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的微尘》人生漫

60、第八卷 第1章 折了又折的通知书 春

　　春生自己对“通知书”三个字的复杂感情，大概是从四哥命运转折一事开始的。
　　四哥是春生堂二伯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们兄妹五人中排行第四，所以比他岁数小的都叫他“四哥”。四哥从小聪颖机灵，胆大心细，深得家族叔伯们的痛爱。
　　四哥比春生大八岁，小时候并无太多交集，只是春生爹十分喜欢四哥这个堂侄儿，常在饭桌上念叨：“咱们家族这些男丁里，将来最有出息的，怕就是四哥了。”这话说得多了，连春生都记在了心里，时不时偷偷打量这个沉默寡言的堂兄，想看出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四哥也不负众人期望。十六岁那年，他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省财税学校。那时候的中专可是包分配的，这所学校出来，要么进银行，要么去税务局---意味着从此吃上国家饭，成为商品粮户口。消息传开，整个株平村都沸腾了，像惊雷滚过沉寂的山野，家家户户都在议论：“二伯家那个老四，出息了！”
　　当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四哥手上时，二伯和二伯母喜极而泣，忙着四处筹借学费、张罗生活用品。正当一家人沉浸在欢喜中时，一盆冰水从天而降。县里传来消息：有人举报四哥是中考复读生。按当时政策，复读生不允许报考中专，只能先读高中再考大学。经查证属实，取消入学资格。
　　消息传来，全家哑然。二伯连夜赶往县里申诉，得到的答复是：举报材料确凿，无可更改。
　　那三天，四哥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掉一滴泪，也没说一句话。出来时，只把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折了又折，塞进贴身衣袋。春生后来去看四哥，四哥仍在书桌前拿着红色通知书发呆地坐在那里，许久，他才发觉春生的小身影，把春生叫到跟前对他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走出株平村去看更大的世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个月后，真相浮出水面---举报四哥的人，是隔壁邻居张氏。这人向来和二伯家不和，为两家中间那条排水沟的事闹过多次。张氏是那种典型见不得人好的乡村妇女，听说四哥考上中专，嫉妒得睡不着觉。她有个远房表亲在教育局上班，便让儿子写了封举报信，寄往县里。
　　四哥的中专资格被取消后，二伯一家沮丧了许久。二伯母跑到张氏门前，疯了似地叫骂。张氏自知理亏，晓得自己这一封信毁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一生，只好关门闭户，一家人躲在后院不敢出声。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对张家避而远之，私下议论纷纷。张氏家的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大人赶集也没人愿意同行。这份沉默的惩罚，比任何责骂都来得沉重。
　　此事过后，四哥下地干活了。他话少了，干活却格外认真，锄地、挑粪、插秧，样样不落人后。村里人见了，私下叹息：“可惜了，这么好的年青人。”
　　但四哥的脑子毕竟好使。不久，他被选上株平村支书，和春生的叔叔韩少雄一道主持村里工作。这一年，四哥才十九岁。他有一腔热血，想让村里百姓过上好日子。可他似乎忘了，株平村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单凭一腔孤勇，如何能扭转乾坤？
　　他跑到隔壁省吕林地区考察，发现烟叶适合在株平村种植。回来后，他满怀激情地动员大家：把经营了几十年的苎麻连根拔起，全部改种烟叶。村民们将信将疑，但看他信誓旦旦，也便跟着干了。
　　那一年春天，烟叶长势喜人，绿油油的叶子铺满山坡。四哥每天在田间地头转，脸上难得露出笑容。可就在这时，帮扶的技术员卷走了村里购买肥料等物资的集资款，跑得无影无踪。烟叶正遭受虫害，大家一没技术，二没资金，眼看着一年的心血就要白费。
　　四哥和韩少雄一筹莫展。他跑到当地农技站，翻遍了所有能查到的技术刊物，可关于烟叶的资料少得可怜。南嘉县根本没有烟叶种植的技术人员。四哥心急如焚，连夜赶往吕林地区求援，到了才知道，负责技术的干部刚去北京开会了。
　　当他空着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村里时，远远就听见吵闹声。村民们围在韩少雄家门口，要求村委会赔偿当年苎麻短收的损失。四哥上前解释，嗓子都喊哑了，却没人肯听。事情闹到乡里，乡党委研究决定：同意村民们的建议，免去四哥村支书的职务。
　　那年秋天，烟叶枯黄的叶子在风里瑟瑟作响，像无数只无力的手。四哥站在山坡上，望着这片他曾寄予厚望的土地，久久不语。
　　那之后的日子，四哥像变了个人。他整日借酒消愁，眼神空洞，话更少了。二伯母做好了饭端到他跟前，他吃几口就放下，又去摸酒瓶子。二伯叹气，想劝又不知从何劝起。村里人路过他家门口，都放轻了脚步，怕惊着他。
　　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尽。四哥背上那只上学时的旧帆布包，里面装了两套换洗的衣服，悄悄出了门。他走过春生家门口的老槐树，走过那片枯黄的烟叶地，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晨雾里。
　　南下。
　　那两个字，像两记重重的鼓点，敲在株平村每个人的心上。
　　四哥走后，二伯母每天傍晚都要到槐树下张望，直到天黑透了才回来。二伯把四哥房里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那张折了又折的录取通知书，还压在枕头底下。没人提起四哥，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去了南方，去了那个听说遍地是机会、却也遍地是艰辛的地方。
　　春生后来常想起四哥。想起他沉默的背影，想起他被免职后站在槐树下眺望远方的样子，想起那个雾气蒙蒙的清晨。他不知道四哥在南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有没有再笑过。他只记得爹说过的话：咱们家族这些男丁里，将来最有出息的，怕是四哥。
　　这句话，春生一直记着。
　　多年后，当春生也跟随四哥的脚印，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时，他忽然想起四哥。想起那个比他大八岁的堂兄，想起那张折了又折的录取通知书。他终于明白，有些人不是输了，只是换了一条路走。那条路，可能更远，更难，但未必就走不到天亮。
　　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前，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春生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轻轻叫了一声：
　　“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