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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岁的生长痛 ...

  •   记忆是铺满地板的一盒拼图,碎片散了一地,哪块都拼不上。
      细细盘来,要从最开头开始说起。
      白屿出生在高知分子的家庭。父亲是港大中文系的教授,名号几乎响彻南港及周边大多数城市。业余也喜欢研究唐宋文学,书架上永远摆着翻了一半的《全唐诗》,书页间夹满了便签条,像一棵长满叶子的树。
      母亲是隔壁艺术名校德高望重的教授,教西方美术史,家里到处是画册,从乔托到透纳,从莫奈到罗斯科,摞在茶几上、餐桌上、床头柜上,连卫生间都放着一本小小的《梵高传》。
      白屿从小就在这两个人的世界里长大。
      父亲的书房里挂着米芾的《蜀素帖》拓片,母亲的书房里贴着波提切利的《春》,而自己小小的书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外名著,乐高拼图只能摆在书架的最上层的空闲空间。
      父亲会在饭桌上讲“昨夜西风凋碧树”,母亲会接着讲“那是晏殊”。两个人对视一眼,亲昵的打趣,然后继续吃饭。
      白屿坐在中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听着那些他似懂非懂的句子,像听一首听了很多遍的歌,旋律熟了,歌词还是记不全。
      后来他考上了南港大学,选了艺术史。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随他的爱好去了。母亲也只是在他开学前,把书架上那本她用了二十年的《艺术的故事》拿下来,塞进他行李箱里。“泛读就行,”她说,“不用全背。”
      白屿打开那本书,扉页上写着‘余敬芝’,还有一行小字:1992年秋,于佛罗伦萨。
      他看着那行字,忽然觉得妈妈也是从二十岁过来的,也曾经站在乌菲兹美术馆里,仰头看着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心里想着一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事。
      十八岁那年的九月一号,迈入大学的白屿在校门口,第一次见到季鸣海。
      后面迎新晚会,他作为副主席站在台上念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声音透过音响传出来,闷闷的,白屿和方之澈坐在后排,没怎么听。
      脑子里想的全是一会儿的寝室聚餐。
      军训结束的第一周,新生就开始上课了,艺术史在第二教学楼,和方之澈的教学楼隔了有半个校区。
      于是,落单的白屿和落入灰狼手中的白兔一样,被季鸣海盯上了。
      周一的食堂,是白屿与季鸣海的第一次相遇。
      艺术史新生的课排的满当当的,只能临近下课点提前点好饭,才能不浪费回寝室休息的时间。
      很不巧的,周一所有专业的学生上午最后一节大都满课,从教学的六楼挤下来,又在食堂领到那碗马上就要坨掉的拌面。
      面很难吃,但他吃完了。他从小就学会了不浪费食物。
      “叶同学,你的东西掉了哦。”那人捡起掉在地上的名牌递过去。
      白屿顺着伸到自己眼前的手看过去,他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坠着一颗很小的金珠,金黄在光下晃的人眼晕。
      “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名牌。”白屿撇过头,躲开那睁不开眼的光。又觉得这样不礼貌,抬手点了点自己胸前挂着的名牌示意。
      真正注意到季鸣海,是在开学后的第三周。
      艺术史的课上,教授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投影仪打出一张《最后的审判》,满墙的人体,肌肉虬结,表情扭曲。白屿低头记笔记,写到“米开朗基罗”的时候,笔芯断了。他翻书包找削笔刀,没找到。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支铅笔,已经削好了,笔尖很细,木头刨得光溜溜的。
      白屿抬起头。季鸣海坐在他旁边,白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腕上那根红绳,金珠晃了一下。
      他看了白屿一眼,嘴角弯了弯,没有说话。白屿接过铅笔,说了声谢谢。
      季鸣海点点头,转回去看投影。白屿握着那支铅笔,笔杆上还有一点余温,不知道是手的温度,还是被灯光晒的。
      下课的时候,白屿把铅笔还给他。季鸣海接过去,看了一眼他胸前空荡的地方。“你叫什么?”
      “白屿。”
      季鸣海点了点头,把铅笔夹进笔记本里。“艺术史的?”
