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烬余》月渡川

2、同道

　　民国二十六年，夏。上海。

　　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知了在法租界茂密的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也驱不散那沉甸甸的、山雨欲来的闷热。霞飞路上的咖啡馆，留声机里依旧唱着软绵绵的情歌，但客人们的脸上，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种惶然的底色。报纸上的标题，一天比一天触目惊心：卢沟桥、廊坊、北平、天津……一个个地名，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人心口。

　　我的公寓里，窗户大开着，却没有一丝风。桌上摊着刚送来的《字林西报》，头版是日军在北平街头耀武扬威的照片，旁边是触目惊心的标题。我没去看，手指间夹着一支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将落未落。

　　老陈最终没能挺过那个冬天。沈知砚尽了全力，硬生生将他从败血症的鬼门关拉了回来，在床上熬过了最危险的感染期。但那一枪终究伤了肺腑根本，加上长期的颠沛和提心吊胆，拖到开春，油尽灯枯。他走得很平静，在一个有阳光的午后，握着小何的手，说了句“好好认字”，便合上了眼。我们将他葬在郊外一个不起眼的荒坡，没有墓碑，只有一株野生的梅树苗。小何哭成了泪人，后来跟着转移去了苏北，听说在根据地的识字班做了□□。章医生也撤离了，去了更需要他的地方。

　　沈知砚遵守了他的承诺，每隔一日，总会准时出现在那间安全屋，直到老陈脱离危险，伤口拆线。他来去匆匆，除了必要的病情交代，不多说一句话。我也尽量克制，将一切交流维持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只有一次，他拆线离开时，在门口停顿了一下，背对着我，声音很轻地说：“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前几天在码头组织了小规模的抗议，要求改善待遇，被巡捕房驱散了，领头的人不见了。”

　　我心头一震，抬头看他。他已经推门出去了，背影消失在昏暗的楼梯口。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老陈留下的那点星火，没有熄灭。他在用他的方式，让我知道，那场冒险，并非全无意义。

　　后来，林曼丽给了我新的任务，更隐秘，也更危险。传递情报，联络分散的同志，甚至偶尔参与策划一些不痛不痒的“意外”，干扰日本人的物资运输。我和沈知砚的交集，便仅限于那间安全屋。老陈死后，那地方就废弃了。我们像两条短暂交汇的溪流，又各自奔向未知的、布满暗礁的前路。

　　直到一个月前，林曼丽在百乐门的一次“意外”火灾中失踪，音讯全无。我这条线上的联络，彻底断了。我知道，这不是意外。空气里的血腥味，越来越浓了。

　　烟灰终于落下，烫在手背，轻微的刺痛。我掐灭烟头，起身走到窗边。楼下街角，那个卖香烟的小贩，今天换了个人。虽然穿着一样的破褂子，吆喝的声音也像，但那种漫不经心扫视四周的眼神，瞒不过我。

　　我被盯上了。

　　这并不意外。林曼丽出事，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拉上窗帘，将闷热和窥视的目光一并隔绝在外。屋里昏暗下来，只有书桌一角，台灯洒下一圈昏黄的光。我坐下来，拉开抽屉。最底层，压着那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老陈留下的东西，我早已誊抄、转交。盒子里现在只放着几样物件：一枚磨损严重的私章，一张泛黄的小照片（是年轻时的老陈和妻子的合影），还有一封信。信是沈知砚写的，在老陈去世后不久，托人送到报馆。很短，只有一行字：

　　“病案我已销毁。珍重。沈知砚。”

　　字迹是他一贯的工整冷峭。他把所有可能带来危险的痕迹，都处理干净了。包括他自己。

　　我把信纸凑近台灯，又看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看着火苗吞噬那薄薄的一页纸，蜷曲，变黑，化成灰烬，落在烟灰缸里，和之前无数灰烬混在一起。

