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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001章 雨夜调令 ...

  •   雨是从渤海湾深处爬上岸的。起初只是天边一抹灰影,转眼间就长成了千万条透明的爬行动物,沿着街道、屋顶、电线杆蜿蜒而下,把整座内海市舔得湿漉漉、滑腻腻。法桐叶子被拍在柏油路上,叶脉在积水里清晰可见,像被拓印在大地上的青色掌纹。

      叶葆启推开公交公司宣传科那扇门时,裤腿吸饱了雨水,沉甸甸地坠着,每一步都能听见水在纤维间挤动的细微声响。伞靠在墙角,雨水顺着伞骨滴落,在地面水泥的裂缝处聚成小小的水洼——那裂缝的形状竟有些像中国地图的轮廓,他想,随即又觉得这联想荒唐。

      老陈的脸从报纸后面浮出来,像从深水里缓慢升起的旧日面具。报纸油墨的味道混着他身上陈年的烟草气,在潮湿空气里发酵成一种独特的醇厚,闻着让人想起图书馆地下室那些无人问津的县志。

      “葆启啊,”老陈摘下老花镜,镜腿划过耳际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淋着了吧?”

      叶葆启从帆布包里掏出牛皮纸袋时,手指触到袋角一处柔软——那里被雨水泡化了,指尖能感觉到纸浆正在重新变回树木纤维的触感。“上个月的简报。”他说,声音在雨声里显得单薄。

      老陈没有接。他的目光越过叶葆启,看向窗外淋漓的雨幕,仿佛能在那些垂直下坠的水线里读出什么命运的密文。

      “你今年三十八了吧?”老陈突然问。

      “三十九,下个月满。”叶葆启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像有什么在胸腔里敲门。

      “在咱们这儿……多少年了?”

      “十八年。”他报出这个数字时,舌尖尝到一丝铁锈味,仿佛时间本身是有味道的,“七六年招工进来的,先卖票,后来您把我调来宣传科。”

      “十八年……”老陈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在空气里凝成白雾,缓缓上升,在日光灯管周围缠绕成奇怪的光晕。他拉开抽屉——抽屉滑轨发出生锈的呻吟——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平推到桌沿,停在将掉未掉的位置。

      叶葆启看着那个信封。很薄,薄得像一片风干的蝉翼,透过纸背能隐约看见里面钢笔字洇开的蓝黑色影子。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三年前,车队老王收到类似信封的那个下午,天空也是这么灰,雨也是这么下,老王打开信封后,整个人突然缩小了一圈——不是比喻,叶葆启记得清清楚楚,老王那天下午真的比早晨矮了两公分。

      “《内海都市报》缺人。”老陈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市委宣传部从各企业调笔杆子。班子研究,推荐你去。”

      叶葆启伸出手。指尖触到信封的瞬间,纸张突然变得滚烫,烫得他几乎缩手。他强忍着抽出来——一张纸,红头文件,两个公章鲜红如血,还在微微搏动,像两颗刚刚摘下的心脏。他的名字“叶葆启”三个字是钢笔填上去的,墨迹在纸张纹理间漫漶开来,边缘长出细小的毛刺,仿佛那三个字正试图从纸上挣脱。

      “报社?”他的声音发飘,“我这样的……”

      “你写的《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晚报不是转载了?”老陈的声音有了温度,“还给你寄了十五块钱稿费。你记得不,老回用那钱请全车队吃包子,热气腾腾的,吃得大家伙儿满嘴流油,老回笑出一脸褶子,像朵开败的菊花。”

      叶葆启想起来了。那天包子蒸笼揭开时,白雾冲天而起,在食堂屋顶盘旋不散,凝成一片小小的云。那云直到傍晚还在,被夕阳染成金黄色,老回仰头看着说:“葆启啊,你写的字变成云彩了。”

      “群工部是干什么的?”他问,眼睛还盯着那张调令。纸上的红章此刻安静下来,颜色暗了些,像冷却的火山口。

      “管读者来信来访,也跑新闻。”老陈起身,走到窗边。雨水在玻璃上蜿蜒爬行,画出谁也看不懂的符咒。“白天叫接待室,晚上七点到早晨七点,是夜间记者站。葆启啊,这工作有意思——你会听见这座城市在夜里说什么梦话,会看见它卸了妆后是什么模样。”

