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的微尘》人生漫

62、第八卷 第3章 再次南下寻梦 时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它能够慢慢愈合一切伤口，春生在家陪伴爹妈半年后，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走上正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春生的同学好友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慰问，艳冰生前的闺蜜银霞和来喜更是多次来家看望，亲人和朋友的温暖如同一束束阳光拔开了这一家人头顶的阴霾，春生见爹妈已经重新走向生活，自己也着手为前程打算，他决定再次去广东闯荡。鉴于砖窑厂目前的效益每况愈下，二舅希望春生一家人搬到镇上来住，一来春生爹有个手艺，不至于饿肚子；二来可以换个环境，避免触景生情勾起伤心的往事。春生也觉得在理，于是他在临走之前，请二舅和王然、王陶二个表弟帮忙，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二居室，毕竟镇上的条件各方面都要优于砖窑厂，春生爹妈在新的环境里也比之前更有生气。
　　南下的火车载着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驶向了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的深圳。春生跟在四舅带领的实习队伍里，混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中间。她们大多来自本地的县镇乡村，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只比春生小两三岁，正是青春正好的年纪。
　　这是二〇〇三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县城的火车站台上，晨雾还未散尽。春生的母亲站在检票口外，隔着铁栅栏朝他挥手，嘴里还在喊着什么，却被火车的汽笛声盖了过去。春生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踏上了绿皮车厢的踏板。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和他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眼神里带着期待与忐忑的年轻人。四舅在车厢中部占了一排座位，正拿着名单点名，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个女孩子清脆地应一声“到”。
　　春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火车启动时，窗外的站台缓缓后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他忽然想起昨晚母亲连夜给他缝在内衣上的那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五百块钱。
　　车厢里渐渐热闹起来。女孩子们开始分享带来的零食，有自家炒的豌豆，有红薯干，还有腌的萝卜条。春生旁边坐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会》，看得入神，偶尔抬起头来，和对面的人交换一个羞涩的笑。春生问她的名字，她说叫陈芬芳，中专学的是电子技术应用。“你呢？”她问。春生说自己是学的是计算机及应用。陈芬芳点点头，又低头看书去了，但嘴角还留着一点笑意。
　　火车一路向南，穿过田野，穿过隧道，穿过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城市。傍晚时分，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昏黄，有人开始打盹，有人还在小声聊天。春生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想起四舅在出发前说的话：“深圳是个好地方，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四舅是蒲开县一所中专学校的主任，每年都要送几批学生去广东实习。他说这叫“校企合作”，学校有了就业率，学生有了出路，工厂有了廉价劳动力，三赢。春生当时不懂什么叫“三赢”，只觉得四舅说话的样子很有见识，像电视里的成功人士。
　　火车在第二天中午到达深圳站。一下车，潮湿闷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带着一股陌生的、混杂着各种气味的气息。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到处都是举着牌子接站的人。四舅带着他们挤过人群，找到一辆大巴，把行李塞进车底的行李舱。十个女孩子挤在车厢前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窗外的景象：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穿着时髦的行人，还有路边摊上叫卖的肠粉和甘蔗汁。春生坐在最后一排，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从眼前掠过。
　　大巴在宝安区一条工业区的街道上停下。路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厂房，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窗户，门口挂着各种公司的牌子。四舅领着他们走进一家叫“富达电子”的台资厂，人事部的主管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那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台湾腔，客气中透着一丝疏离。他领着他们参观了厂房和宿舍，又带到食堂吃了一顿便饭---两荤一素，米饭随便添，汤是紫菜蛋花汤，喝起来有点甜。
　　饭后，人事主管拿来一张花名册，让每个人签字、按手印。春生接过笔，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个动作有些庄重，像是在签一份契约，把自己交给了某个未知的命运。旁边的女孩子们也在签字，有的手有些抖，有的签得飞快，陈芬芳签完后，抬头看了春生一眼，抿着嘴笑了笑。
　　那晚，四舅把他们带到附近一家简陋的宾馆。房间很小，只有几张床铺，女孩子们挤在两个房间里，春生和四舅住一间。洗漱过后，四舅把所有人都叫到他房间里，围坐成一圈。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孩子们，从明天开始，你们就不再是学生了，是工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工人和学生不一样，学生犯错了，老师可以原谅；工人犯错了，扣的是工资，丢的是饭碗。所以，第一点，要守规矩。厂里的规章制度，该背的要背下来，该遵守的绝不含糊。”
　　他伸出一根手指：“第二点，要保护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干活累了要休息，不舒服要请假，不要硬撑。女孩子更要注意，晚上不要单独外出，有什么事找我，找厂里的女干部，不要自己扛着。”
　　他又伸出第三根手指：“第三点，要学会解决困难。在外面，没有人能替你过日子。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自己想办法；实在解决不了，再找别人帮忙。但记住，不要动不动就哭，哭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别人觉得你软弱。”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女孩子们都低着头，有的在抠指甲，有的盯着地面。春生看见陈芬芳的眼眶有些红，但她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四舅又讲了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比如怎么跟工友相处，怎么跟线长打交道，怎么寄钱回家，怎么打电话报平安。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实，像个唠叨的父亲，又像个严肃的老师。
　　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你们好好干，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背后有学校，有老师，有家人。别怕，深圳这个地方，来对了就是天堂，来错了就是地狱，是天堂是地狱，全在你们自己。”
　　他说完，女孩子们陆续散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春生躺在床上，听着隔壁隐约传来的说话声和笑声，心里有些恍惚。明天，四舅就要走了，他们就要真正独自面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了。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内裤口袋，那五百块钱还在，硬硬的一小沓，像一个小小的依靠。
　　天刚蒙蒙亮，四舅就起了床。他轻手轻脚地收拾好行李，看了看还在装睡的春生，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春生，好好干。”说完，他便提着行李出了门。春生睁开眼睛，透过窗户看见四舅和另外两位老师在楼下上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
　　他躺回床上，听着隔壁女孩子们起床洗漱的声音，听着窗外越来越清晰的汽车声和人声，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又有些莫名的激动。窗外，深圳的天空正在变亮，远处的厂房轮廓渐渐清晰，新的一天，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