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烬余》月渡川

1、雪夜归途

　　民国二十四年冬，上海。

　　雪从闸北那边压过来的时候，我正站在礼查饭店三楼临窗的包厢，看苏州河上那几条运煤的驳船慢吞吞地挪。河面还没全冻上，但已结了薄冰，碎冰碴子撞在船帮上，声音闷闷的，像钝刀子割肉。

　　窗玻璃上凝了层水汽，我用指尖抹开一小块，看见外白渡桥的轮廓在越来越密的雪里渐渐模糊。手腕上的表针指向五点四十。离约他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零二十分。

　　三年了。

　　“温先生，您要的报纸。”侍应生轻手轻脚进来，将一叠《申报》放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小圆几上，又悄无声息退出去，带上门。

　　我没动那报纸，只从大衣内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很普通的信封，右下角用钢笔画了朵梅花——极小的、只有小指甲盖一半大的梅花。三年前在北平，他宿舍的书桌上就压着这么一幅梅花图，是他自己画的，墨很淡，枝干却嶙峋有力。他说梅花耐寒，像外科医生的手，再冷也要稳。

　　我那时发着高烧，靠在他窄小的单人床上，看他在灯下整理笔记。昏黄的灯光将他侧脸的轮廓勾勒得清晰又柔和。他没问我伤从哪来，没问我是什么人，甚至没问我名字。缝针的时候，我疼得眼前发黑，死死咬住他塞进我嘴里的毛巾，额上的汗滴进眼睛里，又咸又涩。他俯身下来，离得很近，消毒水的气息混着他身上极淡的皂角味，声音低而稳：“忍一忍，快好了。”

　　那三天，我时昏时醒。每次睁眼，他不是在换药，就是在看书，或者趴在桌边小憩。屋里烧着小小的煤炉，很暖。有次我半夜咳醒，看见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本《外科学》，眼镜滑到鼻尖。炉火的光在他纤长的睫毛上跳动，投下浅浅的阴影。我看了很久，直到他忽然惊醒，对上我的视线，怔了怔，然后很自然地探身过来，用手背试我额头的温度。

　　“退了些。”他说，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我想说谢谢，喉咙却像被什么堵着，发不出声音。他收回手，起身去倒水，背对着我，肩胛骨的线条在单薄的睡衣下清晰可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从死神手里抢人的医生，自己也不过是个清瘦的、会累会困的年轻人。

　　后来我走了。天还没亮，雪停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白。他送我出门，递过来一个布包，里面是干净的衣服和一点钱。我接过，想说点什么，却见他已转身回了屋，关上了门。我站在清冷的晨雾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看了很久。门缝里透出一点光，很微弱，但在那个寒冷的黎明，是我全部的暖。

　　“温先生，您点的咖啡凉了。”侍应生又进来，轻声提醒。

　　我回过神来，将信封收好。“换杯热茶吧，要龙井。”

　　“是。”

　　茶送来了，碧绿的叶子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我端起，抿了一口，涩的。其实我尝不出味道。从三年前离开北平，到南下广州，又辗转来上海，日子像绷紧的弦，容不下任何属于“温叙安”的私人滋味。我是《申江潮》报的编辑，是霞飞路上那间小公寓的独居客，是偶尔在文艺沙龙里谈诗论画的闲散文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还是“信鸽”——传递那些不能见光的消息，掩护那些不该暴露的人。

　　比如现在躺在虹口那间安全屋里的老陈。

　　老陈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叫陈启明，复旦国文系的教授，教了二十年书。去年“一二·九”之后，他开始在工人夜校讲课，教码头工人、纺织女工识字，教他们看报纸，告诉他们东北怎么了、华北怎么了。上个月，他在夜校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混进来的侦缉队盯上。三天前，他在回家路上中了黑枪，子弹从左胸射入，穿过肺叶。我们的人冒险把他从仁济医院转移出来，但伤口感染了，青霉素、磺胺都用遍了，烧一直不退。今早我去看他，他脸色蜡黄地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呼吸声像破风箱，每一次吸气都扯着胸腔发出嘶嘶的杂音。守在旁边的女学生小何眼睛肿得像桃，看见我就跪下：“温先生，您救救陈老师……”

　　我扶起她，手心里全是冷汗。我知道谁能救他。全上海，只有一个人，能从这样凶险的感染里抢人。

　　沈知砚。

　　这个名字在心里滚过一遍，像烧红的炭，烫得我指尖发颤。

　　我没想过会再找他。三年前不告而别，是因为我不能留。我身上的血，我背后的线，是随时会烧起来的火药桶，不能拖他下水。他是拿手术刀的，他的手应该干干净净地救人，不该沾上我这种人的腥。

　　可老陈……老陈教过的那些工人，还在码头扛包，在车间纺线。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苦，为什么国不像国，家不像家。老陈不能死。

　　我放下茶杯，玻璃杯底磕在瓷碟上，轻轻一声响。窗外，天完全黑了，雪光映着路灯，一片凄迷的白。我该动身了。

　　从礼查饭店到外白渡桥，步行二十分钟。我没叫车，裹紧大衣走进风雪里。雪片打在脸上，很快融化成冰冷的水，顺着脖颈流进去，激得人一哆嗦。霞飞路上的咖啡馆还亮着灯，留声机里飘出周璇软绵绵的歌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霓虹灯的光在雪幕里晕开，红红绿绿，像一场浮华的梦。梦里的人不知道，几步之遥的闸北，上个月刚被日本人的炮弹犁过一遍；也不知道，虹口那间没有煤炉的破屋里，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正慢慢变冷。

　　到桥头，八点五十。我站在第三盏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看着他从医院方向走来。雪下得很大，他黑色大衣的肩头很快落了白，步子却依然稳，一步步，像丈量过距离。昏黄的光勾勒出他清瘦的轮廓，挺直的鼻梁，紧抿的唇。三年，他好像一点没变，又好像全变了。还是那副冷清的样子，可眉眼间那股沉静的气度，更深了，像古井的水，望不见底。

　　他抬手看表。我在阴影里又站了几秒，让心跳稳下来，才走出去。

　　“你还是这么准时。”

　　他转身看我。路灯的光落在他眼睛里，很亮，像手术刀的反光，一瞬间刺得我几乎想避开。但我没有，我迎着他的视线，走近。他比我记忆中似乎高了一点，或许是我错觉。雪落在我们之间的空隙，无声无息。

　　“找个能说话的地方。”我说，朝桥下废弃的仓库示意。不能在这里，这里太空旷，虽然雪大，但保不齐有眼睛。

　　仓库里灰尘味很重。我点亮马灯，昏黄的光圈住我们俩。摘下围巾，冷空气灌进来，我咳了两声。他站在光影边缘，静静看着我，等。

　　“长话短说。”我转过身，面对他。不能犹豫，一犹豫，那些不该有的东西就会从缝隙里钻出来，“我需要你帮一个人动手术。”