　　该走了。

　　我起身，开始收拾东西。不能带太多，几件换洗衣服，一点钱，必要的证件（当然是假的），一把贴身的小刀，还有那枚母亲留下的翡翠扳指——沈知砚还给了我，用同样的方式，托人，没有任何附言。我把扳指用软布包好，塞进内衣口袋，贴着心口。其余的一切，书籍、稿纸、于右任先生那幅字，甚至用了多年的钢笔，都只能留下。

　　收拾停当，天色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条暗红的光带，像一道渐渐干涸的血痕。我坐在昏暗中，静静等着。等着夜幕降临，等着那一点最后的掩护。

　　晚上八点，我换上最不起眼的灰色短褂，戴上旧毡帽，拎着一个半空的藤箱，像无数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市民一样，走出了这间住了两年的公寓。下楼时，与隔壁出门倒垃圾的主妇擦肩而过，互相点了点头。一切如常。

　　我没有直接去车站或码头，那里必定有埋伏。我穿过几条熟悉的小巷，在迷宫般的弄堂里绕了许久，确认甩掉了可能的尾巴，才叫了辆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

　　不是要坐船离开。相反，最危险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码头人流混杂，货栈仓库林立，是隐匿和转移的好地方。我们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在码头附近一家生意清淡的茶馆后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黄包车在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我付了钱，提着藤箱，融入嘈杂的人流。空气里混杂着鱼腥、汗臭、劣质烟草和江水特有的潮湿气味。苦力们喊着号子，扛着沉重的货包穿梭；小贩的吆喝声、轮船的汽笛声、孩子的哭闹声，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我压低帽檐，快步走着，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四周。

　　忽然，一阵尖锐的哨声撕裂了喧嚣！紧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和粗暴的吼叫：“站住！别跑！”

　　人群瞬间骚动起来。我心头一凛，迅速闪身躲到一堆木箱后面。只见几个穿着黑色拷绸衫、明显是帮派打手模样的人，正在追逐一个穿着学生装的青年。那青年慌不择路，撞翻了一个水果摊，橘子苹果滚了一地，引来一片叫骂。打手们很快追上，拳打脚踢，青年惨叫着倒地。

　　我的心沉了下去。不是因为眼前的暴力，在上海滩，这司空见惯。而是因为我看见，在追打的人群外围，还有几个穿着便装、眼神锐利、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正冷冷地扫视着混乱的人群。他们的站姿，他们审视的目光，绝不是普通的帮派分子。

　　是特工。日本人的，还是“那边”的？不确定。但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这片区域的警戒级别提高了。

　　不能去茶馆了。那个联络点很可能已经暴露，或者处于严密监视之下。

　　我悄悄后退，借着货堆和人群的掩护，迅速离开码头区域。必须立刻改变计划。原定的几条撤离路线可能都不安全了。我在脑海里飞速盘算着，脚下的步子却不敢有丝毫慌乱，保持着一种寻常路人受了惊吓、急于离开是非之地的步态。

　　绕了几条街，我拐进一条相对僻静的马路。路边有家西药房，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颜色的药瓶。我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有些冷清，只有一个伙计在柜台后打着瞌睡。我走到柜台前，敲了敲台面。伙计惊醒，揉着眼睛：“先生配什么药？”

　　“有盘尼西林吗？”我问，声音平静。

　　伙计愣了一下，打量了我一眼，摇摇头：“对不住，先生，盘尼西林是紧俏货，早断供了。您要别的吗？磺胺也有消炎效果……”

　　“我就要盘尼西林。”我打断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卷用橡皮筋捆着的钞票，放在柜台上，推过去，“我知道你们有存货。价钱好说。”

　　伙计看着那卷钞票，又看看我，眼神闪烁了一下，压低声音：“先生，不是钱的问题，是真没有。您去别家问问吧。”

　　他眼神里的闪烁和下意识瞟向后门的动作，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这不是普通的缺货。要么是真没有，要么是有，但不敢卖，或者……是在等什么人。