      叶葆启把调令叠好。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块,刚好能握在掌心。纸张在他手里微微发烫,像一个活着的小动物。

      “我得回家跟素琴商量。”他说。

      “素琴肯定支持。”老陈背对着他,声音混在雨声里,“她街道办调解的那些事儿,桩桩件件都是人间的戏文。她懂。”

      叶葆启点点头,把烟摁灭在搪瓷烟灰缸里。烟头滋啦一声,爆出一小簇火星,在灰烬里短暂地亮了一下,旋即熄灭。起身时,他感觉到膝盖骨深处传来细碎的咔嚓声,像冻土在春日里开裂——那是十八年久坐落下的毛病,每逢雨天就发作。

      走出门,雨还在下。他撑开伞,黑色的布面在雨点击打下微微凹陷,像一只巨大的、倒扣的耳朵,在聆听天空的诉说。调令揣在胸口内兜,紧贴着皮肤,纸张随着心跳轻微起伏,一下,一下,像第二颗心脏。

      经过公交总站时,他停下脚步。车场上停着几十辆公交车,红的、蓝的、黄的,在雨幕中静静站立,水珠顺着车身曲线滑落。3路车的张师傅总在方向盘旁挂个平安符,符上的朱砂遇水会晕开,把整个驾驶座染成淡红色;7路车的李大姐爱唱评剧,她的歌声渗进座椅海绵,夜里无人时,那些座椅会发出细微的哼唱;11路车的老赵,儿子去年考上了大学,他在车厢贴了张中国地图,每开一站,就在地图上扎一个小孔……

      明天不用来这儿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捅开了记忆的某扇暗门。他听见二十三岁那年自己第一次上车的喊声:“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那声音年轻、清亮,此刻在雨中回荡,从时间的深处传来,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还有那个总给他带鸡蛋的老太太,她的小手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荷花,每次递鸡蛋时,她的手都在抖——现在想来,那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帕金森病。去年听说她去世了,死在去水上公园的路上,手里还攥着给孙子的煮鸡蛋。

      叶葆启加快脚步,拐进平安胡同。胡同里的积水没过了脚踝,水面上漂着烂菜叶、烟盒、用过的避孕套、一只塑料凉鞋。积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倒影里,云在缓慢地变形,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船,一会儿像一张哭泣的人脸。他踩着水往前走,每一步都踏碎一片天空。

      他家在胡同最里头。推开门时,屋里的景象让他愣了一秒——妻子素琴正在摘韭菜,但那些韭菜在她手中发出莹莹的绿光,每一根都通透如翡翠,叶脉里流淌着液态的光。五岁的儿子小舟趴在桌上画画,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画出来的线条竟从纸上浮起,在空气中扭动,像透明的蚯蚓。

      “回来了?”素琴抬头,手里的韭菜恢复正常,变回普通的、沾着泥土的蔬菜。

      叶葆启眨眨眼,幻觉消失了。他把那个滚烫的信封递过去。

      素琴在围裙上擦手——围裙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那些白色的小花在无数次搓洗中几乎褪尽,只剩下淡淡的印痕,像记忆里模糊的旧事。她接过信封,指尖在“调令”两个字上停留。她不识字太多,但认得这两个字,在街道办调解离婚协议、房产纠纷、赡养官司时,这两个字总是出现在最关键的文件上。

      她抽出纸,看了很久。雨声在窗外敲打着节奏,嘀嗒,嘀嗒,像在给她的阅读计时。终于,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不是比喻,叶葆启真切地看见她瞳孔深处跃动着两小簇蓝色的火苗。

      “报社?”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什么,“你要去报社了?”

      “嗯。下周一报到。”

      素琴手里的韭菜掉进盆里,溅起几滴水珠。那些水珠在空中缓缓上升,悬浮了片刻,才落回盆中,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她抓住叶葆启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透过布料嵌进皮肤,留下五个半月形的白印——那些白印很久才慢慢泛红。

      “好啊!”她说,声音开始发抖,“葆启,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

      小舟抬起头,铅笔还咬在嘴里。铅笔芯在牙齿间留下黑色的痕迹,像一个小小的刺青。“爸爸要去哪儿?”