　　我问了他什么人，为什么找我。他问得直接，像手术刀划开皮肉，精准，不带多余情绪。我尽量用最简洁、最不带感情色彩的话回答，把风险、酬劳、退路一一摆出，像陈列手术器械，清晰，冰冷。两根金条，一枚扳指。扳指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翡翠，水头极好，她戴了一辈子。临终前塞进我手里，说：“囡囡，留着，紧要关头，能换条命。”我一直贴身藏着，没想过会拿出来，更没想过是给他。

　　他问，凭什么认为他会答应。

　　我笑了。心里那点酸涩，混着久别重逢的、我自己都不敢细辨的东西，一起涌上来，酿成这个很淡很薄的笑。我说了三年前北平的事。说的时候，不敢看他的眼睛，只盯着马灯跳动的火苗。那三天，是我这些年唯一敢偶尔拿出来、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暖一暖手的回忆。此刻说出来，却像在利用，像在绑架。我觉得自己卑鄙。

　　他沉默了。仓库里静得可怕，只有风雪撞门的呜咽声。我看见他垂在身侧的手，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是外科医生的手，此刻微微蜷着。他在想什么？在衡量利弊？在厌恶我的算计？还是……也想起了北平，想起那间有煤炉的小屋，想起我高烧时死死抓着他手腕留下的指痕？

　　“他是什么人？”他又问了一遍，声音低了些。

　　我垂下眼，看着手里那卷油纸包。里面是我这几天夜里睡不着，断断续续写的一点东西。不是情报，不是任务，只是一些散乱的、关于这几年见过的人、经过的事、还有……还有不敢诉诸于口的念头。我没想过要给他，可临出门前，还是鬼使神差地带上了。或许私心里，还是存着一点渺茫的妄想——如果这次真的逃不过，至少，有个人知道，温叙安这个人，曾经怎样活过，怎样……想过。

　　“一个老师。”我说，喉咙有些发紧，“教孩子们识字、算数，告诉他们什么是家国。有人不想他教下去。”

　　他明白了。我听得懂他呼吸里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上前一步，接过了那枚扳指。他的指尖碰到我的掌心，很凉，和我记忆里那双稳定、温暖的手不一样。也许只是外面风雪太大。

　　“人在哪里？”他问，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静。

　　我迅速报了地址，约定时间、车号。把事情交代清楚，像完成一桩交易。然后，我把那卷油纸包塞进他手里。“这个，你回去再看。算是我……一点私心。”

　　最后三个字，轻得几乎被风雪声吞没。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我转身，不能再停留，多停留一秒，我怕那些筑了三年的堤坝会全线崩溃。

　　“温叙安。”

　　他在身后叫我的名字。三年了，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还是那把低沉的、没什么起伏的嗓音，可听在我耳朵里，像雪原上忽然炸开的冰裂声，惊心动魄。

　　我停住，没回头。手在袖子里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疼。

　　“这次之后，”他顿了顿，声音隔着风雪传来，有些模糊，却又异常清晰，“别再消失了。”

　　我背脊僵直，像被冻住了。雪花从门缝里钻进来，落在颈后，冰凉。我想说好，想说对不起，想说其实我这三年，没有一刻忘记过那间有煤炉的小屋。可最终，我只是极轻地点了点头，喉咙堵得发不出任何声音。然后，拉开门，一头扎进铺天盖地的风雪里。

　　雪更大了，迷了眼睛。我沿着苏州河走，走得很快，直到礼查饭店的霓虹灯重新出现在视线里，才慢下脚步。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到那个空了的丝绒布袋。扳指给了他。也好。母亲说得对，紧要关头，能换条命。他的命，比我的要紧。

　　至于那卷油纸包……他大概会看，也大概不会看。看了，也许会懂，也许会觉得可笑。都没关系了。

　　我走进饭店，暖气扑面而来，裹着咖啡和香水的气味。留声机还在唱，周璇的声音甜得发腻。我穿过大堂，走向楼梯，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回到包厢，桌上那杯龙井已经彻底凉透，茶叶沉在杯底，了无生气。

　　我坐下，看着窗外。外白渡桥的方向，只有一片茫茫的雪幕。

　　明晚十点。还有二十五个钟头。

　　我端起那杯冷茶，一饮而尽。苦涩，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

　　那杯冷茶喝下去，胃里像坠了块冰。我坐了一会儿，直到侍应生进来轻声询问是否还需要什么，才恍然回神，摇摇头，付了账离开。

　　雪夜里，霓虹灯显得格外迷离。我没有回霞飞路的公寓，而是叫了辆黄包车，去静安寺路。车夫缩着脖子，在风雪里跑得飞快，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吱嘎的声响。我靠在车里，闭着眼，可眼前全是仓库里他那双眼睛，平静无波，却又深不见底。

　　“别再消失了。”

　　那句话像根细针，猝不及防扎进心口最软的地方。疼，带着迟来三年的酸涩。这三年，我不是没想过找他。初到广州，在报馆做校对，夜里伏在昏暗的灯下写那些不能署名的文章时，会想起他伏案读书的侧影。后来到上海，在租界复杂的人事里周旋，每说一句违心的话，每做一个不得已的决定，都会在某个疲惫的瞬间，想起他那间干净、简单、只有消毒水和书卷气的小屋。可我不能。我脚下是薄冰，身后是悬崖，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把他拉进来，我做不到。

　　可今晚，我还是做了。用三年前那点微薄的情分，用老陈的命，逼他走上这条危险的钢丝。

　　我觉得自己卑劣。

　　黄包车在静安寺路一条僻静的弄堂口停下。我下了车，多给了车夫几个角子，看他千恩万谢地拉着车消失在风雪里，才转身走进弄堂。弄堂很深，两侧是些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的雕花在岁月和风雨里模糊了轮廓。我走到最里面一扇黑漆门前，有节奏地敲了五下——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年轻但憔悴的脸，是小何。她看见我，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去，侧身让我进去。

　　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只生了个炭盆，微弱的红光映着简陋的陈设。老陈躺在里间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两床厚棉被，脸色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泛着不祥的青灰。呼吸声粗重而急促，夹杂着拉风箱般的杂音。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守在床边，是章医生，我们自己人里的郎中，但西医手段懂得有限。

　　“温先生。”章医生站起来，神色凝重地摇头，“烧还没退，脉搏很弱。肺里的脓……怕是不好。”

　　我走近床边。老陈闭着眼，眉头紧锁，像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烫得吓人。他的手露在被子外，枯瘦，指节凸出。就是这双手，在黑板上写下“中国”二字，在工人们粗糙的手心里画下地图，告诉他们，山河破碎，家在何处。