　　我收起钱，不再多问，转身出了药房。走到街对面，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点起一支烟，假装等人，目光却锁定了药房门口。

　　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个穿着长衫、提着公文包的男人匆匆走进药房。不到两分钟，他又出来了，公文包似乎沉了些。他警惕地看了看左右，快步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

　　是了。这药房是个秘密交易点，或者联络点。刚才伙计的异常，是因为有“熟客”要求，或者本身就是个圈套。

　　我掐灭烟，远远跟了上去。那男人走得很快，穿过两条街，走进一家门面颇大的百货公司。我跟进去，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梭，不远不近地缀着。他上了二楼，在卖搪瓷用品的柜台前停留片刻，与售货员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接过一个包装好的纸盒，转身下楼。

　　就在他下楼，我准备继续跟上去时，眼角余光瞥见楼梯拐角处，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虽然只是侧影，虽然那人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但我绝不会认错。那走路的姿态，那清瘦挺拔的轮廓——

　　是沈知砚。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也来买东西？不，不对。他手里没拿任何东西，步履很快，方向明确，径直朝着百货公司的后部，员工通道的方向去了。

　　一个荒谬又清晰的念头窜进脑海：他也在“工作”？像我一样，在这看似平常的百货公司里，进行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交接？

　　不，不可能。他是医生，圣玛利亚医院的外科圣手，前途无量的沈医生。他拿手术刀的手，怎么会沾上这些？

　　可是……老陈的事呢？那之后零星听到的，关于他在某些隐秘场合救治“特殊伤员”的传闻呢？还有他总能弄到的、市面上极其紧缺的盘尼西林和磺胺……

　　我的脚步迟疑了。是跟上前面的长衫男人，还是……

　　就在这时，百货公司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不寻常的骚动。几个穿着黑色制服、腰挎手枪的巡捕，在一个便衣男子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人群。那便衣男子，赫然是之前我在码头外围见过的其中之一！

　　暴露了！他们一定是跟着那个长衫男人，或者干脆，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药房是诱饵，百货公司才是收网的地方！

　　我立刻转身，向着与沈知砚消失方向相反的侧门快步走去。不能跑，跑就是心虚。但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侧门通向一条堆满货物箱的小巷。我刚冲出小巷，迎面差点撞上一个正在点烟的黄包车夫。

　　“先生，坐车？”车夫懒洋洋地问。

　　“去外白渡桥，快！”我拉低帽檐，坐上车。

　　车子跑起来，穿行在傍晚喧嚣的街道。我回头望去，百货公司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巡捕的身影在晃动。不知道那个长衫男人怎么样了，也不知道沈知砚……他脱身了吗？

　　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如果沈知砚真的也牵扯其中，如果他刚才也被发现了……

　　不，不会。他那么冷静，那么谨慎。而且，他走的是员工通道，或许只是巧合，他正好从那里离开去买别的东西……

　　我强迫自己停止这些无谓的猜测。当务之急，是我自己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原定路线作废，码头不能去，火车站更不能去。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冒险的选择——混上今晚开往香港的客轮。那艘船是英国人的，检查相对宽松，而且我有事先准备好的、另一套身份。

　　“先生，外白渡桥到了。”车夫停下。

　　我付了钱下车。这里离码头不远，但已经是公共租界。桥上灯火通明，苏州河水在夜色下黑沉沉的，流淌无声。对岸，就是虹口，那片我曾无数次秘密出入、如今再也回不去的区域。

　　我靠在冰冷的桥栏杆上，点燃最后一支烟。江风带着腥气吹来，稍稍驱散了夏夜的闷热。手指有些发抖，不是怕，而是一种久违的、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种空落落的茫然。

　　老陈死了，林曼丽失踪了，组织断了线。我像一片飘萍，不知该去向何方。香港？然后呢？继续用笔，用那些不能署名的文章，去呐喊，去揭露？还是像无数流亡者一样，在另一个繁华又陌生的城市，苟且偷生？