      “嗯。”
      “难怪。”他说,嘴角弯了弯。然后站起来,走了。
      白屿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白色衬衫扎进裤子里,腰很细,肩很宽,走路的姿态很松,像走一条走了很多遍的路。
      再后来,他们的交集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恋人。
      那一年他十八岁。觉得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可以为它做任何事情。
      而二十岁的白屿也的确这样做了,放弃了十八岁的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家人,友情,学业,以及自己。
      心高气傲的少年听不进大家的好言相劝,自然不知道后面的事。
      不知道曼哈顿的冬天有多长,不知道冰水泡手是什么感觉,不知道一个人要洗多少个碗才能把指甲缝里的印子洗到洗不掉。
      “白屿!你究竟要为了一个男人,荒唐到什么地步!”
      那是记忆里向来冷静理智的母亲,第一次尖锐的声音,似乎可以穿破耳膜。
      却在此后的多年间,比现实接二连三的巴掌,显得格外柔情。
      需要一个静止的飞轮高速旋转,就要一开始给它施加很大的力,所谓万事开头难。
      和季鸣海初次到达纽约后,在飞机上的豪情壮志在大都市的发展面前,宛若蝼蚁,不需要费力,甚至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就什么都不剩了。
      住了几晚中高档酒店后,季鸣海面试弄丢了钱包,带出来的钱顷刻之间归零。
      只能辗转来到了布朗克斯。
      一个以高贫困,高犯罪而名的典型贫民窟。
      从曼哈顿中城到布朗克斯,地铁只坐了不到一个小时。
      但那一个小时里,白屿觉得窗外的世界在一点一点地褪色。
      曼哈顿的玻璃幕墙变成了砖墙上斑驳的涂鸦,街边的咖啡馆变成了铁栅栏上锈迹斑斑的锁,行人的西装革履变成了蹲在路边的、裹着脏兮兮羽绒服的人。
      列车钻出隧道的时候,阳光照进来,照在对面那个老太太的脸上。她闭着眼睛,头靠在窗玻璃上,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袋口露出一截焉掉的菜叶。
      白屿看着她,忽然想起家里阳光房的阳台上的花。那些花好像也是蔫的,因为走了之后没人浇水。他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浇。
      季鸣海坐在他旁边,低头看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张脸照得有些白。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两下,又停下来,盯着某个地方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
      “怎么样?”白屿问。
      季鸣海没有回答。转过头看窗外,列车正经过一个站台,站牌上写着“125街”。墙上的瓷砖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水泥,水泥上有人用喷漆写了几个字,白屿没看清。
      “什么怎么样?”季鸣海有些不耐烦。
      “面试。”
      季鸣海沉默了一会儿。“下周还有一轮。”
      白屿没有再问。他转过头也看窗外。
      列车又钻进了隧道,窗玻璃变成了一面暗色的镜子,映出两个人的脸——并排坐着,看着同一个方向,但谁都没有看谁。
      白屿看着镜子里的季鸣海,看着他那张被隧道灯光照得忽明忽暗的脸。
      想起等在学校的梧桐树下见他,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身上,碎金一样。那时候他穿着白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腕上那根红绳,金珠一晃一晃的。那时候他的脸好像不是这个颜色。那时候是白的,但不是这种白。
      白得发冷,像冬天窗户上结的霜。
      布朗克斯的街道比曼哈顿宽,宽得空荡荡的。风从街口灌进来,卷着地上的垃圾袋和碎报纸,在马路中间打了个旋,又往另一头去了。路边停着几辆没有轮胎的车,车窗碎了,座椅被掏空,只剩一个铁壳子,像死去的动物骨架。
      街角站着几个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手插在口袋里,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白屿拖着两个大号行李箱走在季鸣海后面,箱子轮子卡在人行道裂缝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条裂缝,很宽,宽到能塞进一根手指。裂缝里长着一棵草,黄黄的,瘦瘦的,歪着脖子,像在躲什么东西。
      “还有多远?”白屿问。
      季鸣海没有回头。“两条街。”
      两条街。白屿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想起南港的家到地铁站,也是两条街。那两条街种满了梧桐,秋天的时候叶子落一地,踩上去沙沙响。妈妈走在前面,爸爸走在后面,他走在中间。妈妈会停下来捡一片叶子,夹进书里。爸爸会等她,等她夹好了,再继续走。他也会安静地等,等她夹好了,然后踩一脚落叶,听那个沙沙的声音。
      那两条街很短,短到他从来没有数过走了几步。
      而这两条街很长,长到他觉得走了很久,还没有到。
      房子是一栋六层的砖楼,外墙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深浅不一的红色,像一块块补丁。