      “去报社,当记者。”素琴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那两簇火苗在她眼中跃动,映得整个脸庞发亮,“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全市人都能看见。”

      小舟眨眨眼,吐掉铅笔:“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

      “比那个还好。”叶葆启摸摸儿子的头。孩子的头发柔软,在指尖的触感像新生的蚕丝,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小灵通漫游的是未来,爸爸要写的是现在。”

      那晚他们吃了韭菜盒子。素琴多放了个鸡蛋,打蛋时,蛋黄落在碗里,圆润饱满,在灯光下像一个小小的太阳。面皮在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油烟升腾,在天花板上凝结成一层薄薄的、闪着油光的云。叶葆启吃得很慢,咀嚼时能听见韭菜纤维断裂的细微声响,清脆,密集,像远方的雨声。

      饭后,他找出那本塑料皮笔记本。塑料皮已经发黄变脆,边缘卷曲,摸着像干燥的蝉翼。翻到最后一页,蓝色的圆珠笔字迹记录着他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标题、日期、稿费数额。字迹工整,每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像在供奉什么神圣的账目。最多的一笔就是《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十五块。那天老回请客,包子热气把食堂窗户都蒙白了,大家在白雾里吃着,笑着,老回的脸在蒸汽中若隐若现,像一尊正在融化的蜡像。

      他在新的一页写下:“1992年10月12日,调往《内海都市报》群工部。”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聚成一个小小的圆点,那圆点慢慢洇开,边缘长出细密的绒毛,像一颗黑色的种子。他又加了一句:“新的开始。”写完这四个字,笔尖突然一轻,仿佛卸下了什么重负。

      躺下时已经十一点。雨停了,月亮从云缝中钻出来,月光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窗棂的影子。那些影子不是静止的——它们在缓慢地移动、变形,一会儿像栅栏,一会儿像牢笼,一会儿又散开,变成一片晃动的光斑。素琴背对着他,肩膀轻轻抽动。叶葆启知道她在哭,但他听见的哭声很奇怪,不是呜咽,而是像瓷器碎裂的细微声响,清脆,连续,叮叮当当。

      “哭什么?”他轻声问。

      “高兴。”素琴转过身,脸上果然没有泪痕,只有眼角闪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层碾碎的玻璃粉,“葆启,你有本事,不该在公交公司窝一辈子。去了报社,好好干。”

      “我脾气直,怕得罪人。”

      “那就得罪。”素琴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心很暖,暖意顺着手臂往上蔓延,一直传到心口,把那里的一小片寒冷融化,“写文章的人,骨头不硬写不出好东西。你记着,咱们不害人,不怕事。该写的就写,该说的就说。要是写出来的字能在纸上站起来,走出去,那才叫真本事。”

      叶葆启嗯了一声。窗外传来猫叫声,悠长,凄厉,一声接一声,像在呼唤什么永远等不到的回应。他想起父亲——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后在国棉厂当保卫科长。父亲话不多,但常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实。”说这话时,父亲总是望着远方,目光穿过工厂的围墙、穿过城市的屋顶、穿过时间的帷幕,看向某个叶葆启永远看不见的地方。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九岁,攥着父亲冰凉的手,那只手曾经握过枪,握过锄头,最后握成了永恒的僵硬。在最后的时刻,父亲的手突然动了一下,食指在他掌心划了三道——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一个“川”字,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川”字。

      现在机会来了。像石缝里突然长出的蘑菇,潮湿,新鲜,带着泥土和腐殖质的气息,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撑开菌盖。

      周一早晨,叶葆启穿上最好的衣服——一件深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折痕锋利得能割破手指。素琴给他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蛋黄圆润,蛋白凝实,在清汤里微微晃动,像两枚沉在水底的月亮。“吃饱了,精神。”她说,往面里撒了一小把葱花。葱花在热汤里舒展,散发出辛辣的香气,那香气钻进鼻腔,直冲脑门,让他整个人清醒过来。