　　烟头在指间明灭。我忽然想起沈知砚还给我的那枚扳指。贴着心口放着，温润的玉石，仿佛还带着他指尖微凉的温度。他为什么还给我？是撇清关系，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也不必明白了。

　　我将烟头弹进漆黑的江水中，那一点红光，划了道弧线，瞬间被吞没。转过身，准备叫车去客轮码头。

　　就在我转身的刹那，眼角余光瞥见桥对面路灯下，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灰色的长衫，清瘦挺拔，静静地立在那里，隔着川流不息的车马和人潮，望着我这边。

　　是沈知砚。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跟着我？还是巧合？

　　心跳骤然失序。我站在原地，隔着半个桥面的距离，隔着两年的光阴，隔着无数生死未卜的日夜，与他对望。桥上的灯，将他苍白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看不清表情。江风拂动他的衣角，显得有些萧索。

　　然后，他动了。他没有走过来，而是抬起手，很轻地，指了指桥下，又指了指他自己，然后做了一个“等待”的手势。接着，他转过身，不疾不徐地，朝着桥南的方向走去，很快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

　　我懂了他的意思。桥下，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个废弃的码头仓库。他让我去那里等他。

　　去，还是不去？

　　这可能是个圈套。他可能已经变了，可能被控制了，可能……有无数种可能。

　　但那是沈知砚。是把老陈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沈知砚，是沉默地替我处理掉所有隐患的沈知砚，是在巡捕砸门的危急时刻，手都没有抖一下的沈知砚。

　　我没有犹豫太久。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离客轮开船还有三个小时。

　　足够去听一个答案，或者，迎接一个结局。

　　我走下桥，沿着熟悉的、布满铁锈和湿滑青苔的台阶，下到苏州河边。废弃的码头仓库依旧在，门半掩着，里面黑洞洞的，弥漫着熟悉的霉味和尘土气。

　　我推门进去，没有点灯，借着门缝透进来的、远处路灯微弱的光，适应着黑暗。仓库里堆放的杂物似乎更多了，空气凝滞。

　　等了大约一刻钟，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我的心提了起来，手悄然摸向腰间的小刀。

　　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身影闪了进来，是沈知砚。只有他一个人。

　　他反手关上门，仓库里彻底暗下来。只有我们两人轻微的呼吸声。

　　“你被盯上了。”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贯的冷静，但语速比平时略快，“百货公司那边是陷阱，抓了一个交通员。他们顺着线，可能会摸到你之前的几个落脚点。霞飞路的公寓，不能再回去了。”

　　“我知道。”我说，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有点哑，“我看到你了。在百货公司。”

　　他沉默了一下。“我也看到你了。”他说，然后似乎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轻得几乎听不见，“温叙安，你必须立刻离开上海。”

　　“我正打算去香港，今晚的船。”我说。

　　“走不了。”他斩钉截铁，“码头、车站，所有出上海的通道，都被盯紧了。他们在找‘信鸽’。”

　　信鸽。我的代号。他真的知道。他不仅知道，而且知道得比我想象的深。

　　“你怎么知道？”我问，手心里的汗浸湿了刀柄。

　　黑暗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到他走近了两步，声音更近，也更低沉：“我自然有我的渠道。别问那么多。听着，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走水路，从吴淞口出去，坐小船到南通，再从那里转道。”

　　“吴淞口？那是日本人的海军基地，封锁得像铁桶一样。”

　　“明天凌晨四点，有一艘运送医疗垃圾的船会从三号码头出发，去南通的一家教会医院。船长是我救治过的病人，欠我人情。他能带你出去。”沈知砚语速很快，显然时间紧迫，“这是船票和新的身份证明。”他塞过来一个微凉的、硬硬的小铁牌和几张纸，“船上脏，但安全。到了南通，有人接应你，他会带你去该去的地方。”

　　我握着那块冰冷的船票和纸张，指尖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汹涌地冲撞着胸口。“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盘桓了两年，终于问出了口。

