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世事流云，人生飞絮20% 打分：0 [2023-08-28 19:52:04] 来自广东

"弟弟捞我！"给作者大大捉个虫～
怎么又是捞捞梗啊——(抓狂)，求求了别玩烂梗了...还诗家一个清白吧...东坡(苏轼)不是什么没脑子四处惹事的，他们兄弟俩也没什么冤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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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网友：世事流云，人生飞絮 [2023-08-28 19:55:08] 来自广东

下面是从老福特@桥柳大大那转载的详细辟谣：
一、“捞哥哥”
1、子瞻的官职改动中，明确是“因罪造贬”的非常少，绝大多数京官改外任在史书及墓志铭等的描述里都是“自请外放”。
2、自请外放的原因大多是政见不合导致的攻击诽谤等，并非是子瞻的个人原因。
3、如乌台诗案，确实是因为“以诗讽政”，但是这种事本就属于可大可小，也看时局，并不是苏轼行事不谨。
要知道子由当年可是直接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说新法的不是，顺道附了《条例司乞外放状》（论事状末尾就已经说要外放了），连神宗的态度都不要就直接表示我不干了，虽说上书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很得体，但是你要说他暗讽，绝对也是成立的，什么“陛下创置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这一段是乞外放状里的，看起来是说自己不行，但是神宗是傻子才看不出来苏辙的意思么。
即使可以说苏辙的用语得体，那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湖州谢上表》分明是类似的意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指苏轼自己）”，即使再有以诗讽事，也很难说罪加到哪里去，结合宋史和墓志铭的叙述，大概是因为子瞻之前在中央已经遭受排挤，而当时新法又由神宗亲自领导（子由当年外放时，直接冲突其实是和介甫之间发生的），且这件事告上来了，神宗不发作是不可能的（毕竟涉及到新法的威信力），所以这件事子瞻只是做了件很多文人都做过的事情，即使不合时宜，在品德上也不能说是一种过错。
4、子瞻不是一股脑往前冲的人，即使他的性格可能比子由直白且话多一点，但他也绝对不是做事不过脑子的人，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
如墓志铭中所说，在熙宁年间遭受弹劾时，“公未尝一言以自辩，乞外任避之”，元祐年间又以“窃忌党人必大猜忌” ? 等原因请辞京官；当然，子瞻确实遭受排挤确实有直言进谏、与他官政见不合的缘故，但是古往今来为此遭罪的大臣多了去了，这也从来不是什么不好的品质。
而且除却政治斗争之外，苏轼的政治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地方政绩斐然，在中央也能提出有价值的政见，可以说从没犯过什么严格意义上违法乱纪的事情。
注释1：《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
5、子瞻和子由比起来确实是开朗，但子由也不是那种什么话都避着不说的人，他也是极为锋锐的人物。
宋史里兄弟俩的传记都可以说是“我和我那些永远谈不到一起的同事们”，真要说得罪人，两个人都挺得罪，甚至于我感觉子瞻后来受针对更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由上来就挑了个大的，熙宁二年新法刚开始没多久（甚至可能还在理论阶段）就跟介甫闹掰外放了，反而比熙宁四年新法已经开始深入时才外放的亲哥在中央那里刷的负好感更少（叹气）。
对，没错，真要说第一次被贬，子由比子瞻早多了，当时他们刚服完母丧回京任职可能也就半年，而且也是因为政见问题和直言进谏，况且子瞻后来那还能说是“自请外放”，子由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造事儿了（虽然没有定罪，但是也差不多就是贬官了）。
而且说到子由的性子，就不得不提他制举的时候写的那篇文章，因为害怕仁宗怠政，就“极言得失”，“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什么的，宋史里那一段儿还不是全部（答卷也不可能只有这么短），按《苏辙评传》的说法，这篇制策的全文简单来说就是说仁宗怠于朝政、沉溺声色、赋敛不仁、惑于虚名，我看完之后的感受就是仁宗的庙号真的没给错，都这样了还允许子由全须全尾地活着，还允他入等，难怪子由一直都十分感念仁宗，毕竟子由自己都知道“妄语自知当见弃”、“自谓必见黜”，事实上他的这个文章也确实让考官们争论了好一场，可以说子由是抱着必定落选的心态答的卷，这气性可不能说不锐气。
6、子由并没有能力“捞”他哥，这是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
因为制举的名次低（子瞻可是第一名！）、和介甫产生分歧早早外放，子由在入仕之后权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低于子瞻，而且基本一直在外放，熙宁年间在京短短时间是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属官，条例司主持变法，换言之作为属官，在当时实际的政务中并没有多少插话的权利。
元丰年间，二人可以说是完全没在京过，乌台诗案又是两人连坐，苏辙当时上的《为兄轼下狱上书》，用《苏辙评传》的话说就是“朝廷置之不理”，当时苏辙人在南京（不是现在的南京，是河南商丘一带）做签判，官位不高，也没什么权势，能做的就是上书和接济子瞻的家属，然而子由当时其实也不算富裕，本来就“南都从事老更贫”（苏辙《中秋见月寄子瞻》），现在又“十口无归更累人”（苏轼《狱中寄子由》），最终乌台诗案的结果，可以说是内外大臣走动外加太后、皇帝的爱才之心才保苏轼只是贬官（甚至还有官可做），苏辙在里面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帮兄长安顿嫂侄也是稳定大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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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网友：世事流云，人生飞絮 [2023-08-28 21:08:42] 来自广东

