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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学良及其他军阀，抗战还有其他理由，我是相信的。人的考量总是多方面的，一根筯并一腔热血就决定去玩命的，可以是个人，不能是团体，不然这团体也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如果说蒋先生有心抗日，虽非故意，但确实，我也是不能相信的。
在那些据说是秘密的，无人所知的宏大计划之外，不妨先来看看，公开的，有据可查的，人人皆知的事情，蒋先生都干了些什么？
31年8月22日，蒋先生在南昌讲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31年9月12日，南京政府指示张学良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蒋先生亲赴华北，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东北。
31年9月18日，南满铁路刚刚被轰炸后，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当天，蒋先生赶赴江西指挥剿匪。
31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回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力避冲突，对于国民一致告诫，务必维护严肃镇静之态度。”
31年9月21日，蒋先生在南京党员大会上发言：“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31年10月，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许世英代表蒋先生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31年11月30日，蒋先生在任命顾维钧署理外交部长的训词中说：“攘外必先安内，一统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一统而能取胜于外者。”
32年2月21日，因19路军蔡廷锴和蒋光鼐不顾不抵抗密令反击迫使日军三易其帅。军政部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32年3月1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受蒋先生之命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蒋先生并拒不为19路军支援和接济军火。
1933年4月7日，蒋先生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奢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
33年1到5月间，蒋先生阻止29军抗日，取缔一系列抗日队伍，联合日伪军围攻冯玉祥与吉鸿昌（□□）等人组织的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时，同盟军经血战，已收复多伦，将日军赶出察哈尔。日军，国军，伪军之联军围攻同盟军理由为：“妨碍统一政令”。
33年5月31日，蒋先生命令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关东军岗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
33年10月间，李济琛等人联合红军反蒋抗日，蒋先生以厦门不驻军为条件，以11个师联合日本第三舰队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登陆，共同攻击19路军。
34年12月，蒋先生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35年1到10月间，国民政府先后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放弃河北及察哈尔大部分主权，撤军，取消政府，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在签署《何梅协定》后，蒋先生发表讲话：“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要求“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镇压。
36年10月23日，□□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即“七君子事件”。14家报社被关闭，罪名为“宣传抗日”
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而在此之后，亦有一些事值得铭记：
37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抽调专列，并指派两名外交官及40名宪兵，护送尚停留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及侨民撤离。
37年12月13日至38年2月，南京大屠杀。
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袭珍珠港。
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日本宣战，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随即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正式对日本宣战。
以上事迹，史有明文，不独一家之见。
想来蒋先生如此行事，若说他其实为人精分暗中抗日，实在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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