　　“明晚十点。”我压低声音，对章医生说，“人我请到了。你们按计划准备，器械药品再清点一遍，不能出任何岔子。”

　　章医生眼镜后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担忧：“可靠吗？虹口现在是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万一……”

　　“可靠。”我打断他，语气是不容置疑的肯定，“按我说的做。转移路线、警戒哨、备用方案，再核对一次。明晚九点半，我会亲自去医院接人。”

　　章医生点点头，不再多问，去外间和小何低声商议起来。

　　我在老陈床边坐下，看着他灰败的脸色，心里那点因重逢而起的波澜，渐渐被沉重的现实压了下去。沈知砚答应了，这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把老陈从鬼门关拉回来，是未知数；手术过程中会不会暴露，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日本人、巡捕房、青帮、各路眼线……上海滩这潭水，太深太浑。

　　坐了一会儿，我起身离开。走到门口，小何追上来，眼睛又红了：“温先生，陈老师他……他下午醒过一次，迷迷糊糊的，说要见您，有话……”

　　“什么话？”我停步。

　　小何抹了把眼睛：“他说，他床底下左数第三块砖是松的，下面有个铁盒子，交给您。还说……还说如果这次挺不过去，夜校的孩子们，拜托您……”

　　她说不下去了，捂住嘴，肩膀抽动。我拍了拍她的肩，很轻：“告诉他，他会挺过去。孩子们，也会有人教。”

　　推门出去，风雪立刻扑了满脸。弄堂里没有灯，只有远处主路上一点朦胧的光透进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老陈的话。铁盒子？是什么？文件？名单？还是……他这些年的心血？

　　回到霞飞路公寓，已是深夜。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我摸黑上楼，开门，没开大灯，只拧亮了书桌上的台灯。橘黄的光晕洒开一小片，照着一室清冷。这公寓不大，一室一厅，陈设简单。书桌上堆满了稿纸、书籍和报纸，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于右任先生的草书“为万世开太平”，笔力虬劲。这是我租下这房子时，唯一带来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脱下被雪打湿的大衣，走到床边，俯身，摸索着床底下左数第三块砖。果然是松的。用力抠开，里面有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子，不大，掂着有些分量。

　　我把盒子放在书桌上，打开。里面没有文件，没有名单，只有厚厚一沓信纸，写满了字。最上面一张，是老陈的笔迹，日期是一个月前：

　　“叙安弟如晤：近来身体愈感不支，常有力不从心之叹。夜校诸生，求知若渴，尤以码头工人李大有、纱厂女工阿珍等人，天资聪颖，进步神速。每见彼等眼中光亮，便觉吾道不孤。然时局日艰，魑魅横行，不知此微弱薪火，尚能传几时。盒中所存，乃我历年讲授之提纲、心得，及部分学生作业、感悟。若他日我不测，望弟择其可行者，续传于他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吾辈所能为者，唯此而已。兄启明，绝笔。”

　　“绝笔”二字，写得格外沉重，墨迹力透纸背。

　　我一张张翻看下去。是工整的教案，从最简单的识字歌谣，到浅显的历史地理常识，再到深入浅出的时局分析。有学生的作业，用歪扭的字迹写着“我是中国人”、“东北是我们滴”（“的”字写成了“滴”），有女工用铅笔画的简陋地图，标着“山海关”、“卢沟桥”。还有老陈自己的随笔，记录着某个学生终于会写自己名字时的喜悦，某个工人对“剥削”一词的懵懂追问，某次讲课被流氓捣乱后的愤懑与无奈……

　　纸页已经有些发黄，边角卷起，上面有经年累月摩挲的痕迹。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这是一个教书匠在漫漫长夜里，一点一点攒下的火种。

　　我放下信纸，走到窗前。雪不知何时停了，云层散开些许，露出一弯冷月，清辉洒在对面屋顶的积雪上，泛着幽蓝的光。远处，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传来，沉郁悠长，敲了十二下。

　　子夜了。

　　明晚十点。沈知砚会来。他会穿上白大褂，拿起手术刀，走进这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屋子，去和死神争夺一个素不相识的教书先生。他会看到那些简陋的器械，闻到脓血和腐肉的气味，听到窗外可能响起的警哨或脚步声。他会怕吗？

　　我想起他手术时的样子。在北平，虽然只看过他处理我那处刀伤，但他的手法，那种极致的冷静、精准、稳定，已深深刻在我脑子里。他的手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握手术刀而生的，在血与肉之间游走，如同最精湛的琴师拨弄琴弦。那时候我疼得神志模糊，却依然能感觉到，他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专注，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具痛苦的□□，而是一件需要修复的精妙仪器。

　　可这次不一样。这次没有无影灯，没有无菌手术室，没有训练有素的护士。这是在狼窝边，刀尖上跳舞。

　　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把他拉进了一个怎样的漩涡。不只是今晚这一台手术。从他在桥下点头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回不到那个只属于手术室和病房的、相对干净的世界了。他会看见血，看见死，看见背叛，看见这个时代最狰狞的伤口。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胃里那块冰，好像又往下沉了沉，沉甸甸地坠着。我走回书桌边，拿起那枚装扳指的空丝绒布袋。里面果然有张极小的纸条，是他放进去的。上面用极小的字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南京的地址。他知道我会看。他也给了我一条退路。

　　可我能退到哪里去？

　　我把纸条凑近煤油灯，看着火苗舔上纸角，迅速将它烧成灰烬，落在烟灰缸里。有些路，踏上了，就没有退路。有些事，知道了，就再也不能装作不知道。

　　就像三年前，在北平，我浑身是血敲开他宿舍的门。就像今晚，在风雪弥漫的外白渡桥下，我把那枚带着体温的扳指放进他手里。

　　都是我自己选的。

　　我坐回椅子上，看着那铁盒里厚厚的信纸。老陈的字迹在灯光下有些模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轻巧，可要多少血肉之躯去当那点薪柴，才能让这火燃起来，不被这漫漫长夜吞没？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明晚十点，我必须站在那间安全屋门口，等着那辆黑色雪佛兰，等着他从车上下来，带着他的手术刀，和他那双稳定、冷静、能起死回生的手。

　　夜还很长。我拿起笔，摊开一张新的稿纸。明早《申江潮》报的副刊版面还空着一块，我得填上。就用老陈故事里那个纱厂女工阿珍的视角，写一篇关于“识字”的小文吧。不能提老陈，不能提夜校，只能写一个女工如何偷偷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如何在纺纱机的轰鸣里，第一次看清了工牌上那些符号的意义。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进来，照着一室孤寂，和一颗在希望与恐惧、温暖与愧疚中反复煎熬的心。

　　明晚十点。我默默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点，仿佛它是一个咒语，能镇住所有翻腾的不安。

