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林员》海兰一家人

3、第3章 父亲赠刀

　　第3章父亲赠刀
　　一个人骑着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缓缓再次回到幕阜山林场。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细碎而规律的声响，像是某种古老的节拍器，在寂静的山谷里轻轻叩击着时间的骨节。我握着车把的手早已冻得发僵，指节泛白，却仍下意识地攥紧——仿佛只要不松手，就能抓住些什么。可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抓住。风从山谷深处涌来，带着枯叶、腐土与松针混合的冷香，一阵阵扑在脸上，像无声的责问。
　　夕阳已沉入西岭，只余一抹残红悬在天际，将整片松林染成一片金红。那光并不暖，反而透着一种即将熄灭的哀婉。林涛起伏，如海浪般翻涌，又似低语，又似叹息。我停下车，站在坡顶望了一眼远处——林场场部那几间灰瓦木屋，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矮小、孤寂，仿佛被世界遗忘在角落的一堆旧物。
　　回到林场场部，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便是我勉强收拾好的宿舍。
　　房间不大，约莫十二三平方米，墙皮斑驳，露出底下黄泥与竹篾的骨架。一张木床靠墙摆放，床板是父亲当年亲手钉的，松木未上漆，年久开裂，躺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呻吟。床头堆着几本卷了边的《林业技术手册》和一本翻烂了的《唐诗三百首》——那是我中学时的宝贝，如今蒙了灰，却仍舍不得扔。一个旧柜子立在窗下，说是柜子，实则是用废弃的工具箱改造的，里面塞满了书、杂志、信纸，还有几封家书，压在最底下。
　　一张办公桌摆在屋子中央，桌面坑洼不平，墨水瓶底留下一圈圈深褐色的印痕，瓶中已无墨水。桌上放着一盏空煤油灯座——玻璃罩子碎了，铁皮底座锈迹斑斑。墙角堆着几捆干柴，旁边是一个铁制的柴火炉，炉膛里积着去年冬天的灰烬，冷得像块石头。
　　这屋子，父亲占用了整整二十年。他很少住在这里，主要办公地点在乡林业站。如今，轮到我常住了。
　　当晚，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虫鸣与风声。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摸出那张商品粮供应证，轻轻摩挲着封皮。它很轻，却承载着一个新身份的重量。
　　刘振业已经死了，刘振新才刚刚诞生。而这片山林，或许就是他新生的摇篮。
　　林场没有专门的食堂。以前父亲吃饭，都是在副场长家里搭伙——一个月也就十来顿；有时上山巡林，有时开会耽搁，吃不了几餐。费用也不计较，副场长报个数，年底由林场统一结算。那时县林场没有专门编制，由乡政府代管，拨款直接到乡林业站，只有几个临时职工轮班值守。如今林场已慢慢壮大，管理也开始变得正规。县林业局正准备把林场从乡政府里独立出来，乡政府则正与县政府谈条件，无非是以“多年来投入很大”等理由，想争取些实在的好处。
　　副场长姓张，名仲富。父亲不在时，由他代管林场日常工作。他妻子陈志在林场兼着会计、炊事员和采买等职。夫妻二人都不是正式国家职工，却长驻林场。林场食堂平时只供他们二人开伙；当林场请大批工人砍树、修路或进行防火演练时，需要开一顿中餐，陈志就去周边村子喊两三个农村妇女帮忙。几个人在灶台前忙活半天，端出一两盘素菜、一大锅白菜豆腐汤，再蒸几大甑米饭。饭菜简单，工人们吃得饱，费用由林场支出。
　　今天没请人开工，厨房估计只有张、陈二人吃饭。
　　当我推车进院后，没去食堂，径直回了宿舍。副场长家的狗在院墙那边吠了几声，又安静下去。他看见我回来了，但没出来——父亲交代过他，不要干涉我的做法，让我清静，用时间让我回归正常。
　　林场地处深山，离最近的变电站有十多里，至今未通电。夜里照明全靠煤油灯。而煤油在八十年代仍是凭票限量供应的紧俏物资。乡下人家都省着用：天一黑，吃完晚饭，一家老小便早早吹灯上床，既省油，也顺应山里的节奏。
