，但足以让我意识到那个被我封存了很久的角落还在。它没有消失，只是被我用层层叠叠的好日子盖住了。
　　“姐？“妹妹看我愣在那里，“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回过神来，把行李箱推进卧室，“你继续写吧，等下我教你。”
　　晚饭是妈妈做的。四菜一汤，红烧排骨、蒜蓉西兰花、番茄炒蛋、凉拌黄瓜，紫菜蛋花汤。爸爸开了一瓶啤酒，说是庆祝我画作入围。妹妹嫌啤酒苦，倒了一杯橙汁跟爸爸碰杯，把爸爸逗得直乐。
　　饭桌上的灯是暖黄色的。妈妈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说你在学校瘦了。爸爸说你妈这半年血压可稳了，天天去跳广场舞，比年轻人还有劲。妈妈拍了他一下说少来。妹妹笑得橙汁差点喷出来。
　　我坐在他们中间，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很奇怪的感觉。
　　不是高兴。或者说，不只是高兴。
　　是一种……近乎贪婪的珍惜。就好像我的身体里有某个部分——某个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部分——在拼命地、贪婪地记住这个画面的每一个细节。灯光的色温，排骨的味道，妹妹笑起来露出的小虎牙，爸爸额角新添的白发，妈妈围裙上那朵洗得发白的印花。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想。
　　暑假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依旧好得不像话。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是纯净的蓝天，阳光明亮但不灼人，小区里那棵老槐树投下一大片浓荫，树上的蝉叫得好不热闹。我每天的日程大概是这样的：上午画画，下午教妹妹功课，傍晚跟妈妈去超市买菜或者绕着小区散步，晚上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吃西瓜。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普通到我开始真心实意地觉得：也许那些画面只是梦。
　　八月中。
　　暑假接近尾声了。
　　开学前一周，我把参赛的画拍了照发给了比赛组委会。然后又发了一份给苏禾看。苏禾回了一条长长的语音，大意是”卧槽你这画也太美了吧花海那个颜色怎么调的啊你教教我”。我笑了笑，把手机丢在一边，开始收拾回学校的行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是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的那种梦。
　　画面很模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模糊。我只看见了几个碎片：灰色的天空。纷飞的白色。一双手——是我自己的手——指尖苍白，拢着一小团火光，火光在风中摇摇欲灭。远处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移动，轮廓模糊，发出一种低沉的、让骨头都跟着嗡嗡震动的声音。
　　然后画面中央出现了一个圆。
　　黑色的。
　　我猛地坐了起来。
　　心跳得很快。后背全是汗。窗外的天蒙蒙亮，妹妹在下铺睡得正香，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梦话。空调嗡嗡地吹着，一切安安静静的。
　　我坐在床上，抱着膝盖，等心跳慢慢平复下来。
　　然后我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的天。
　　东方的天际线泛着鱼肚白，几缕薄云浮在上面，被将升未升的阳光染成淡粉色。很快，太阳会从那条线的后面探出头来，把整片天空点亮。
　　一切正常。
　　太阳照常升起。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放下窗帘，躺回去，把被子蒙过头顶。
　　——只是一个梦。我对自己说。你已经快十年没有做过那种梦了。这只是因为你最近太累了，画画赶稿加上开学焦虑，大脑把陈年旧事翻出来拼了一段。就这样。没别的。
　　我闭上眼睛。过了很久，重新睡着了。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做类似的梦。
　　九月一号，开学。
　　我穿了那条最喜欢的粉色连衣裙去学校。这条裙子是暑假逛街时买的，料子很轻薄，裙摆上印着一圈小碎花，走起路来裙子会轻轻地飘——在镜子前转了一圈觉得很满意。妹妹说姐你今天好漂亮，妈妈说少臭美了快走，迟到了。
　　开学典礼在操场上。
　　太阳在头顶，金灿灿的，不算太热，风刮起来还有点凉飕飕的秋意。校长在台上讲话，说了什么新学年新气象之类的车轱辘话，底下的同学们心不在焉地站着，有人偷偷玩手机，有人在小声聊天。
　　苏禾凑过来跟我说她暑假交了个男朋友，让我猜是谁。我还没猜，她就自己兜不住了，一脸桃花地说了名字。我”哇”了一声表示震惊（其实不太震惊），她高兴得掐了我胳膊一把。
　　太阳照在操场上，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一切如常。