　　黑暗中，他许久没有回答。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我听见他极轻、也极清晰的声音：“和你一样的人。”

　　简简单单六个字，像惊雷，炸响在我耳边。和我一样的人……不是同志，不是战友，甚至没有更明确的指代。但足够了。这六个字，解释了一切。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北平救一个来历不明的我，为什么他会冒险救治老陈，为什么他能弄到稀缺的药品，为什么他知道“信鸽”，为什么他能安排这样的撤离路线。

　　原来，他不是被我拖下水。他早就在水里了。只是，他在水底更深处，更沉默，更隐蔽地游着。

　　“为什么？”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为什么帮我？这次……太冒险了。你不该暴露。”

　　“老陈的命，是你救的。”他说，停顿了一下，声音里似乎有极淡的、几乎无法捕捉的情绪，“我答应过，不会让你死。”

　　我忽然想起两年前，在那个同样弥漫着血腥和消毒水气味的夜晚，他在简陋的煤油灯下，用那双稳定到令人心颤的手，切开老陈的皮肉，从死神手里抢夺时间。那时他说：“我是医生。”

　　现在他说：“和你一样的人。”

　　原来，他救的从来不止是命。他救的，是火种，是希望，是像老陈那样，在漫漫长夜里固执燃烧的、微弱的星火。

　　喉咙发紧，眼眶发热。我用力眨了眨眼，将那股酸涩逼回去。现在不是时候。

　　“一起走。”我说，抓住他的手臂。布料下，他的手臂坚实，但冰冷。

　　他轻轻挣开了。“不行。”他的声音恢复了那种绝对的冷静，“我还有事没做完。医院里，还有几个‘病人’。”

　　我知道他说的“病人”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不能离开的理由，是他的阵地，是他的手术刀，在这个时代能发挥的、另一种形式的作用。

　　“可是你……”

　　“我不会有事的。”他打断我，语气甚至带着一点罕见的、近乎安抚的意味，“医院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暂时还不会动我。快走吧，没时间了。从这里出去，往东走两条街，有辆黑色福特汽车，车牌尾号73，司机会送你去三号码头。记住，凌晨四点，船不等人。”

　　他说完，似乎又看了我一眼——尽管黑暗里其实看不清彼此的表情——然后，转身，拉开了仓库的门。

　　门外漏进一线微光，勾勒出他清瘦的轮廓。

　　“沈知砚。”我叫住他。

　　他停在门口，没有回头。

　　“保重。”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只剩下这两个最普通、也最沉重的字。

　　他微微颔首，然后，身影一闪，便没入了门外沉沉的夜色里，无声无息，仿佛从未出现过。

　　仓库里重新陷入黑暗和寂静。只有手中那块冰冷的船票，和那几张薄薄的纸，证明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觉。

　　我靠在冰冷的砖墙上，深深吸了几口气，让狂跳的心率和混乱的思绪平复下来。然后，我将船票和身份证明仔细藏好，检查了一下身上的武器和物品，拉低帽檐，走出仓库。

　　按他说的，往东走两条街。果然，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静静停在路边暗处，车牌尾号73。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看了我一眼，确认了暗号，一言不发地发动了车子。

　　车子驶向吴淞口。窗外，夜上海的光影飞速后退，霓虹闪烁，笙歌隐约，像一场永不醒来的、浮华而虚妄的梦。我知道，我要离开这场梦了。去向一个未知的、但或许有更多战斗的地方。

　　手指无意识地抚上心口，那里，翡翠扳指温润的轮廓，隔着衣料，贴在皮肤上。

　　保重，沈知砚。

　　愿你的手术刀，在这个破碎的时代，能多救下几个不该死的人。愿我们都能活到，不再需要这样隐匿、告别、和深夜仓惶奔逃的那一天。

　　车子在寂静的街道上飞驰，向着港口，向着茫茫的江面，向着不可知的、但必须前往的黎明。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