　　我的房间里本有一盏灯，坏了。
　　我本可以去老张家借一盏灯，但我懒得开口，也懒得走动。身体像被抽去了筋骨，连抬腿都费力。索性脱了外衣，直接躺到了床上。盖的被单薄得可怜，盖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好在白天气温高，晚上只是清凉。
　　夜，静得可怕。没有电视，没有广播，连虫鸣都被寒气吹散了。只有风掠过松林的呜咽，时远时近，像低语，又像叹息。偶尔，远处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啼叫，短促而凄厉，划破黑暗，又迅速被夜色吞没。
　　我睁着眼，望着漆黑的天花板，脑子里却一遍遍回放那个小年。
　　那些画面，如今像老电影胶片，在我脑海里一帧帧倒放，却拼不出完整的结局。
　　我翻了个身，从枕下摸出父亲今天回家前极其慎重交给我的那把小刀。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匕首。这匕首，我从小眼红。小时候见父亲擦拭它，我凑过去想摸一下，他立刻板起脸：“不准碰！”连他最喜欢的两个姐姐都不准碰。那时我以为是他小气，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一辈子的痛。
　　刀柄是乳白色的象牙，温润如玉，握在手中竟有微微的暖意。上面刻着两圈繁复的黄金纹饰，像是某种古老的符咒；中间还嵌着两片色泽鲜润的翡翠，在月光下泛着幽光，仿佛藏着一双注视千年的眼睛。刀鞘是纯银打造，錾刻着藤蔓与云雷纹，其间镶嵌着红、绿、黄各色宝石，虽不大，却颗颗剔透，熠熠生辉。即便在黑暗中，也能感受到它内敛的华贵。
　　我轻轻抽出一寸刀身——寒光乍现，如一道冷电劈开夜色。那是大马士革钢，层层锻打而成的流水纹路如江河奔涌，锋利得能削纸无声。刀刃映着窗外微弱的月光，在墙上投下一抹幽蓝的影子，像一条游动的蛇。
　　父亲从未告诉我它的来历。这次送我来林场工作，临走时才把它交给我。在我接过时，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说：“这东西贵重，好好保存。”
　　那一刻我感觉：这是传家宝，是祖辈留给我的信物，是父亲对我的信任。或许，更是他对我未来命运的一种无声托付——希望我能守住些什么。
　　若是从前，我定会欣喜若狂，会连夜点灯细细赏玩，甚至拿它削木头、刻名字，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传承。
　　可如今，我摩挲着冰凉的刀鞘，黯然苦笑。手握着这把价值不菲的刀，实实在在；心里却空空如也。再美的器物，也照不亮一颗破碎的心；再锋利的刀刃，也割不断思念；再贵重的宝物，也买不回一句“我在”。
　　窗外，风渐大了，松涛如海，一波接一波地涌来，仿佛整座山都在为我悲鸣。
　　我攥着刀，躺在黑暗里，久久未眠。不是不想睡，而是不敢睡——怕梦里又见她笑着叫我“振业”，声音清脆如山泉；怕梦见她站在码头，回头望我一眼，然后消失在雾中；我害怕醒来，却只剩这四壁寒霜、一盏无灯的夜，和一把护不住姻缘的刀。
　　父亲曾说，幕阜山的夜晚，最适合独处。因为这里没有喧嚣，没有干扰，只有你自己和你的良心对坐。可我的心，一片荒芜。
　　小时候，父亲带我上山辨认树种。他说：“松树最耐寒，根扎得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又何尝不想做一棵松？可我的心早已被连根拔起，不知飘向何方。
　　或许，回溯幸福，本就是一场徒劳。幸福不在过去，不在那封信之前，也不在那5000美元之后。它可能从未真正存在过，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影罢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回望——因为除了回望，我一无所有。
　　风停了片刻，万籁俱寂。就在这死一般的静中，我听见自己的心跳，缓慢而沉重，像林场老钟的摆锤，一下，又一下，敲打着这个无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