　　开学典礼结束以后，我回宿舍放东西，然后去教室上了第一节课。是艺术史，老师新换了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声音好听，讲课也有意思。她讲了一段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光影处理技法，说那个时代的画家相信光是神圣的，是上帝赐予人间的礼物。
　　“光之于画家，就像空气之于人。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失去它的那一刻。”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那天下午没课，我在画室待到了五点多，改了改参赛作品的几处细节。夕阳从画室的西窗斜射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温暖的橙红色。我站在画架前，看着自己画的那片花海——花朵在夕阳的映照下似乎真的在发光，金色的天际线暖得像一个拥抱。
　　就是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没来由的，不受控制的：如果这是最后一个有光的傍晚呢？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放下画笔使劲搓了搓手臂上起来的鸡皮疙瘩。教室里没有人，安安静静的，夕阳还在窗外，操场上有学生在打篮球，运球声和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
　　“……神经病。“我小声骂了自己一句。
　　收拾好东西，关灯，锁门。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空变成了一大片深蓝和浅紫的渐变，最后一抹橙色的余晖消失在楼群的轮廓后面。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天气预报。明天，晴，15到26度，微风。
　　和过去一百多天的预报一模一样。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快步走向食堂。
　　——就这样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太阳会升起的。
　　九月二号。
　　闹钟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想起床。秋天的被窝实在是太舒服了，暖烘烘的，软绵绵的，让人恨不得住在里面。我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打算再赖五分钟。
　　然后我睁开了眼睛。
　　卧室——不对，我这周住在家里。因为第一周课不多，我干脆回家住几天，顺便蹭饭。妹妹去上学了，我一个人睡一间。窗帘是浅绿色的碎花布，晨光穿过布料的时候会把整个房间染成一种很温柔的淡绿色。
　　但今天没有。
　　房间是灰色的。
　　不是那种阴天的灰——阴天的灰色是柔和的、带着水汽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湿润感。而此刻的灰色是干燥的、沉闷的，像是有人把整个世界的亮度旋钮往下拧了好几格。
　　几点了？
　　我摸过手机看了一眼。七点十二分。
　　七点十二分？
　　九月初的日出时间大概是六点左右。现在已经七点过了，按道理来说，就算是阴天，窗帘后面也应该是亮的。可我透过那层碎花布感觉到的光线，更接近于——清晨五点？或者更早？
　　那种介于黑与灰之间的、天将亮未亮的暗。
　　大概是今天阴天吧。我这样想着，翻身下床，趿拉着拖鞋往卫生间走。经过客厅的时候扫了一眼——
　　客厅是空的。
　　桌子上没有早餐。
　　往常这个时间，妈妈应该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煮粥，煎蛋，热牛奶，偶尔蒸几个包子。整个屋子会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爸爸坐在餐桌前看手机上的新闻，妈妈边忙边念叨”别看手机了快来吃”。
　　但今天什么都没有。厨房的灯是暗的，灶台上干干净净，连那只常年插着电的烧水壶都没有动过的痕迹。
　　“妈？“我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爸？”
　　还是没有。
　　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来，沿着脊柱往上爬。拖鞋踩在地板上的触感忽然变得非常清晰，凉的，硬的。客厅的挂钟在墙上走着，秒针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耳膜上。
　　别慌。我对自己说。也许他们出去买菜了。也许他们去送妹妹上学了。七点多，很正常。
　　我走向阳台的方向。阳台的推拉门开了一半，纱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我能看见阳台上有人影——两个，紧挨着站在一起。
　　爸妈。
　　他们背对着我，站在阳台的栏杆前，一动不动。
　　“妈？爸？”
　　我拉开纱帘走了出去。
　　“你们在看什——”
　　话到一半，卡在了喉咙里。