　　快了。就快再见到他了。

　　稿子写完时，天边已泛起蟹壳青。我放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煤油灯里的油将尽了，火苗跳动着，映在墙上，像个不安的魂魄。写的是阿珍，可落笔时，眼前闪过的却是老陈枯瘦的手，是沈知砚接过扳指时微凉的指尖，是仓库里他沉默注视我的样子。

　　不能再想了。

　　我把稿纸折好，塞进信封，写上副刊编辑的名字。今天得亲自送去报馆，有些敏感字句，得当面交代。简单洗漱，换下皱巴巴的长衫，从衣柜深处翻出一套半旧的藏青色西装，系上领带，又往脸上拍了点冷水，让脸色看起来不那么憔悴。镜子里的男人，眉眼温润，带着熬夜的倦意，看起来和霞飞路上那些小有文名的编辑、作家没什么两样。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下，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像即将断裂的琴弦。

　　出门时，弄堂里已有早起倒马桶的声响，空气里弥漫着隔夜的浑浊气味。雪停了，但化雪时分更冷，寒风像刀子，刮得人脸生疼。我在街边买了两个粢饭团，囫囵吞下，热食下肚，才觉得那冰冷的内脏有了点活气。

　　《申江潮》报馆在福州路，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我进去时，排字间已经叮当作响，弥漫着油墨和纸张的味道。副刊编辑老赵是个秃顶的胖老头，正就着浓茶看稿子，见我进来，抬了抬眼皮：“哟，温大才子，今儿这么早？稿子呢？”

　　我把信封递过去：“赵老，今儿的稿子，您受累亲自把关。第三节那段关于工牌的描写，若是……觉得不妥，您看着删改就是。”

　　老赵抽出稿纸，扫了几眼，慢悠悠道：“又是女工识字？你倒是盯上这题材了。最近风声紧，租界工部局那帮洋大人，还有市党部的人，眼睛都盯着呢。这字里行间的‘苦楚’、‘不公’，太扎眼了。”

　　“不过是写实罢了。”我在他对面坐下，拿起桌上不知谁的茶杯，也不嫌，灌了口冷茶，“赵老，这世道，若连写实都不能，我们这报纸，还办来作甚？”

　　老赵从眼镜上方瞅我，半晌，叹了口气，把稿纸塞回信封：“行吧，我给你看看。不过叙安啊，听我一句劝，有些事，较真不得。你这年纪，这文笔，好好写点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日子也能过得滋润，何必总往那荆棘丛里钻？”

　　我笑了笑，没接话。有些路，自己选了，旁人是劝不回的。

　　从报馆出来，日头已高了些，但没什么暖意。雪化得泥泞，街上行人匆匆，黄包车夫在寒风里呵着白气揽客。我没坐车，沿着福州路慢慢走，脑子里反复过着今晚的细节。接应车辆、路线、备用撤离点、警戒哨位置、医院后门的地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沈知砚的安全，老陈的命，还有小何、章医生他们的安危，都系在这条细得不能再细的线上。

　　“温先生？”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我脊背微微一僵，缓缓转身。是林曼丽，百乐门的歌女，也是我单线联系的上线之一。她今天穿着墨绿色丝绒旗袍，裹着银狐披肩，妆容精致，眉眼间带着惯有的慵懒风情，此刻却不着痕迹地递给我一个眼神。

　　“林小姐。”我颔首，挂上温文的笑容，“真巧。”

　　“是巧。”她走近两步，身上昂贵的香水味压过了街市的浊气，“昨儿个在仙乐斯听了支新曲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想起温先生是懂行的，正想着什么时候去请教，可巧就碰上了。”

　　我们并肩往前走，像一对恰好遇上的旧识。她声音压得极低，语速却快：“虹口那边，昨晚多了两处暗哨，在安全屋东南方向，街口烟纸店和老虎灶，都是生面孔。我们的人设法引开了一个，另一个还在。你们行动要快，动静要小。还有，医院后门往北第三条弄堂，下午会有垃圾车准时经过，可以利用。”

　　“明白。”我同样低声回应，“接应的人可靠吗？”

　　“开车的阿四是自己人，跟了我三年，嘴严，手稳。”林曼丽顿了顿，从手袋里摸出粉盒，对着小镜子补妆，镜面反射着她的眼神，锐利如刀，“你找的那位医生，底子干净吗？”

　　“干净。”我说，语气肯定，“只是医生。”

　　“只是医生？”林曼丽合上粉盒，瞥我一眼，那眼神似笑非笑，“叙安，你知道规矩。任何可能的风险，都必须评估。这位沈医生，和你私交不浅吧？三年前，北平……”

　　我心里一紧。组织的能力，我从不怀疑。沈知砚和我的那点交集，果然瞒不过去。“是旧识。正因如此，我信他。”我直视她的眼睛，“曼丽姐，老陈等不起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林曼丽看了我几秒，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带着些许我看不懂的东西：“叙安，你太干净。这行当里，最要不得的就是干净。干净，就容易留下痕迹，容易……心软。”

　　我没说话。干净？我手上早就不干净了。传递情报，策划转移，甚至……必要时，也见过血。只是心里某个角落，还固执地守着一点东西，不肯让它也染上颜色。比如对沈知砚，我总希望，他能一直是那个在无影灯下，双手不染尘埃的医生。

　　“罢了。”林曼丽摆摆手，又恢复了那副慵懒的神态，“既然你坚持，我信你。今晚十点，我会在礼查饭店老房间等你消息。记住，一旦有变，按三号方案撤离，不要回头，不要犹豫。”

　　“是。”

　　她朝我嫣然一笑，提高声音：“那说好了，改日温先生可得赏光，来听听那支新曲子，给我品评品评。”

　　“一定。”我目送她摇曳生姿地走向路边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司机下来为她开门。车子汇入车流，消失不见。

　　我站在原地，寒风卷着地上的碎雪，打在脸上。林曼丽的话，像一根细刺，扎进了心里。“太干净”、“心软”。她说得对。今晚之后，沈知砚就不再“干净”了。是我亲手把他拖下了水。

　　胃里又隐隐作痛。我抬手按了按，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把那些软弱的情绪压下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接下来一整天，我像个上了发条的钟摆，精确地运转。去银行，以报社采购的名义，取了一小笔现金，分成几份。去药店，买了些寻常的消炎药和纱布，混杂在真正需要的药品里。去五金店，买了把新榔头和几枚钉子。每一个举动都要自然，不能引起任何注意。最后，我回到霞飞路公寓附近，在常去的“沈大成”糕团店买了盒桂花拉糕，和相熟的伙计闲聊几句天气，然后提着糕点，像个寻常回家的职员一样，走进了公寓。

