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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茉莉,莫离 ...

  •   小小的白色花苞,还没开,但已经能闻到淡淡的香气。
      “我妈妈店里新进的品种。”
      他说,“叫‘珍珠茉莉’,花型比较小,但香气很持久。”
      我接过花盆,手指不小心碰到他的。
      我们都顿了一下。
      “谢谢。”我说。
      后来室友告诉我,男生送女生茉莉花,是有特殊含义的。
      “茉莉,莫离。”
      室友挤眉弄眼,“意思是不要离开我。这简直是告白啊!”
      我没有回应,但把茉莉花放在窗台上,每天精心照料。
      它开了花,小小的一朵朵,像撒在绿叶间的珍珠。
      我和江逾白的关系,从那时起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来看我的次数变多了,不再只是讨论案件,也会聊一些日常。
      他带我去吃饭,看电影,像所有普通的情侣那样。
      但我们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那个夏天的夜晚。
      我们在学校旁边的公园散步。
      夜晚的风很凉爽,吹散了白天的暑气。
      走到一盏路灯下时,他突然停下脚步。
      “林夙。”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比平时低沉。
      “嗯?”
      “有些话,我想说很久了。”
      他转过身面对我,路灯的光从他头顶洒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我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伤痛。我也知道,我可能不是最适合你的人,我的工作危险,经常加班,没办法给你安稳的生活。”
      我静静地听着,心跳很快。
      “但是,”
      他深吸一口气,“我想陪你走下去。想保护你,想看着你实现梦想,想……和你在一起。”
      他伸出手,掌心向上,是一个邀请的姿势。
      我看着他的手。那是一双警察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虎口有常年握枪留下的薄茧。
      我把自己伤痕累累的手放上去。
      他握住了,很紧,很温暖。
      “好。”我说。
      我们在一起了。
      江逾白每天都会送我茉莉,有时是一小束鲜花,有时是一盆盆栽,有时是做成书签的干花。
      他说,要让我每天都能闻到茉莉香,这样就不会忘记他身上的味道。
      我把它们做成干花或者永生花摆件,慢慢地,各种茉莉花周边围满了我们的小家。
      是的,毕业后我们租了一个小公寓,一起生活。
      阳台上种满了茉莉,书房里挂着茉莉干花做的画,连厨房的隔热垫都是茉莉花图案的。
      有时候我看着他站在阳台上浇花,暖阳洒在他温柔俊丽的侧脸和碎发上,镀上一层暖黄的光晕。
      我会晃神,觉得精神病院没有治好的病,好像被爱治愈了。
      我真的以为,我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拥有平凡而幸福的余生。
      江逾白的家人知道我的经历后,非但没有嫌弃我、逼我们分手,反而很心疼我。
      他的母亲,那个开了半辈子花店的女人,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妈妈。”
      在她眼里,我看到了母亲当年看我的眼神。
      温暖,心疼,毫无保留的爱。
      我以为苦难到此为止了。
      我以为我终于爬出了那个血泊,洗掉了身上的血腥味,可以穿着干净的衣服,走在阳光下了。
      但我忘了,有些污渍是洗不掉的。
      它们渗进了骨头里,融进了血液里,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以为是治愈,其实只是暂时的麻醉。
      我正式成为法医的那年,江逾白被调到了市刑侦支队,负责重案要案。
      我们都很忙,他经常加班、出现场,我也经常半夜被叫去解剖室。
      但我们很幸福。
      那种幸福很具体,是他留在微波炉里的夜宵,是我给他熨烫好的警服,是我们一起在阳台上看日落,是他抱着我说“等这个案子破了,我们就去旅行”。
      他说的那个案子,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凶手专门针对年轻女性,手段残忍,现场总是留下一种特殊的化学药剂痕迹。
      队里追踪了三个月,终于锁定了嫌疑人。
      但嫌疑人很狡猾,最后一次作案后,逃到了邻市。
      跨市抓捕需要协调,江逾白主动请缨。
      出发前那个晚上,他抱着我说:“这次抓到了,我就申请调岗。局里缺法医顾问,我听说你那边也有意向推荐人选?”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法医顾问不用出现场,工作时间规律,危险性小。
      “你想我去应聘?”我问。
      “我想你安全。”
      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呼吸温热,“我知道你喜欢一线工作,但是……我有时候很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你看到太多黑暗。”