　　妈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她的脸——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她那种表情。
　　那不是恐惧。恐惧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惊吓、焦虑、紧张——这些我都能认出来、都能命名。但妈妈脸上的表情不属于我认识的任何一种情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它更接近于一种……理解力被碾碎之后的空白。就好像她的大脑收到了一条完全无法处理的信息，所有的情绪反应都宕机了，只剩下一张空白的脸，和两只圆睁着的、瞳孔微微放大的眼睛。
　　爸爸没有转身。他的手紧紧攥着阳台的金属栏杆，指关节发白。他的另一只手抓着妈妈的胳膊，力度之大令妈妈的袖子皱成了一团。
　　“鸣鸣。“妈妈的声音很轻、很碎，像踩在薄冰上发出的那种声音，“你先……别出来。”
　　可我已经出来了。
　　而且我已经抬起了头。
　　天空是灰色的。
　　和房间里感受到的一样——干燥的、沉闷的、不带一丝水汽的灰。厚重的铅色云层从天边铺到天边，密不透风，像一整块凝固的水泥穹顶扣在头顶。
　　而在那片灰色的正中央——
　　有一个圆。
　　纯黑色的。
　　它就挂在天空中太阳应该在的位置上，圆得完美——不，不是”圆得完美”。那种圆是不自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天然的东西能拥有那么精确的圆形轮廓。它的边缘锋利得像用刀裁出来的，黑色与灰色的分界清晰到令人头皮发麻。
　　它不发光。
　　它什么都不发。
　　我盯着它看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极其诡异的视觉体验——我的大脑告诉我那里有一个”东西”，可我的眼睛却在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天空上破了一个洞，洞的背后不是宇宙、不是黑暗——而是”无”。一种比黑暗更黑暗的、概念层面上的虚无。像是这个世界的贴图出了bug，那一块区域的数据被直接删除了，留下一个空洞的圆。
　　一颗巨大的、被缝在天穹上的黑色纽扣。
　　我的膝盖软了一下。
　　不是因为恐惧。
　　是因为我认出了它。
　　我认出了它。
　　那些被我花了近十年时间封存、掩埋、否认、遗忘的画面，在这一刻全部破土而出。梦里见过无数次的铅灰色天空、无数次的黑色圆形、无数次站在高处仰头看见它的场景——此刻全部叠加在我眼前的现实上，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就像拼图的最后一块落入了它注定的位置。
　　咔哒。
　　我的腿彻底没了力气。
　　膝盖磕在阳台冰凉的瓷砖地面上，传来一阵钝痛。我没有理会。我双手撑在地上，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胸腔里的空气像是忽然变稠了，每吸一口都要用力，肺叶里灌满了某种冰凉的、沉重的东西。
　　——我知道的。
　　我一直都知道的。
　　那些异常美好的日子，那些修好的地砖、开不败的花、永不落幕的晴天——它们不是命运给我的补偿，也不是”一切都在变好”的证据。
　　它们是雪崩前最后的寂静。
　　是骗局。
　　“鸣鸣！“妈妈蹲下来抱住了我。她的手在发抖，抖得很厉害，可她还是拼命地把我搂进怀里。“不要看了，不要看了。”
　　可是不看又有什么用呢？
　　我把脸埋进妈妈的肩窝里，闭上眼睛。黑暗中，那个黑色的圆仍然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视网膜上，像烙铁留下的印记。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无数种声音同时涌入——从阳台下方、从隔壁的楼栋、从更远的街区、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有尖叫声，有哭声，有东西碎裂的声音，有汽车喇叭声（虽然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乎是汽车喇叭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有人在大喊”看天上”“快看天上”，有婴儿在哇哇大哭。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同时乱了。
　　爸爸是我们家最先恢复行动力的人。
　　我不知道他在阳台上站了多久——也许在我醒来之前他就已经看见了那个东西。但当我跪在地上、妈妈抱着我发抖的时候，爸爸转过身来，他的脸色是灰白的，可他的眼神已经从那种空白中挣脱出来了。
　　“进去。“他说。声音很低，但没有发抖。“先进去。把阳台门关上，窗帘拉上。”
　　妈妈像是没有听见。她抱着我，嘴里在反复说着什么，我贴着她的胸口才听清——她在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像一台卡碟的播放器。
　　“立芬！“爸爸提高了音量，“带鸣鸣进去！现在！”
　　妈妈抖了一下，像被音量惊醒了。她松开我，用力擦了一把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流出来的眼泪，然后拉着我站起来。我的膝盖还在疼，走路有点瘸，妈妈半扶半架地把我弄回了客厅。