　　时间像沙漏里的沙，一点一点，漏向那个既盼又怕的刻度。

　　傍晚，我换上一身更不起眼的灰布棉袍，围上厚厚的围巾，戴上绒线帽，几乎遮住大半张脸。镜子里的男人，眼神沉静，看不出丝毫波澜。我把那盒桂花拉糕放在桌上，想了想，又拿起笔，在包装纸的空白处，极快地写了几行字。不是密码，只是一首很旧的唐诗，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写完了，盯着那“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两句，看了片刻，自嘲地扯了扯嘴角，将包装纸仔细折好，塞进怀里。

　　若今晚回不来，这盒没送出去的糕点，这纸上胡写的诗句，大概就是温叙安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无关紧要的痕迹了。

　　七点。天色完全暗下来。我检查了一遍随身物品：一把贴身藏着的小巧勃朗宁，只有三发子弹；一包烟，烟盒里藏着微型胶卷；几块用油纸包好的压缩饼干；还有沈知砚那枚扳指换来的、写着南京联络人地址的纸条——我已经背熟，原件早已销毁。

　　八点。我离开公寓，没开灯，让房间融入黑暗。轻轻带上门，锁舌扣合的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雪又下了起来，细密的雪珠，打在脸上，又冷又硬。我没叫车，步行穿过几条小巷，绕到圣玛利亚医院后门所在的街道。时间还早，我找了个背风的墙角，隐在阴影里，默默观察。

　　医院后门对着一条狭窄的弄堂，只容一辆车勉强通过。对面是几间低矮的平房，窗户黑洞洞的，没有灯光。弄堂口，一盏路灯晕黄地亮着，照着飞舞的雪花。一切如常，没有可疑的人影，没有不该停驻的车辆。

　　九点一刻。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缓缓驶入弄堂，停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车牌号：3672。驾驶座上的人没下车，只摇下一点车窗，露出半张被毡帽遮住的脸，朝我的方向极轻地点了下头。

　　是阿四。

　　我松了口气，但身体依旧紧绷。最关键的一步，就要开始了。

　　九点二十五分。医院后门那扇绿色的小铁门无声地开了。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高瘦身影闪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皮质出诊箱。雪花落在他肩头，落在他的呢帽上。他没有丝毫迟疑，步履迅捷而稳定，径直走向那辆黑色雪佛兰。

　　是沈知砚。

　　我看着他拉开车门，坐进后座。阿四立刻发动了车子，车灯没开，黑色轿车像一条滑溜的鱼，悄无声息地驶出弄堂，汇入外面街道稀疏的车流。

　　我最后看了一眼医院那扇重新关闭的绿色小门，深吸一口气，从阴影里走出来，朝另一个方向快步走去。我也得赶去虹口，在手术开始前，抵达安全屋。我不能和他同车，这是安全规定，也是为了万一……万一出事，不至于被一网打尽。

　　雪越下越大，迷了人眼。我压低帽檐，加快脚步，身影很快没入上海滩这深不见底、又无边寒冷的夜色里。

　　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沉重地敲了九下。

　　夜，还很长。手术，就要开始了。

　　虹口的路，像一张被胡乱揉皱又摊开的纸，狭窄、扭曲，布满看不见的污渍。日本人占下这里后，原有的秩序被打得粉碎，又糅进新的暴戾。夜里少有行人，只有巡逻队的皮靴声，偶尔从巷子深处传来，沉重，规律，像死神的鼓点。空气里有煤烟、劣质酒精和某种说不清的腥气混合的味道。

　　我绕了远路，刻意避开可能有暗哨的街口。林曼丽的警告像针一样扎在背上。烟纸店，老虎灶……我借着夜色的掩护，从一个堆放垃圾的拐角窥视，果然看到烟纸店门口的长凳上，歪坐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拿着份报纸，却半天没翻一页。不是熟面孔。老虎灶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雾气朦胧，看不清里面。

　　心脏在胸腔里敲得有些急。我屏住呼吸，退回到更深的阴影里，从另一条堆满破竹篓和烂菜叶的夹弄穿过去。这里恶臭扑鼻，但安全。弄堂尽头，就是那间安全屋的后墙。

　　安全屋在一幢老旧的两层石库门房子里，我们只租用了二楼东侧的一个套间。楼下住着一对做苦力的老夫妻，早出晚归，沉默寡言。我绕到后墙，那里有一架废弃的、生满铁锈的消防梯，直通二楼后窗。这是预留的紧急通道。

　　我抓住冰冷的铁梯，往上攀爬。铁锈簌簌往下掉，在寂静的夜里发出细微的声响。爬到二楼，后窗虚掩着，留了一条缝。我轻轻推开，翻身进去。

　　屋里没开灯，只有里间门缝下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还有刻意压低的、急促的说话声。我适应了一下黑暗，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更浓重的腐败气味和消毒水味。外间地上铺着草席，小何蜷缩在角落里，似乎睡着了，但呼吸很浅。章医生坐在一张破藤椅上，听到动静，猛地站起，手里似乎攥着什么。

　　“是我。”我压低声音。

　　章医生松了口气，抹了把额头的汗，手里的东西也放下了，是把剪刀。“温先生，您来了。车接到了？”

　　“接到了。人在路上。”我脱掉沾满泥雪的外套，走到里间门口，轻轻推开一条缝。

　　煤油灯拧到了最暗，勉强照亮床铺周围一小圈。老陈躺在那里，脸色比白天更差了，是一种接近死灰的颜色。额上覆着湿毛巾，胸口盖着薄被，随着他艰难而急促的呼吸，薄被轻微起伏。床边放着脸盆、水壶、简陋的医疗器械，还有几瓶开了封的药。空气凝滞，死亡的气息像粘稠的糖浆，包裹着一切。

　　我合上门，退回外间。“东西都备齐了？”

　　“齐了。”章医生点头，声音发干，“最好的磺胺粉，蒸馏水，手术刀、钳子都煮过，纱布用蒸汽蒸了。可这环境……”他环顾四周斑驳的墙壁和积满灰尘的角落，苦笑，“再怎么弄，也达不到无菌。感染的风险太大。”

　　“尽人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走到窗边，将厚重的窗帘拉开一条缝隙，向外窥视。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雪花无声飘落。远处街口，那点猩红的烟头时隐时现——是暗哨。还在。

　　时间一分一秒，在寂静和焦灼中爬行。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十倍。我能听见自己脉搏在耳朵里鼓噪的声音，听见小何在睡梦中不安的呓语，听见里间老陈那破风箱般的呼吸，每一次吸气都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每一次停顿都长得让人心悸。

　　九点五十分。楼下传来极轻微的、有节奏的三下敲门声。两短一长。

　　章医生几乎跳起来。我按住他，走到门边，侧耳倾听。又是三下，同样的节奏。

　　我轻轻拉开门闩。门开了一条缝，阿四闪身进来，带着一身寒气，朝我点点头，又迅速关上门。

　　“车停在后巷，熄了火。”阿四语速很快，声音压得极低，“沈医生在车上。一路过来，后面很干净，没尾巴。”

