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神秘的短篇文集》Corcordium

21、《直到那辆救护车开走》（3）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哈罗德，或者是哈利。这是我在警察上楼来敲门时听到的。
　　那是半小时后。两个警察，一个年轻得像刚毕业，脸上还有青春痘；另一个老得像块风干的牛肉。他们例行公事地敲开了我们的门。
　　“你们听到了什么吗？”老警察问，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但他并没有在写字。他的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盯着桌上的空酒瓶和披萨传单。
　　“一声闷响，”我说，站在门口，没有请他们进来的意思，“大概八点半左右。”
　　“你们认识死者吗？”年轻的警察问，试图表现得很专业。
　　“那个住四楼的秃顶男人？”劳拉在沙发上喊道，声音懒洋洋的，“见过几次。他总是买那种最便宜的猫粮，但他根本没有猫。我觉得他是自己吃。”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一种只有在这行干久了才会有的眼神：对人类的怪癖既厌恶又麻木。
　　“不是猫粮，”老警察疲倦地说，“那是鱼罐头。我们也以为是猫粮。他屋里全是那种空罐头。几千个。堆得像墙一样。”
　　“哦，”劳拉说，“那也差不多。”
　　“你们有没有听到争吵声？或者别的什么？”
　　“没有，”我说，“只有电视的声音。还有我们谈论要去亚利桑那的事。”
　　“亚利桑那，”老警察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仿佛那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星球，“不错的地方。如果你们不介意热得像烤箱一样的话。”
　　他合上本子。“如果想起什么，给我们打电话。虽然我觉得没什么可想的。这年头，这种事太多了。人们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往下掉。”
　　“是啊，”我说，“我们会留意的。”
　　他们转身离开。那个年轻的警察在走廊里踢到了一个垃圾袋，骂了一句脏话。我关上门，上了锁。咔哒一声，把死亡和麻烦都关在了外面。
　　时间到了十点。救护车还没有走。或者是走了又来了一辆新的。那种刺眼的灯光依然在闪烁。
　　我和劳拉都饿了。酒精在胃里发酵，让饥饿感变得更加尖锐。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她问。
　　“只有那半盒通心粉，”我说，“或者我们可以煮那包过期的泡面。”
　　“我不想吃泡面，”她抱怨道，声音像个任性的孩子，“我想吃肉。那种多汁的、油腻的肉。我想吃楼下那家烧烤店的排骨。”
　　“楼下？”我看了一眼窗外，“现在？那里刚死了一个人。警戒线可能正好拉在烧烤店门口。”
　　“那又怎样？”劳拉站起来，这种时候她总是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死人又不吃排骨。而且，出了这种事，老板说不定会打折，想快点把店里的东西卖完关门。”
　　这个逻辑荒谬得令我无法反驳。或者说，我也想吃排骨。我想用那种大块的肉来填满嘴里的空虚，把刚才看到的那条折断的腿的画面挤出去。
　　“好吧，”我说，“我去买。”
　　“我和你一起去，”她说，“我想看看那双鞋还在不在。”
　　我们穿上外套。我们没有换鞋，就穿着拖鞋下了楼。楼道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消毒水混合了陈年的霉味，还有一丝淡淡的铁锈气——那是血的味道，或者是我们的心理作用。
　　走到四楼时，劳拉特意停了下来。那扇门紧闭着。门上贴着一张外卖单，还有一张催缴电费的通知。
　　“里面有几千个鱼罐头，”她轻声说，“你能想象那个味道吗？在这个只有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几千个带着腥味的罐头，还有一个孤独的、秃顶的男人。”
　　“别说了，”我感到一阵反胃，“快走。”
　　当我们走出公寓楼的大门时，寒风扑面而来。警戒线还在，那是一条鲜黄色的带子，在夜风中颤抖。几个人围在那儿，大部分是看热闹的闲人，手里拿着手机在拍照。
　　那个男人的尸体已经被装进了一个黑色的袋子里。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正准备把它抬上担架。
　　“嘿，看，”劳拉抓着我的胳膊，指着地面，“那只鞋还在那儿。”
　　果然，那只棕色的皮鞋孤零零地躺在井盖旁，像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船。没有人去碰它，似乎它比尸体本身更不吉利。
　　我们绕过人群，走向烧烤店。店果然还开着，但里面没有客人。老板坐在柜台后面，脸色铁青，手里夹着一支烟。
　　“还要什么？”老板没好气地问，“警察刚来问过话，生意都黄了。谁愿意对着尸体啃骨头？”