      门口的铁栅栏歪了一边,门牌号少了一个数字,只剩下“147”的“7”,歪歪斜斜地挂在钉子上。季鸣海在门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拧了两下,没拧动。他又拧了一下,还是没动。白屿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后颈那截露出来的皮肤。很白,白得能看见底下的青色血管。他竟萌生出想伸手摸一下,想看看那截皮肤是凉的还是暖的。
      听着钥匙在锁孔里摩擦的声音,一下,一下,又一下。
      季鸣海把钥匙拔出来,看了一眼,又插进去。这次拧动了,门开了,发出一声很长的吱呀声,是破旧的木头在叹气。
      楼道里很暗。
      灯坏了,只有尽头那扇窗户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照不亮楼梯,只照得出楼梯的形状。
      墙壁上有水渍,从上到下,像一张哭过的脸。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消毒水和隔夜的饭菜,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
      白屿拖着行李箱跟在季鸣海后面,箱子轮子磕在台阶上,每一下都发出很大的声响,在楼道里撞来撞去,像有人在敲门。
      他低着头,心疼的看着季鸣海的鞋。那双鞋是白色的,来的时候是白色的,现在还是白色的,但鞋面上沾了一层灰,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纱。他想起这双鞋是季鸣海在机场免税店试了半天才买的,原价四百多美金,刷的是他的卡。那时候他看了一眼小票,把数字记在心里,然后笑着说“好看”。现在他看着那双鞋踩在水泥台阶上,鞋底磨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忽然觉得那双鞋很白,和这栋楼里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要攒多久才能再给他买一双呢?
      六楼。
      走廊尽头那扇门,门牌上写着“6C”,C字掉了一半,只剩下一个半圆,像一张张开的嘴。季鸣海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门开了。房间比白屿想象的还要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床靠着墙,桌靠着窗,椅子夹在中间,转个身都难。
      窗帘是灰色的,很薄,透光,能看见对面楼的砖墙,和墙上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窗台上有一个烟灰缸,里面堆满了烟头,有几个滚到地上,落在灰尘里。白屿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那张床,床单是白色的,胡乱的塞进床垫下面,枕头上的折角,却是几天前住的三百美金一晚的曼哈顿酒店里那种叠法。
      “怎么样?”季鸣海走进去,把行李箱靠在衣柜旁边,转过身看他。
      白屿站在门口,看着那张床,那张桌子,那把椅子,那个衣柜,那扇窗户,那个烟灰缸。
      佯装看了一圈,目光落回季鸣海脸上。
      那张脸在从窗户漏进来的光里,瘦的太过于棱角分明,下巴尖尖的,眼睛很黑,很亮。
      亦如初见那样。
      那时候他以为这双眼睛会亮很久。
      正如飞轮效应的中期,只有当飞轮的速度达到临界值后,它所需要的力才会变小,并且越转越快。
      这是一个人不依赖于捷径的成长,可如果比喻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稳定的匀速转动的飞轮,如何会再记得最初的力呢?
      “挺好的。”白屿说。
      他走进去,把行李箱放在床边,拉开拉链。箱子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书、笔记本、充电器、一包没吃完的饼干。他把衣服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衣柜很小,挂不了几件,他把季鸣海的衬衫挂好,把自己的T恤叠起来放在隔板上。放完衣服,箱子里还剩一本书,妈妈给他的那本《艺术的故事》。他把书拿出来,放在桌上。书皮已经磨白了,边角卷起来,扉页上那行字还在,“余敬芝,1992年秋,于佛罗伦萨”。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什么书?”季鸣海坐在床上,脱了鞋,把袜子也脱了,揉成一团扔在床脚。
      白屿把书翻过来,封面朝下,压在桌上。“没什么。”
      季鸣海没有追问。他仰面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旁边延伸出去,分岔,像树枝。
      白屿站在桌边,看着那道裂缝,这是自己从没见过的东西。
      “小屿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没有面试上怎么办?
      我们现在也没钱……”
      白屿没应。只看那道裂缝。
      窗外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裂缝上,把它的形状照得很清楚。像一条河,干了的河,没有水,只有河床。他想起父亲书房里挂的那幅米芾,字迹狂而不乱,飘逸不羁,像河水漫过堤岸,收得住。自己总说他的字不规矩,不像教授。
      但母亲说不是。她教给还尚幼小的自己,父亲的字从来都是规矩的,只是规矩里藏着一条河。就像那道裂缝,你以为它只是一道裂缝,其实它是一条河。
      干了的河。
      “那就再试。”白屿太稳,像在说一件他早就想好了的事。“总有办法的。”
      可再稳,终究是二十岁,还太过于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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