      《内海都市报》社在解放北路,一栋五层红砖楼。楼有些年头了,红砖表面布满雨痕,像老人脸上的泪沟。砖缝里长着暗绿色的苔藓,那些苔藓在晨光中泛着湿漉漉的光,仿佛整栋楼都在缓慢地呼吸。叶葆启在门口站了两分钟,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男的夹着公文包,脚步匆匆,包里的钢笔和钥匙碰撞,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女的穿着各式衣服,裙摆飞扬,高跟鞋敲击地面,哒哒哒,像在给城市的心跳打拍子。他们都带着一股劲儿——那是知道自己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的劲儿。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去。门厅里弥漫着油墨和纸张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氨水味——那是印刷机清洗液的气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厚重,沉稳,像陈年的酒。

      门卫是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报纸举得很近,几乎贴在鼻尖上,他的眼睛在镜片后眯成两条细缝,瞳孔里倒映着密密麻麻的铅字。“找谁?”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木头。

      “报到。群工部。”

      老大爷从眼镜上方瞅他一眼,目光锐利,仿佛要把他从里到外透视一遍。“三楼,右拐最里头。”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那层楼的木地板会说话,走路轻点,别吵醒它们。”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响。叶葆启放轻脚步,但木板还是在他脚下发出呻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那种慵懒的、刚刚醒来的哼哼声。三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办公室,门开着,能看见伏案写字的人,听见打字机的哒哒声。那声音密集而坚定,像无数只勤劳的昆虫在啃食时间的树叶。空气里的烟味更浓了,不是“大前门”,是更好的烟,那种烟味里带着思考的气息,辛辣中有一丝回甘。

      群工部的门牌是块小木牌,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墨迹深深吃进木头纹理里,像刻上去的。他敲了敲门。

      “进。”

      推开门,屋里六张桌子,坐了五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靠窗的桌子后站起来,中等个子,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每一根都服服帖帖地待在它该在的位置。他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透过镜片看他的眼睛,会发现那眼睛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圈,像两汪深潭。

      “你是叶葆启?”

      “是。”

      “我是陈秉烛,群工部主任。”男人伸出手,“欢迎。”

      手很有力,握上去时能感觉到对方掌心的硬茧——那不是干粗活留下的茧,而是常年握笔磨出的茧,位置在食指第一节和中指侧边,形状规则,像两枚小小的勋章。叶葆启自己的手上也有,但没这么厚实。

      陈秉烛向其他人介绍:“新同事叶葆启,从公交公司调来的。葆启,这位是解平生,这位是孙荣显,这位是赵宛芳,这位是曹东方。”

      大家都点头致意。解平生四十多岁,国字脸,肩膀宽阔,坐在那里像一尊石狮子,沉稳,厚重。孙荣显三十出头,文质彬彬,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亮,看人时微微眯起,像在调焦距。赵宛芳和曹东方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刚出校门的稚气,但眼睛里已经有一种锐利的光——那是猎食者发现目标时的光。

      “你的桌子在那儿。”陈秉烛指指靠门的一张空桌。桌子很旧,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划痕,那些划痕交织成复杂的图案,像地图,又像星图。桌面中央有一块颜色特别深的区域,是常年伏案写字时手臂压出来的,那区域的木头纹理已经模糊,摸上去光滑如镜。“先熟悉熟悉。咱们群工部管读者来信来访,也负责突发新闻。白天叫接待室,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是夜间记者站,两人一组值班。”

      叶葆启走到桌前。桌子上有个绿色台灯,灯罩是荷叶形的,边缘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铁丝骨架;一个笔筒,陶制的,表面有冰裂纹,插着几支钢笔和铅笔,笔尖朝上,像等待发射的箭;一沓稿纸,纸边微微发黄,但切割整齐,码放得一丝不苟。他坐下,椅子吱呀一声,那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陈秉烛递过来一摞信:“今天你先看看读者来信。重要的挑出来,需要回复的拟个草稿。”