      他声音闷闷的,“害怕你想起不好的事。”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拍着他的背。
      “等我回来。”他说,“我们好好商量。”
      “好。”
      他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我那天本来休息,但接到科室电话,说邻市送来一具特殊尸体,需要经验丰富的法医协助。
      死者是被化学药剂致死的,腐蚀严重,需要确定具体成分。
      我匆匆赶到单位。
      解剖室里已经准备好,尸体躺在不锈钢台上,盖着白布。
      带我的前辈李法医已经在做初步检查。
      他看我进来,点点头:“小林,过来看看。这案子有点棘手。”
      我走过去,戴上手套。
      “死者是警察,跨市抓捕嫌疑人时遇袭。”
      李法医一边说一边掀开白布,“嫌疑人用的是高浓度硫酸,泼在了脸上和颈部。救援不及时,当场死亡。”
      白布掀开的瞬间,我看到了那具尸体。
      即使被硫酸腐蚀得面目全非,即使皮肤焦黑溃烂,即使五官已经模糊不清。
      我依然认出了他。
      是江逾白。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
      李法医还在用专业的术语分析:“……腐蚀最深的是咽喉部,声带完全损毁,气管穿孔。从腐蚀程度判断,硫酸浓度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用量很大,应该是事先准备好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我盯着那具尸体。
      那是我爱的人。
      昨天晚上还抱着我,说等他回来我们就商量未来的人。
      现在躺在这里,变成一具焦黑的、破碎的、连完整面容都没有的遗体。
      “小林?”
      李法医注意到我的异常,“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钢筋,是更热、更烫、更腐蚀性的东西。
      是硫酸。
      它也泼进了我的心里,把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期待腐蚀掉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不是慢慢的,是决堤的,崩溃的。
      我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哭,只是视野突然模糊,然后有温热的液体爬满脸颊。
      “小林!”李法医慌了,“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我摇头,想后退,但腿软得站不住。
      踉跄一步,撞在旁边的器械车上,手术刀、剪刀叮叮当当掉了一地。
      我低头看着满地的金属器具,又抬头看台上那具尸体。
      然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一声尖锐的、不像人声的嘶喊。
      那是我唯一一次失控。
      后来同事告诉我,我当时像疯了一样想扑到尸体上,被好几个人拉住。
      我哭喊,挣扎,最后瘫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不停地发抖。
      他们这才知道,那是我的爱人。
      江逾白的葬礼在一个阴雨天举行。
      来了很多人,警察局的同事,他的朋友,家人。
      我穿着黑色连衣裙,站在他母亲身边,扶着她。
      她哭得几乎晕厥,一遍遍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我没有哭。
      从那天在解剖室崩溃之后,我就再没哭过。
      眼泪好像流干了,或者被心里的硫酸蒸发了。
      所有人都担心我。
      他们轮番来安慰,说些“节哀顺变”“要坚强”“他在天之灵不希望你这样”的话。
      我麻木地听着,点头,说“谢谢”。
      江逾白下葬后,我回了一趟我们的小家。
      阳台上的茉莉花还在开,但有些已经枯萎了。我拿起喷壶,一盆一盆地浇水。
      然后我请了假。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休一个长假,但我只请了三天。
      三天后,我照常上班,照常出现场,照常解剖尸体。
      李法医劝我:“小林,要不你再休息一段时间?别硬撑。”
      我摇头:“工作能让我不想太多。”
      这是实话。
      只有在解剖台前,面对那些冰冷的、没有生命的躯体时,我才能暂时忘记江逾白已经变成了其中一具。
      我用高强度的工作麻痹自己。
      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周末也主动加班。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从担忧渐渐变成了敬佩,他们觉得我坚强,觉得我从悲剧里走出来了。
      只有我知道,我没有走出来。
      我只是在悬崖边摇摇欲坠,靠着一根细线维持平衡。
      而那根线,就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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