　　爸爸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阳台门，拉上了窗帘。
　　客厅暗了下来。
　　暗得不像白天。
　　——因为它确实已经不是”白天”了。那个黑色的东西挂在天上，不发光、不发热，云层后面透出来的亮度大概只相当于日落后半小时。整个世界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
　　“小溪呢？“妈妈忽然想起来。小溪是妹妹的名字。“小溪上学去了——她到学校了没有？她怎么办？”
　　妈妈开始翻找手机。她的手抖得厉害，手机从茶几上滑下去两次才被抓住。她解锁，拨号。
　　“打不通。”
　　她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调。
　　“怎么打不通？打不通！“她又拨了一次，又一次，屏幕上显示”无法接通”。她换了一个号码打——妹妹班主任的电话，同样无法接通。再换一个——邻居的、亲戚的、朋友的——全部无法接通。
　　“信号没了。“爸爸说。他也在看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网络也断了。”
　　妈妈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去接小溪。“爸爸说。他已经在穿外套了。
　　“我跟你去——”
　　“你留在家里。跟鸣鸣在一起。”
　　“可是——”
　　“听我的。“爸爸低下头系鞋带，手指在鞋带上打了一个结又拆开，拆开又打。最终他放弃了系鞋带这个动作，把脚硬塞进鞋里，“我去学校接她，最多一个小时。你们把门关好，哪儿都别去。”
　　他打开门。
　　楼道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人在跑，脚步声杂乱而急促，像一群受惊的动物。有人在喊，喊的内容听不太清，但每一个声音里都带着同样的音调——那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不加修饰的恐慌。
　　爸爸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把门锁好。”
　　然后他走了。
　　门关上。咔哒一声落了锁。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妈妈。
　　挂钟还在走。滴答，滴答。秒针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
　　妈妈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十几秒，但感觉过了很久——她忽然转过头来看我，嘴唇翕动了几下。
　　“……鸣鸣。”
　　“嗯。”
　　“外面那个……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
　　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说，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在九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可”知道”是一回事，把它说出口是另一回事。把它说出口意味着把那个被我封存了将近十二年的角落重新撕开，意味着承认我花了整整十二年去否定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真的，意味着——
　　意味着那些画面不是梦。
　　从来都不是。
　　“鸣鸣？”
　　我看着妈妈。她的眼圈红了。她的手还在发抖。她站在那里，穿着那件印着小碎花的家居服，头发扎了一个歪歪的马尾——大概是今早匆忙扎的。她看起来那么普通、那么寻常，和每一个周末的早晨没有区别。
　　可她的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求助。
　　我的妈妈——那个在我十二岁时把我从诊室里拽走、厉声呵斥我”不许再说那些不吉利的话”的女人——此刻正站在我面前，用一种近乎祈求的目光看着我。
　　她想让我告诉她那不是真的。
　　她想让我说：没事的，只是一场日食，一种大气现象，科学家会解释的，明天太阳就会照常升起。
　　可我说不出那样的话。
　　“妈。“我说。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在梦里预演过这一刻太多次了。“你坐下。”
　　妈妈慢慢地走过来，坐在了沙发上。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自来水，凉的，因为烧水壶不知道为什么通不上电了。我把水杯递给她，她接过去，没有喝，双手捧着杯子，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坐在她旁边，握住了她的手。
　　我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在那个时刻，语言是最无用的东西。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就预见了这一切”？说”我给陈萧医生的那张纸条就是证据”？说”你们不听我的，你们把我从诊室里拽走了”？