　　“我们要，”劳拉说，语气轻快，“两份大份的排骨。多放辣。还要两瓶冰啤酒。”
　　老板看了我们一眼，眼神像是在看两个疯子。但他没说什么，只是转身进了厨房。很快，那种油脂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的声音传了出来，那种浓烈的肉香飘了出来，甚至盖过了街道上的消毒水味。
　　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透过油腻的玻璃，我们正好能看到那个黑色的尸体袋被抬进救护车。
　　“你说，”劳拉盯着外面，“他跳下来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在想鱼罐头，”我说，“或者在想为什么这一生就像那个打不开的罐头一样。”
　　排骨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红色的辣椒粉撒在焦黄的肉上，油光发亮。
　　我们开始吃。我们要么是饿疯了，要么是这种死亡的氛围激发了某种原始的兽性。我们用手抓着骨头，大口撕咬着上面的肉。酱汁沾在我们的嘴角、手指上。我们吃得很大声，咀嚼的声音、吸吮骨髓的声音，在这个安静的小店里回荡。
　　“真好吃，”劳拉含糊不清地说，嘴里塞满了肉，“这可能是这该死的一个月里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是啊，”我说，灌了一大口冰啤酒。那个嗝打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某个堵着的地方通了。
　　救护车的后门关上了。那辆白色的车缓缓启动，没有开警笛，只是默默地滑过街道，像一只吃饱了的大白虫子。人群开始散去。那个只剩一只鞋的现场被留在了路灯下，显得格外荒凉。
　　“他走了，”我说。
　　“谁？”劳拉问，正在专心地对付一块难啃的脆骨。
　　“哈罗德。或者哈利。”
　　“哦，”她把骨头吐在桌子上，那是堆成小山一样的骨头堆，“管他呢。反正也没有猫在等他。”
　　回到楼上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们满身都是烤肉味和冷风的味道。
　　房间里依然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那台电视机还在响着，现在播放的是那种深夜购物广告，推销一种能切碎任何东西的万能搅拌机。
　　“如果你有了这个，”电视里的男人吼道，“你就拥有了全新的生活！”
　　劳拉把外套扔在地上，一头倒在沙发上。“我撑死了，”她说，拍了拍肚子，“我觉得我要吐了。”
　　“别吐在地毯上，”我说，在洗手间里洗手。水龙头流出的是冷水，怎么洗也洗不掉指尖那股油腻的肉味。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袋下垂，脸色苍白，牙缝里可能还塞着肉丝。这就是幸存者的样子。这就是那些没有跳下去、而是选择继续忍受的人的样子。
　　我走出洗手间。劳拉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变得沉重。
　　“喂，”我踢了踢她的脚，“去床上睡。”
　　“不动，”她嘟囔着，“我就睡这儿。把电视关了。”
　　我去关电视。在屏幕变黑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个黑色的倒影。那不仅是我，也是那个叫哈罗德的男人。如果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也许躺在下面的是我，而他在上面吃排骨。
　　这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没有。
　　我走到窗边，最后一次往外看。那只鞋不见了，大概是被清洁工扫走了，或者被某个流浪汉捡走了。那片水泥地上只剩下一滩被水冲刷过的深色痕迹，在路灯下像是一块难看的胎记。
　　明天早上，这里会停满车。人们会匆匆忙忙地走过，手里拿着咖啡，抱怨天气，抱怨交通，抱怨老板。没人会记得这里曾躺过一个人，也没人会记得他那几千个空鱼罐头。
　　我拉上窗帘。那种廉价的布料遮住了外面的世界。
　　我躺到劳拉身边，那个狭窄的沙发勉强能挤下我们两个人。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她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热热的，带着大蒜味。
　　“把手拿开，”她在睡梦中说，“太沉了。”
　　我把手从她身上拿开，放在自己的胸口。心脏在跳动。扑通，扑通。这是一种单调的、乏味的、但却极其顽固的噪音。
　　“晚安，”我对这空气说。
　　没有回答。只有楼上不知道哪一家传来的冲水马桶的声音，那是这栋大楼肠胃蠕动的声音。生活还在继续，带着它所有的冷漠、肮脏和不可救药的平庸，继续消化着我们。
　　我们还活着。但这听起来像是个不太好笑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