　　“路上顺利吗？”

　　“顺利。沈医生话很少，只问了一次病人大概情况。”

　　我点点头，示意章医生准备。然后，我拉开门，闪身出去，迅速下到一楼。后门虚掩着，我拉开，凛冽的风雪立刻灌进来。那辆黑色的雪佛兰就停在几步外的阴影里，像一只沉默的兽。

　　我快步走过去，拉开后座车门。

　　沈知砚坐在里面，依旧穿着那件黑色大衣，但里面已经换上了深色的便装。出诊箱放在他脚边。车里没开灯，只有远处街灯一点模糊的光透进来，勾勒出他线条清晰的侧脸。他转过头，看向我，眼神在昏暗的光线里沉静如古井。

　　“情况怎么样？”他问，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不太好。高烧，脉搏弱，呼吸音很浊。”我简短地回答，侧身让他出来，“楼上，小心。”

　　他没再多问，提起出诊箱，弯身下车。动作利落，没有丝毫拖沓。我引着他快速穿过狭窄的后巷，回到屋里，反手闩好门。

　　当我们出现在二楼里间门口时，章医生明显愣了一下。沈知砚身上没有穿白大褂，只是一身深色衣裤，但他站在那里，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气场。他扫了一眼屋内环境，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但很快松开。

　　“灯。”他说。

　　小何已经醒了，连忙将煤油灯的灯芯捻亮了些。沈知砚走到床边，俯身，先是探了探老陈的额头，然后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又拿起床边一个简陋的听诊器——那是章医生的——贴在老陈胸口，凝神细听。他的表情专注而冷静，仿佛周围这恶劣的环境、这弥漫的死亡气息都不存在，他眼里只有病人和病情。

　　“左侧呼吸音几乎消失，大量湿罗音。心率过快，节律不齐。”他放下听诊器，直起身，看向章医生，“之前的病历，X光片？”

　　章医生连忙递上一张模糊的X光片和几张潦草的病历纸：“在仁济医院拍的，弹片取出来了，但肺叶损伤严重，并发感染。用了盘尼西林和磺胺，效果都不好。这两天开始出现败血症体征。”

　　沈知砚接过，就着灯光仔细看。他的侧脸在跳动的光影里，显得格外凝重。看了一会儿，他放下片子：“需要立刻手术，清理感染灶，做引流。这里条件太差，术后感染风险极高，但不动手术，他撑不过明天中午。”

　　他的话像冰冷的判决，砸在每个人心上。小何捂住了嘴，发出压抑的呜咽。

　　“有几成把握？”我问，声音有些发紧。

　　沈知砚看向我，灯光在他眼睛里映出两点微光：“不做，零。做，三成。”他顿了顿，补充道，“这是在这里。如果在我的手术室，有完备的器械和药品，至少六成。”

　　三成。我的心沉了下去。但，总比零好。

　　“做。”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嘶哑。

　　沈知砚不再多言，他转身，打开带来的出诊箱。箱子内部结构精巧，分层放着各种器械、药品、纱布。他先是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是透明的液体。“□□，浓度不高，但够用了。谁来麻醉？”

　　章医生上前一步：“我略懂一些。”

　　“好。控制剂量，维持浅麻醉，我需要他保留自主呼吸。”沈知砚又拿出几个小瓶，一些粉末，开始熟练地调配冲洗液和局部麻醉剂。他的手指稳定而灵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误，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效率。

　　“无菌单。”他吩咐。

　　小何慌忙抖开一块洗得发白、用蒸汽蒸过的旧床单。沈知砚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和章医生一起，将老陈小心地侧过身，露出左胸后背。他用碘酒在预定的切口位置画线，然后拿起手术刀。

　　刀锋在煤油灯下，闪过一丝寒芒。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屋外是沉沉的夜，簌簌的雪，和不知潜伏在何处的危险。屋内，只有煤油灯芯燃烧的噼啪声，老陈粗重的呼吸，以及沈知砚稳定到令人心颤的、切开皮肉的声音。

　　血涌了出来，暗红色，带着脓液的腥臭。小何转过头，干呕起来。章医生脸色发白，但手还算稳，控制着□□瓶。

　　沈知砚眉头都没动一下。他迅速用纱布按压，止血钳探入，动作快而准。脓血被吸引器吸走的声音，在静寂的屋子里格外清晰。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小何连忙用干净的纱布替他擦拭。

　　我站在门口，视线被沈知砚的背影挡住大半，只能看到他微微弓起的脊背，稳定操作的双手，和偶尔侧头时，那紧抿的、没有丝毫弧度的唇线。屋里气味难闻，混合着血腥、脓臭、消毒水和煤油燃烧的味道。但我却奇异地觉得，沈知砚周围，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干净的气场，将这污浊的一切都隔绝在外。他的手，他专注的眼神，他每一个冷静的判断，都像暗夜里唯一的光源。

　　突然，楼下传来一声轻微的、像是瓦片被碰落的声响。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一步跨到窗前，将窗帘缝隙拉开一丝，向外望去。巷子里依旧空荡，只有雪花飘落。对面那扇黑洞洞的窗户，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是错觉，还是……

　　“阿四。”我低声叫守在门边的阿四。

　　阿四会意，立刻闪身到楼梯口，屏息倾听。

　　屋里的手术还在继续。沈知砚似乎完全没有被这小小的插曲影响，他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手下的方寸之间。吸引器发出稳定的声响，器械碰撞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像钝刀子割肉。每一秒都漫长得可怕。

　　阿四朝我摇了摇头，示意楼下没有异常。

　　我稍稍松了口气，但后背的冷汗已经浸湿了内衣。不能放松，一点都不能。

　　沈知砚终于直起身，长长地、几不可闻地吁出一口气。“感染灶清理了，放了引流管。”他的声音有些哑，带着疲惫，但依旧稳定，“生理盐水冲洗。纱布。”

　　章医生连忙递上准备好的冲洗液和纱布。沈知砚接过，开始最后的冲洗和缝合。他的手指依然很稳，针线在皮肉间穿梭，精准得如同绣花。

　　就在缝合进行到最后两针时——

　　“砰！砰！砰！”

　　粗暴的砸门声，毫无预兆地，在一楼响起！紧接着是一个粗嘎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吼声：“开门！查户口！快开门！”

　　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砸门声像惊雷，炸在死寂的夜里。那吼声凶恶，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穿透薄薄的门板，直刺进每个人的耳膜。

　　“开门！快开门！再不开门砸了啊！”

　　小何吓得浑身一抖，手里端着的搪瓷盘“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在静寂中格外刺耳。她猛地捂住嘴，眼睛惊恐地圆睁，看向我。