元祐年间，二苏一道得用，但因政局复杂，苏轼自请外放，苏辙留京，不过一来子瞻这段时间压根没犯什么事用不着捞，二来子由这段时间在中央也是到处树敌，后来子瞻又被召还，两个人甚至都在请辞，子瞻以兄弟俩同在中央为高官会招致猜忌为由请求外放?，子由则以兄长教诲才有今天为由请求把自己的官位降成和子瞻一样的?，可以说比起怎么用权势让兄弟二人更上层楼，两个人还是想尽可能安稳度日。在子瞻再次外放扬州时，子由也没有什么意见，之后子瞻又被召还为吏部尚书，同年子由做上了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然而第二年，太皇太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好日子就到头了。
不得不说，神宗是真的把变法刻在了DNA里，都遗传给儿子了，哲宗徽宗都相对倾向于新法，因此在此之后，兄弟俩一起一贬再贬，基本上是同步降职，从知州降到别驾，这个时候他俩属于基本完全见弃于朝廷了，就不提什么谁捞谁这码事了，一直到哲宗驾崩，徽宗即位，两人才借着大赦北归，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逝世于北归途中，兄弟俩下次见面，就得是十多年之后苏辙葬在苏轼旁边的时候了。
注释1：苏轼《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一状》：“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计此误恩，必难安处。伏望圣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注释2：苏辙《辞尚书右丞劄子第二状》：“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顷者兄弟同列侍从，臣已自愧于心……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为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综上，苏轼和苏辙的人生，用《宋史》的话说就是“进退出处，无不相同”，这一句话，个人认为理解成什么都一样是有些片面的，应当主要就是强调兄弟俩的官途、政见、人生浮沉等步调一致，毕竟下一句就是“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所以在权位上，二人可以说互相都“捞”不上来，毕竟基本是同升同降，甚至于亲缘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把两个人的官位绑在一起（比如乌台诗案子由连坐、元祐年间子瞻任翰林承旨之前本来是要做吏部尚书的，但因为子由升了尚书右丞要回避，所以改了翰林承旨，意思就是避免尚书省变成苏家的）。
其次，子瞻真的不需要捞啊，他唯一一次蹲大牢就是乌台诗案，当时子由别说捞他了，有能力让一大家子吃上饭就很不容易，虽然他还是尽了自己的力，但对当时的他来说，“纳在身官，以赎兄轼”的一封上书就是他能反馈给中央朝廷的行动了。而在此之前之后，子瞻又没蹲过大牢，根本用不上“捞”这种字眼，再就是除却请求外放之外，真到了中央主动贬官的时候，差不多意思就是时局到了，子由和子瞻在政治上基本属于一个派系（就算两个人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也默认属于了，毕竟是没什么冲突的亲兄弟），也是绝对也跑不了的。
再者，平心而论，只要能力足够，如果子由出事，子瞻绝对也会尽全力去帮去救的，而且子由也确实不是说没犯过，但是也同样是因为政治上的立场原因，子瞻要么没那个能力，要么就跟着一起贬了，两个人彼此之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有能力的时候一起有，没能力的时候一起没，要么互相不用帮，要么互相帮不上。
最后，子瞻确实比子由性格外放，子由也确实比子瞻性格沉稳，但是都不是傻子啊，从我上面的叙述里已经看得出来子瞻不是瞎蹦跶的人，在政治上也是很本分的，你要说直言进谏之类的，也是臣子本分嘛，大臣之间政见不合延伸出斗争，也是正常的事情，即使可能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所谓的总是在惹麻烦，他政治上主动避锋芒的时候还挺多的。
我不否认二苏兄弟感情绝对能让他们力保对方，但是事实是兄弟俩并不会主动惹事，并不会不收锋芒，也没有那么多位高权重、能左右朝廷决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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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网友：瞎扯 [2023-10-30 14:14:10] 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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