　　这些话说出来能改变什么？
　　能让那个黑色的圆从天上消失吗？
　　不能。
　　什么都不能。
　　所以我只是握着妈妈的手。她的手凉凉的，在发抖。我用另一只手覆上去，把她的手包在中间，一点一点地捂暖。
　　窗帘后面，世界正在崩塌。而我和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握着手，听着挂钟一下一下地走。
　　滴答。
　　滴答。
　　滴答。
　　爸爸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回来。
　　门锁响的时候妈妈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冲过去开门。门开了，爸爸站在门口，背上背着妹妹。
　　妹妹哭了。她抱着爸爸的脖子，脸埋在爸爸的后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她的校服上沾了灰，书包不见了。
　　爸爸的嘴唇磕破了。
　　左边的颧骨上有一道红色的擦伤，血珠已经干了，凝成暗红色的痂。他的外套被撕裂了一个口子，从领口一直到左肩——像是被人扯的。他另一只手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的东西不多，大约是几瓶水和一些零散的食物。
　　“怎么了？！“妈妈扑上去把妹妹从爸爸背上接下来，“你脸上——谁打你了？”
　　“没事。“爸爸说。他的声音嘶哑了，像是喊了很多话。“小溪没事，学校已经乱了，我到的时候老师正在疏散学生。路上有人在抢超市，我……“他顿了一下，“我顺便拿了一点东西回来。”
　　他把塑料袋放在餐桌上。三瓶矿泉水，两包方便面，一袋饼干，一小包火腿肠。妈妈看着这些东西，眼泪又掉了下来。
　　“只有这些？”
　　“外面已经疯了。“爸爸说。他坐在餐椅上，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了那种表情——不是害怕，是疲惫。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疲惫。“超市的门被砸了，里面全是人，货架都推倒了。有人为了一箱水打起来——我被推了一把，撞在了货架上。”
　　我走过去，拿了纸巾蘸了水，给爸爸擦脸上的血。他没有躲，由着我擦。
　　“电还有吗？“他问。
　　“没了。“我说，“手机也没信号。”
　　“嗯。我出去的时候看了，马路上的车全停了。不是堵车，是熄火了，发动都发动不了。红绿灯也灭了。路上全是人，全在走路。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拖着行李箱——也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他停了一下。
　　“我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人在哭，有人在祈祷。还有人站在路中间，抬着头看那个东西——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它，一动不动，像是……”
　　“别说了。“妈妈急促地打断他。她把妹妹搂在怀里，妹妹的哭声变小了一些，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噎。
　　爸爸看了妈妈一眼，没有再说了。
　　我把沾了血的纸巾扔进垃圾桶，在水池里洗了洗手。水龙头还能出水——至少目前还能。我多接了几盆水，把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锅、盆、暖水瓶、塑料桶——全都灌满了。
　　妈妈看着我的动作，嘴唇动了动。
　　“鸣鸣……你是不是早就……”
　　她没有把那句话说完。
　　我也没有回答。
　　我只是把水龙头关紧了一点——它在滴水，一滴一滴的，节奏很慢，像某种倒计时。
　　那天的其余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四个人挤在客厅里。妈妈搂着妹妹坐在沙发上，妹妹哭累了就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痕。爸爸靠坐在沙发扶手上，时不时起身走到窗帘边，掀起一条缝往外看一眼。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沙发，抱着膝盖。
　　窗帘外面的光线始终没有变过——维持着那种灰蒙蒙的、半明不暗的状态。没有变亮，也没有变暗。时间像一条被冻住的河流，不再流动。
　　中午的时候，妈妈用最后的煤气热了两包方便面，四个人分着吃了。面是咸的，汤是热的，这两件事在此刻变得无比珍贵。
　　妹妹醒来以后安静了很多。她坐在妈妈身边，眼睛红肿着，偶尔打一个嗝。她看着我，嘴巴张了张，似乎想问什么。
　　“姐……”
　　“嗯？”
　　“……外面那个，是什么啊？”
　　和妈妈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扎着两个小辫子，是今早妈妈帮她扎的，现在已经散了大半，碎发一绺一绺地垂在脸颊两侧。
　　“我不知道。“我说。
　　这是谎话。
