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茂林花开

8、《半生债》上卷·第八章 红梅落了

　　《半生债》上卷·第八章红梅落了

　　消息是腊月里传来的，像一块从山顶滚落的冰，砸碎了王霖寒假里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属于大学生的虚浮暖意。

　　他去访赵勇。老友重逢，炭火盆却烘不暖那间旧屋里的气氛。赵勇搓着手，眼神在烟雾后躲闪，喉结上下滚动了几次，终于挤出那句话，声音黏涩得像化不开的冻油：

　　“孙红梅……没了。”

　　炭火“噼啪”一声，炸开几点火星。窗外的秦岭南坡，是一片凝固的铅灰。

　　“跳的河。就咱们学校门前，方子潭。”

　　方子潭。这三个字像三枚冰钉，楔进王霖的耳膜。他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个地方——河道在这里被山势逼着猛拐，水流发了疯似的冲刷崖壁，年深日久，硬生生凿出一个长方形的深坑。潭水墨绿，深不见底，形状规整得瘆人，像口搁在河床上的石棺。乡下人迷信，直呼它“棺材潭”。初中三年，每天清早去河对岸晨读，都要经过潭边那条窄路。王霖每次走到那里，总不自觉屏住呼吸，加快脚步，心里揣着一种莫名的怯，仿佛那潭水有眼睛，在幽幽地往里吸人。现在他知道了，那潭，真的吞人。

　　孙红梅。

　　这个名字带着旧作业本和煤油灯芯的气味，从记忆最深的抽屉里被翻捡出来。她是个瘦小的女孩，坐在第二排，还常被前排男生的背影遮住。清秀是清秀的，但那种清秀被过度的苍白和沉默压着，像朵还没打开就蔫了的花骨朵。她总是低着头，眼睛常年红肿着，眼白布满血丝，像两颗过度使用、濒临磨损的珠子。王霖跟她初中三年同班，说过的话屈指可数。她活在另一个维度——一个由第一名、全免学费、和那盏永不熄灭的煤油灯构筑的，孤绝而令人敬畏的维度。

　　她的勤奋，是近乎自我毁灭的。王霖记忆最深的，是后半夜。他偶尔起夜，穿过冻得硬邦邦的操场去厕所，四下漆黑，唯有初三教室那扇窗户，还固执地渗出几缕昏黄的光，在寒夜里微弱地颤动。他知道，那是孙红梅。她把自己钉在那张板凳上，对着那豆灯苗，啃噬着似乎永远啃不完的书本。那光，是她从睡眠里、从青春里、从本可能有的嬉笑怒骂里，硬生生榨出来的胆汁。

　　她总考第一，毫无悬念。仿佛那是她与生俱来的义务，是她换取“免学费”和“好名声”必须支付的唯硬通货。后来，她如愿考上了初中中专里的师范，成了山里飞出的金凤凰，故事到此本应圆满落幕。毕业后，她回到母校教书，端着“国家粮”，成了乡人教育孩子时挂在嘴边的榜样。

　　赵勇干涩的声音，把王霖从回忆的冰水里拽出来。

　　“我跟她……偷偷好过。”赵勇盯着炭火，脸在明明灭灭的光里显得模糊，“初中毕业以后。我上医专，她上师范。写信，瞒着所有人。”

　　他断断续续地讲。讲那些藏在作业本夹层里传递的、字迹工整的信；讲假期里，两人如何在黄昏的山道上“偶然”相遇，隔着三五步的距离，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手心却都汗湿了。后来，他在医专有了新女友，是城里的同学，活泼，爱笑，会唱歌。消息不知怎么，还是漏到了红梅那里。

　　“她没吵没闹。”赵勇的声音低下去，像在忏悔，“就寄来最后一封信，说‘到此为止’。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开始得隐秘如苔藓，结束得寂静如落雪。

　　然后，赵勇说起了红梅的家。这些碎片，王霖当年偶有耳闻，此刻却拼出了一幅沉重到令人窒息的画面：五口人，七十多岁颤巍巍、只剩一把骨头的奶奶；一个又黑又瘦、眼神怯生生像受惊麻雀的弟弟；父母都是被无休止的重活榨干了膏肓的药罐子，咳嗽声是那个家永恒的背景音。十四岁，别的女孩还在跳皮筋，孙红梅的肩头就压上了家庭的扁担。每个周末，天蒙蒙亮，她就带着弟弟，钻进秦岭最蛮荒的皱褶里。寻找、砍伐、捆绑那些生满硬刺的灌木和死去的树干。柴捆往往比她还高，勒进她单薄的肩膀。十几里山路，一步步挪到镇上，卖得的几毛钱，小心地攥在手心，换取维系这个家不散的盐和煤油。她的学费是全免的，学校照顾她，乡里表扬她。但这“照顾”与“表扬”，何尝不是一副更华丽的枷锁？它无声地宣告：你必须更好，必须对得起这份恩典，没有退路。

　　“她怎么……”王霖觉得喉咙被什么堵着，声音发哑，“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发现的？”

　　赵勇的眼神空茫起来，仿佛望向那个冰冷的清晨。“是晨读的孩子发现的。”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就那天早上，天刚麻亮，冷得邪乎。几个初三的娃，跟你当年一样，揣着书本要去河对岸背书。路过方子潭……”

　　他停住了，像是需要力气才能继续说下去。“一个眼尖的娃，看见冰层下面……不太对劲。凑近了看……”赵勇喉咙滚动，“说冰底下，贴着冰面，有个人形。穿着蓝袄子，脸朝上，眼睛……好像还睁着。头发像水草一样散开，冻在冰里。”