　　章医生的脸瞬间血色褪尽，手一抖，差点打翻装着冲洗液的瓶子。他慌乱地看向沈知砚，又看向我，嘴唇哆嗦着，发不出声音。

　　阿四反应最快，一个箭步窜到里间门口，背手摸向腰间，眼神锐利如鹰，无声地问我：怎么办？

　　只有沈知砚，手上的动作甚至连一丝停顿都没有。最后一针穿过皮肉，打结，剪线。他放下持针器和剪刀，拿起纱布，迅速覆盖在刚缝合好的伤口上，用胶布固定。整个过程流畅自然，仿佛楼下那催命般的砸门声只是远处的背景杂音。

　　“引流管固定好，接上无菌瓶。注意观察颜色和流量。”他低声对章医生说，声音平稳得近乎冷酷，然后才抬起头，看向我。额上的汗珠在煤油灯下闪着细碎的光，但他的眼神异常清醒，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病人不能移动。麻药还没完全过去，搬运会要他的命。”

　　他是在陈述事实，也是在问我：是弃，是守，还是搏？

　　楼下的砸门声更急了，伴随着用脚踹门的闷响和不堪入耳的咒骂。这老房子的门板，撑不了多久。

　　我脑子里瞬间转过无数个念头。是巡捕？是日本人的便衣？还是地痞流氓借查户口之名敲诈？无论哪种，被他们冲进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一个刚动完手术的枪伤患者，满地的血污和医疗器械，还有我们这几个神色慌张的人——结局只有一个。

　　老陈会死。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

　　不，绝不能让门被砸开。

　　“阿四，”我压低声音，语速快而清晰，“你从后窗消防梯下去，绕到前门看看，几个人，什么来路。不要硬碰，看清楚立刻回来。”

　　阿四点头，没有丝毫犹豫，像只狸猫一样轻巧地窜到后窗，推开，翻身消失在夜色和铁锈里。

　　“小何，”我转向脸色惨白、几乎站立不稳的女孩，“把地上东西收拾干净，血迹擦掉，快！章医生，你守着他，别出声。”我又看向沈知砚，他正用纱布擦拭手上的血污，动作不疾不徐。“沈医生，你……”

　　“我留在这里。”沈知砚打断我，他已经脱掉沾了血污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深色的毛衣，看不出异样。“我是医生，他是我的病人。这里需要医生。”

　　他的理由无可辩驳，但我知道，他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一旦暴露，他这个“医生”的身份，救不了他。

　　“楼下是租界巡捕。”沈知砚忽然说，他侧耳听了听，“听口音，像是闸北那边分局的，带点苏北腔。不是日本人。”

　　我凝神细听。果然，那骂声里夹杂着“册那”、“小赤佬”之类的本地脏话，但底子确是苏北口音。日本人手下的侦缉队或者宪兵，多半不会这样咋呼。巡捕……或许是例行查夜，或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来捞油水。

　　如果是后者，或许还能周旋。

　　“我去应付。”我迅速做出决定，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脱下沾了泥雪和寒气的外袍，露出里面半旧的西装，又用手拢了拢头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被深夜惊扰的住家男人。

　　“温先生！”章医生忍不住低呼，眼里满是担忧。

　　我朝他摇摇头，示意他噤声。走到门边，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沈知砚已经重新站到了床边，背对着我，正在检查老陈的瞳孔和脉搏。煤油灯将他的背影投在斑驳的墙上，拉得很长，很稳。

　　我拉开里间的门，走出去，反手轻轻带上。外间一片狼藉，小何正手忙脚乱地用抹布擦拭地上的血迹和水渍，脸色白得像纸。我帮她快速将一些明显的医疗器械塞到破藤椅下面，用旧报纸盖好。

　　“别慌，”我按住她发抖的肩膀，压低声音，“就说是家里老人急病，请了相熟的郎中。记住，你是我妹妹，章医生是郎中，里面躺着的是你爷爷。沈医生……是郎中的学徒。明白吗？”

　　小何用力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咬着嘴唇没让它掉下来。

　　“开门！他妈的死绝了是吧？！”踹门声更重了，门框都在震动。

　　我走到楼梯口，深吸一口气，脸上堆起惶恐又讨好的笑容，一边往下走，一边提高了声音，用带着点惊慌的语调回应：“来了来了！长官稍等，这就来！家里老人病了，睡得沉，没听见……”

　　走到一楼门后，我停下，从门缝里往外瞄了一眼。昏黄的路灯下，影影绰绰站着三四个人，穿着巡捕的制服，为首的是个黑胖的汉子，正不耐烦地用警棍敲打门板。没有日本人。我稍稍松了口气，但心依然悬着。

　　我拉开门闩，将门打开一条缝，自己堵在门口，脸上笑容更盛，带着恰到好处的畏惧和谄媚：“几位长官，这么晚了，有事吗？”

　　黑胖巡捕用力一推门，差点撞到我鼻子。他瞪着一双被酒精泡得发红的眼睛，上下打量我，又踮脚想往我身后黑漆漆的屋里瞧：“查户口！这么晚不开门，搞什么鬼？家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哎哟长官，可不敢！”我连忙侧身，让出一点空间，但依旧堵着大部分门缝，手里已经悄悄摸出早准备好的、用红纸包好的几块银元，不着痕迹地塞到黑胖巡捕手里，“家里就我和妹妹，还有生病的爷爷。爷爷夜里发了急症，刚请了郎中来瞧，这才睡下。您看，这深更半夜的，吵着老人实在不好。一点茶水钱，几位长官辛苦，买包烟抽……”

　　银元入手，黑胖巡捕掂了掂，脸色稍微好看了点，但依旧狐疑地往里瞅：“生病？什么病？我怎么听着楼上还有动静？”他身后两个跟班也探头探脑。

　　我心里一紧，脸上却不敢露分毫：“是我妹妹，小姑娘胆子小，听见各位长官敲门，吓着了。爷爷是肺痨，老毛病了，咳得厉害，郎中正在楼上施针呢。”我故意压低了声音，带着些忌讳的样子，“这病……咳，几位长官金贵，还是别上去沾了晦气。这点心意，实在不成敬意……”

　　我又加了一小卷钞票，塞过去。黑胖巡捕捏了捏厚度，斜睨着我：“肺痨？这病可传染。你们这儿住几个人？户籍册拿出来看看。”

　　“就我、妹妹，还有爷爷三口人。户籍册……您稍等，我这就去拿，这就去拿。”我作势要转身，心里急转。户籍册是假的，经不起细查。而且绝不能让他们上楼。

　　就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还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和含糊的呓语，听起来凄惨无比。是小何！她在模仿老人的咳嗽！

　　黑胖巡捕和手下都被这动静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嫌恶地掩了掩口鼻。

　　我趁机苦着脸道：“您看，这……咳得厉害。郎中说了，这病气重，旁人近了容易过病气。几位长官行行好，这大冷天的……”我又摸出最后几张票子，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这点钱，给几位长官打点酒，驱驱寒……”