　　可我觉得这是此刻我唯一能给妹妹的答案。
　　下午——如果还能用”下午”这个词的话——有人来敲门。是住对门的王叔叔，四十多岁的男人，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他隔着门问我们家有没有多余的蜡烛。
　　“灯全灭了，天又这么暗，孩子害怕。“他的声音在门外闷闷的。
　　爸爸找了几根白色的蜡烛递出去——是去年中秋节停电时剩下的。王叔叔道了谢，走了。
　　爸爸关门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瞥了一眼楼道。
　　楼道里一片漆黑。声控灯坏了——或者说不是坏了，是根本没有电了。黑暗中隐约可以看见对面几户人家的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蜡烛的光，手机手电筒的光，打火机的光。像萤火虫。
　　楼下传来哭声。不知道是哪一层的。
　　门关上了，那些声音被隔绝在外面。但并没有完全被隔绝——它们透过墙壁、天花板和地板渗进来，变成一种低沉的、连绵不绝的背景噪音。像一整栋楼在呻吟。
　　我点了一根蜡烛放在餐桌中央。火焰很小，但在这间暗沉沉的屋子里，那一点橙黄色的光亮得刺眼。四个人围坐在桌前，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又大又黑，像四只蜷缩着的野兽。
　　“我们要不要走？“妈妈说。
　　“去哪？”
　　妈妈张了张嘴，说不出来。是啊。去哪？车不能开，电话打不通，不知道哪里安全，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发生的范围——是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
　　“先在家待着。“爸爸说。他的声音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变得出奇地沉稳了——不是真正的沉稳，是那种为了不让家人更害怕而强撑出来的沉稳。我能看出来，因为他在桌子底下的腿一直在抖。“等天亮再说。也许……明天就好了。”
　　也许明天太阳就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
　　因为他知道我知道答案。
　　不会了。
　　太阳不会回来了。
　　烛光在桌面上摇晃。我看着那一点光，想起了今天上午——不，是昨天上午，在画室里，艺术史老师说的那句话。
　　“光之于画家，就像空气之于人。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失去它的那一刻。”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
　　在烛光的映照下，它们还是有颜色的。皮肤的颜色，指甲的颜色，手腕上那根蓝色橡皮筋的颜色。
　　还是有颜色的。
　　我不知道它们还能保持多久。
　　窗帘外面，天慢慢地、慢慢地暗了下去。
　　灰变成了深灰。
　　深灰变成了墨色。
　　然后——
　　夜来了。
　　它不是像往常那样渐渐降临的。不是天边的光一点一点褪去、黑暗一点一点填满的那种温柔过渡。
　　它是在一瞬间坠落的。
　　就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手，捏住了整个天穹最后的那一丝亮光，然后——拽灭了。
　　咔。
　　世界的灯被关掉了。
　　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黑暗。不是闭上眼睛的黑，不是停电的夜晚的黑，不是任何一种我在二十一年的人生里遇到过的黑暗。
　　这种黑暗是有重量的。它从窗帘的缝隙里渗进来——是”渗”，不是”透”——像一种粘稠的液体，缓慢地、不可阻挡地灌满了整个房间。我觉得自己被一层看不见的、厚重的东西包裹住了，它贴着我的皮肤，贴着我的脸，甚至贴着我的眼球。
　　蜡烛还在烧。但那点火光被黑暗吞噬得只剩下一个细小的光点，照亮的范围缩到了不足半米。我能看见自己的手，能看见桌面，仅此而已。一步之外的世界消失了。
　　“妈妈！“妹妹尖叫起来。她一把抱住了妈妈的胳膊。
　　“没事没事——“妈妈的声音也在发抖。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月亮。
　　不——不需要拉开窗帘，不需要走到阳台上。我透过窗帘——透过那层不算太厚的碎花布——直接看见了它。
　　它的光穿透了一切。
　　就像那颗黑色的太阳在白天无法被任何云层遮蔽一样，这轮月亮的光也无法被任何物体阻挡。它直接穿过了窗帘的布料，穿过了玻璃，投射进来。
　　淡红色的。
　　不是月光该有的乳白色。而是一种令人生理性不适的、像稀释过的血一样的淡红色。
　　它照在妹妹脸上的时候，妹妹的面容被染成了一种奇怪的粉——像一张被劣质滤镜处理过的照片，所有的阴影都变成了淡红色，所有的高光都变成了苍白色。
　　我手里正捏着一小块饼干——晚饭剩下的。
　　我低头看了它一眼。
　　饼干不见了。
　　我的手指间捏着的，是一团正在蠕动的、米白色的东西。
　　蛆虫。
　　我直到此刻——在这个世界崩坏了十个多小时以后——才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声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