      信很多,牛皮纸信封,大小不一,厚薄不均。叶葆启拆开第一封,是个退休屈星群工人写的,反映楼下饭馆油烟太大,“熏得我家窗台上的月季花都蔫了,花瓣一碰就掉,像得了痨病”。第二封是个叫屈超中学生,说学校乱收费,“班主任说这是自愿,可谁敢不自愿?不自愿的下周座位调到最后一排,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第三封是个叫邢素英的老太太,儿子不孝顺,“三年没来看我了,我腿脚不好,想去看看他,走到半路摔了一跤,现在还在床上躺着。我不怪他,他忙,就是夜里做梦,总梦见他小时候,趴在我膝盖上,让我给他掏耳朵”……

      他一封封看下去。这些信来自内海市的各个角落,信封上的邮戳形状各异,墨色深浅不一。有的信纸是单位信笺,印着红头;有的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还带着横线;有的是挂历背面,翻过来能看到去年的月份和星期。字迹也千差万别:有工整的楷书,有潦草的草书,有歪歪扭扭像醉汉走路的,还有用左手写的——那些字全部反向,得对着镜子才能读。油渍麻花的信纸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流动的真实的血,温的,咸的,带着铁锈味。

      中午,解平生拍拍他肩膀。那只手很大,拍在肩上沉甸甸的,像盖了个章。“走,吃饭去。”

      食堂在一楼。打饭的队伍排得很长,弯弯曲曲,像一条慢慢蠕动的巨蟒。解平生边走边给他介绍:“咱们报社伙食不错,尤其包子,比那天津狗不理的不差——这话你可别外传,让天津人听见了得跟咱急。”

      轮到他们时,叶葆启要了俩包子,一碗稀饭。解平生则要了四个包子,外加一份红烧肉,肉块油亮亮的,在搪瓷盘里颤巍巍地晃动,表面那层酱汁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我得吃得多,晚上要值班。”

      “值班很累?”叶葆启问。

      “累,但有意思。”解平生咬了口包子,汤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他赶紧用手背擦掉,手背上留下一道油亮的痕迹,“夜里来的都是急事、怪事。喝醉的、丢孩子的、夫妻打架的、见了鬼的……啥都有。上个月还有人来说他家母鸡下了个带字的蛋,非让咱们去看看。我去了,蛋壳上真有几个模糊的痕迹,像字又不像字。老太太说那是‘天下太平’,我说那是鸡爪子踩的泥印子。”

      孙荣显也端着饭过来坐下,他的盘子里是青菜和豆腐,很清淡。“葆启,听说你在公交公司写过不少东西?”

      “都是内部简报,上不了台面。”

      “别谦虚。陈主任说看过你写的《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写得实在,有温度。”孙荣显用筷子轻轻戳着豆腐,豆腐颤动着,但保持完整,“写东西啊,最难的就是有温度。冷冰冰的文字谁不会写?把人心写热了,那才叫本事。”

      叶葆启心里一暖。那感觉很奇怪,像胸腔里突然点亮了一盏小灯,暖黄色的光透过肋骨缝隙漏出来,把周围一小片空气都烤暖了。被人记得作品,是写东西的人最开心的事,像农人看见自己种的庄稼被人夸赞长得好,那种喜悦是扎根在泥土里的,踏实,厚重。

      下午,陈秉烛叫他过去:“葆启,晚上你跟我值夜班。熟悉熟悉夜间记者站的工作。”

      “好。”

      “夜里冷,多穿点。咱们这儿没暖气,只有个煤炉子。”陈秉烛从抽屉里拿出个厚厚的笔记本,深蓝色封面,边角已经磨白,露出里面的纸板层。他把本子递给叶葆启,“这是值班记录本,每个来电来访都要记。重要的马上处理,该联系哪个部门就联系哪个部门。记着,咱们是记者,不是接线员——每一条线索背后,都可能藏着故事,有的故事能写一篇通讯,有的能写一部小说。”