　　“几个娃吓惨了，连滚爬跑回学校喊人。老师来了，乡里来了人，最后警察也来了。用镐和钎，一点点凿开冰……捞上来的。”他深吸一口冷气，“捞上来时，人都僵了，跟冰坨子粘在一起。身上就是那件旧蓝袄，口袋里干干净净，啥也没有。警察看了现场，问了话，最后说是自杀。没外伤，没挣扎痕迹，就定案了。”

　　晨读的孩子发现的。

　　王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清晨，薄雾，冻得通红的鼻尖，呵出的白气，怀里揣着被体温焐热的课本，嘴里可能还在喃喃背着英语单词或古文——走向那个他们每日必经的、象征着“前程”的晨读地点。然后，就在那条路上，在那片他们或许也曾感到畏惧的深潭边，看见了那被冰封的、曾经的“第一名”，曾经的“榜样”。

　　一边是走向未来，一边是沉入永恒。一边书声稚嫩，试图用知识凿开大山；一边身体冰冷，已被命运彻底封存。那条通往晨读地点的路，竟也通往死亡的现场。这发现本身，就是一个残酷到极致的隐喻。

　　方子潭。棺材潭。王霖仿佛能看见那个瘦小身躯，在某个比那个清晨更寒冷绝望的夜里，独自走向那片墨黑的水域。没有呼号，没有遗书，甚至可能没有泪水——她的泪，或许早就在无数个啃书的深夜和背柴的途中流干了。她选择这个晨读孩子必经的地方，是不是一种最后的、沉默的诘问？赵勇的背叛，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吗？还是那日复一日“必须优秀”、“必须扛起全家”的巨债，终于在看似“成功上岸”、为人师表后，显露出它荒芜的本质——前方并无期待中的解脱与光亮，只有更漫长、更孤独的偿还之路？

　　没有结论。警察的结论是“自杀”，冰冷的两个字，封存了一切探究。乡间流传的碎片，在灶台边、井沿上低声交换：有人说她“心眼小，想不开”；有人说“女娃子心重，累狠了，弦断了”；更多人归结于“没缘法”、“命不好”。但那些晨读的孩子们，那些与她走过同一条路、怀揣同样渺茫希望的少年，他们心里种下的，是更复杂的东西。恐惧？悲凉？还是对那条被许诺的“出路”，产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与寒意？

　　那天，王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辞别赵勇，又是如何深一脚浅一脚走回山上的家的。熟悉的归途变得陌生，寒气穿透棉衣，直抵骨髓。路过那段河道时，他远远望着方子潭的方向。冬日枯水，潭面应该又重新结了冰，光溜溜的，掩盖了曾封存一个少女身躯的痕迹。几个半大的孩子挎着书包，正从对面山坡下来，走向河岸，走向他们日复一日的晨读地点。他们大声说着什么，呵出的白气团团上升。王霖站在那里，忽然动弹不得。眼前的身影与赵勇描述的清晨景象重叠在一起——一边是生机勃勃的“前行”，一边是万籁俱寂的“绝地”。这尖锐的对比，像一把冰锥，刺进他心里。

　　他把消息带回家时，堂屋里父母正围着火塘。母亲纳鞋底的手停住了，针尖悬在半空；父亲添柴的手顿了顿，一块柴掉在灰里，溅起几点火星。长久的沉默，只有柴火“哔剥”的轻响。终于，父亲重重地、缓缓地叹了口气，那叹息沉得像从肺腑最深处挖出来的：“可惜了……那么硬气、那么争气的一个闺女啊。”

　　母亲没说话，别过脸去，用粗糙的手背迅速抹了一下眼角。火光跳动，照亮他们脸上被岁月和苦难雕刻出的深壑。那惋惜里，有一种更深切的、兔死狐悲的冰凉——他们懂得那副担子的重量，懂得那种不敢停歇、不能失败的恐惧。或许，他们也从这消息里，隐隐看到了自己孩子那同样绷得太紧、太脆弱的命运之弦。

　　孙红梅的死，像一颗沉重的石子，投入王霖及许多仍在山路上攀爬的少年心中那片本就暗流汹涌的湖。它冰冷地揭示：“奋斗”的康庄大道旁，还有陡峭的悬崖；“知识改变命运”的响亮口号下，也可能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悄然熄灭与彻底偿清。她偿还了家庭的债、学校的恩、乡里的望，甚至可能连赵勇那点辜负的情，也用最决绝的方式“两清”了。

　　此后的很多年，王霖总会不时想起她。想起那盏深夜摇曳的煤油灯，想起她红肿却执拗的眼睛，想起她低头走过时带起的那阵微弱的、带着汗与纸墨味的风。而想得最多的，是那些晨读的孩子，和他们惊恐的眼睛。她的死，在他心里凝成一个坚硬的、永不融化的冰核。这冰核不断释放着寒意，拷问着关于奋斗、代价、救赎与债务的本质。它提醒他，在个人与命运搏杀的长路上，有些代价，沉重到无法用任何成功来抵偿。

　　她多像山涧边那株野生野长的红梅，在万物萧瑟的严冬，拼尽全力挣出几点猩红，所有人都赞叹她的傲寒与鲜艳。却无人知晓，那绽放，本就是生命最后的燃烧。当山外隐约传来春天的消息时，她已凋零，花瓣沉入冰冷的、名为“方子潭”的墓穴，无声无息。而后来者，仍要踏过她沉没的冰面，呵着白气，捧着书本，走向或许光明、或许同样寒冷的未知前程。

　　红梅开了，又落了。落在1980年代末秦岭南坡凛冽的寒风里，落在晨读少年惊恐的视线与沉重的课本之间，落在棺材潭沉默坚固的冰面下，也落在王霖此后半生每一个关于得失、荣辱、债务与救赎的思索瞬间，成为一个凄冷而永恒的参照，一具被冰封的、关于“代价”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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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完 ｜ 字数：约2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