　　黑胖巡捕看着手里不算薄的一沓钱，又听听楼上那持续不断、仿佛要把肺咳出来的声音，脸上露出明显的犹豫和嫌恶。他回头跟手下交换了个眼色，那两人也一脸避之不及的样子。

　　“……妈的，真晦气！”黑胖巡捕骂骂咧咧地把钱揣进兜里，用警棍指了指我，“管好你家的人！再有动静，惊扰了四邻，可没这么便宜！”

　　“是是是，一定一定！谢谢长官！谢谢长官体谅！”我点头哈腰，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

　　黑胖巡捕又狐疑地瞪了我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楼上恰到好处地又传来一阵更猛烈的咳嗽，还夹杂着像是呕吐的声音。他彻底失去了耐心，挥挥手，带着手下转身走了，靴子踩在积雪上，咯吱作响，骂声渐渐远去。

　　我站在门口，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子口，又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确认脚步声确实远了，才缓缓关上门，插上门闩。背靠在冰凉的门板上，我才感觉到自己后背的衣裳已经被冷汗浸透，紧紧贴在皮肤上，一阵阵发冷。双腿也有些发软，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定了定神，我快步上楼。推开里间的门，沈知砚依旧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听诊器。老陈躺在那里，胸口缠着厚厚的纱布，呼吸虽然微弱，但似乎平稳了些。章医生正小心地调整着引流管的位置。小何瘫坐在墙角，脸色苍白，显然刚才那通“表演”耗尽了她的力气。

　　“走了。”我哑声说，才发现自己喉咙干得厉害。

　　沈知砚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没说什么，继续低头检查。他的侧脸在煤油灯下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刚才那惊心动魄的插曲从未发生。只有他额角未干的汗迹，和微微急促了些的呼吸，泄露了一丝端倪。

　　阿四从后窗翻了进来，带进一股寒气。“走了，三个巡捕，往南边去了，不像有诈。”他低声报告。

　　“好。”我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随即涌上的是更深的疲惫和后怕。刚才若是应对稍有差池，若是那些巡捕执意要上楼，若是沈知砚他们发出一点不该有的声响……

　　后果不堪设想。

　　“引流情况还可以。”沈知砚终于直起身，摘下了听诊器，“麻药快过去了，他会疼。有止痛的吗？”

　　章医生连忙拿出一个小纸包：“只有一点阿司匹林粉，效果恐怕……”

　　“先用上。注意观察呼吸和脉搏，每小时记录一次。如果出现高热、寒战，或者引流液颜色气味异常，立刻告诉我。”沈知砚有条不紊地交代着，从出诊箱里拿出几小瓶药和一卷纱布，“这些是口服的磺胺，每隔六小时一次。这些是外用的消毒纱布，每天更换。伤口不能沾水，保持干燥。”

　　他交代得很仔细，章医生和小何认真听着，连连点头。

　　交代完毕，沈知砚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将用过的器械一样样擦净，放回出诊箱特定的格子里。他的动作依旧稳定，从容，仿佛刚刚结束的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出诊，而不是在巡捕的砸门声中完成了一台生死攸关的手术。

　　我站在门边，看着他。煤油灯的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他动作微微晃动。屋子里还弥漫着血腥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某种紧绷到极致的东西，似乎随着他的平静，悄然松缓了些。

　　他合上出诊箱的盖子，咔哒一声轻响。然后，他转过身，看向我。

　　“最危险的二十四小时，是今晚到明晚。感染关，休克关，都还没过。”他的声音依旧平淡，但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审视，“这里环境太差，不利于恢复。如果可能，最好能转移到更……干净、安静的地方。”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这谈何容易。老陈现在根本经不起颠簸，而更安全、更干净的地方，在这个被日本人严密控制的虹口，几乎不存在。

　　“我会想办法。”我只能这么说。

　　沈知砚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提起出诊箱：“我该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再来看看。”

　　“我送你。”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反对。

　　我和阿四交换了一个眼神。阿四会意，低声说：“我去后巷看看，清净了就打信号。”

　　阿四先从后窗下去。我帮着沈知砚也从狭窄的窗口钻出去，顺着冰冷的消防梯爬下。落地时，积雪没过了脚踝。后巷空无一人，只有风雪呼啸。阿四从阴影里闪出，朝我点点头。

　　雪还在下，比来时更大了。雪花扑在脸上，瞬间融化，冰冷刺骨。我们三人沉默地快步走向停在巷子深处的雪佛兰。车子发动，缓缓驶出小巷，没有开灯，像幽灵一样滑入沉寂的街道。

　　车厢里一片寂静，只有引擎低沉的轰鸣和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沈知砚坐在后座，闭着眼睛，头微微后仰，靠在座椅上。昏暗中，他的侧脸线条显得有些疲惫的冷硬。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被雪覆盖的模糊街景，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从今晚起，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他的手，或许救回了老陈的命，但从此也染上了这乱世的、洗不脱的腥气。而这，是我强加给他的。

　　车子在离圣玛利亚医院还有两条街的地方停下。这里相对僻静。

　　“就这里吧。”沈知砚睁开眼，声音有些沙哑。

　　我跟着他下车。阿四留在车上，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雪下得纷纷扬扬，很快就在我们肩头积了薄薄一层。街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路灯晕开一团模糊的光。

　　“今晚……谢谢你。”我开口，声音干涩。除了谢谢，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沈知砚看着我，雪花落在他长长的睫毛上，很快融化。“我是医生。”他只说了这四个字，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明天，我会准时到。这二十四小时，别让他出事。”

　　我用力点头。

　　他提起出诊箱，转身，朝着医院的方向，迈步走入风雪。黑色大衣的背影很快被漫天飞雪吞没，只剩下地上两行深深的脚印，也迅速被新的雪覆盖。

　　我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才回到车上。

　　“回霞飞路。”我对阿四说。

　　车子重新启动。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外面一片混沌的夜色。手指无意间碰到大衣口袋，触到一个硬物。是那盒没送出去的桂花拉糕，包装纸上，还胡乱写着那首“何当共剪西窗烛”。

　　我拿出来，在颠簸的车厢里，就着窗外偶尔掠过的、微弱的光，看着那行字。墨迹已经有些晕开，在粗糙的包装纸上，像个模糊的、遥不可及的梦。

　　忽然，我扯开包装纸，拿起里面已经冷透、僵硬的糕点，一口一口，机械地塞进嘴里。甜腻的桂花味混合着油脂的冷香，充斥口腔，却尝不出任何滋味。

　　只是为了填满那突然袭来的、冰冷而空旷的饥饿感。

　　为了有力气，面对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和这之后，注定更加漫长而凶险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