      叶葆启接过本子。很重,比看上去重得多,像里面压着无数个未说完的夜晚。他翻开,第一页写着:“1992年1月15日,夜。来电37个,来访5人……”字迹各异,有的工整如印刷体,有的潦草如疾风中的草书,还有的用的是左手反写——那是解平生的字,他说这样能锻炼右脑。记录的事情五花八门:海东区暖气不热,老人冻得睡不着,数了一夜天花板上的裂缝,一共287条;海西区路灯坏了,已经摔了三个人,第一个摔掉了门牙,第二个摔破了头,第三个摔断了腿;有个叫张学明的要跳楼,现在还在劝,那人在楼顶唱歌,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跑调跑得厉害;老太太猫丢了,那是她儿子商亮生前留给她的,猫叫“毛毛”,尾巴尖有一撮白毛……

      “这些都是新闻线索。”陈秉烛说,手指在记录本上轻轻敲了敲,指甲敲击纸面发出笃笃的声响,像敲门声,“有的能写成消息,有的要深入调查。记者嘛,眼睛要尖,耳朵要灵,心要热。心不热,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凉的,没人爱看。但心太热,又容易烧着自己——这个度,你得慢慢琢磨。”

      叶葆启点头。他突然觉得,这个工作比写简报有意思得多。简报是总结成绩,是给过去描眉画眼,涂脂抹粉;这里却是直面问题,是给现在把脉问诊,听城市的肺腑之音,甚至要给未来开药方——虽然那药方未必有人照抓。

      傍晚六点半,白班的人陆续走了。办公室渐渐空下来,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那声音在寂静中放大,像远方传来的蜂群。陈秉烛拎来一壶开水,往两个搪瓷杯里各捏了把茶叶。茶叶是茉莉花茶,干枯的叶片在热水里缓缓舒展,渐渐恢复生机,在水中上下沉浮,像一群重获自由的小鱼。茉莉花的香气随着蒸汽升腾,在空气里弥漫开来,清新,微甜,冲淡了油墨和烟草的味道。

      “晚上喝茶提神。葆启,你抽烟吗?”

      “抽。大前门。”

      陈秉烛从兜里掏出盒“恒大”,比大前门贵,烟盒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抽我的。夜里长,好烟顶时候。”

      叶葆启接过烟。点上,第一口吸进去,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缓缓吐出来。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盘旋,扭曲,变幻出各种形状——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船,一会儿像一张哭泣的人脸,最后散开,融进办公室的空气里,成为这夜晚的一部分。

      窗外,内海市华灯初上。解放北路上车流如织,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流动的河,那河水缓缓流淌,从城市的心脏流向外围,再流回心脏,周而复始。霓虹灯次第亮起,广告牌上的彩灯闪烁着,变换着颜色和图案。而在五层红砖楼的小房间里,煤炉刚刚生起,炉膛里的煤块开始发红,散发出干燥的热气。一场关于这座城市的夜间叙事,刚刚拉开帷幕。

      他不知道,这个雨夜调令开启的,将是一段持续二十三年的传奇。他会在这里见证内海市的变迁,记录普通人的悲欢,也会在未来的某个夜晚,在罗布泊的星空下思考生命的意义——那些都是后话了。此刻,在时间河流的这一小段截面上,他只是一个三十九岁的新记者,坐在旧桌子前,翻开值班本新的一页,准备记下第一个夜班的第一通电话。

      钢笔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拧开笔帽,笔尖在灯光下闪着寒光。笔尖触到纸面,停顿,然后开始移动:

      “1992年10月19日,夜。19:03,中心区居民单力鹏来电,反映楼下烧烤摊噪音扰民至凌晨,多次反映未果。已联系中心区城管值班室,承诺今晚处理。”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那声音细密,绵长,像春蚕食叶,也像细雨润土,更像这座城市夜晚的心跳——微弱,但持续,一声一声,敲打着时间的鼓面。

      新的生活开始了。在雨夜里发芽,在油墨中生长,在一张张稿纸上蔓延成一片文字的森林。而他,叶葆启,刚刚走进这片森林的边缘,手里只有一支笔,和一腔尚未冷却的热血。窗外的城市继续它的夜晚,车流,灯光,人声,渐渐远去,只剩下这个房间,这一盏灯,这一支笔,和这永不停息的、沙沙的书写声。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001章 雨夜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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