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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无忌林 打分：2 [2007-08-23 22:58:47]
在第二个方面问题上，似乎更加复杂。简单说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就语言色彩来说，（至少就我看来），爱国主义带有褒义，而民族主义一般意义上是中性的。二者的关联核心概念在于“国”与“民族”。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极为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简单地讲，就中文习惯和历史成见来说，民族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易界定。这是我警惕民族主义的一个原因。这种模糊性在内容上导致了民族感情和意识的层次会出现不匹配，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更容易导致分裂性和离心力的加剧，（比如，台湾地区的“□□”就相当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民族意识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统一大国的目标的实现。（对于为什么必须要保持一个统一的大国，美国的联邦党人的论述是非常值得某些狂热分子好好去补一下课的。）而相对来说，爱国主义就更加普遍。“国”的概念可以被清晰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联合国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种爱国主义可以直接转化成公民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十分便于操作和界定，充满了向心力。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差别在于，民族主义往往是主动的，而爱国主义大多可能相对“消极”的多：民族主义意识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导致对于一切事物价值判断都转变成民族标准之下的行为，并且具有强烈的扭曲变化倾向，如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衍生物的性质，在这些情况下，由于民族主义的幌子，侵略就被美化为“保卫国土”行为，但这些人永远都无法解释，他们“保卫国土”怎么就“保卫”到了别人的家园里去了，而且还想赖着不走；爱国主义则相对温和，其目的是明确的，其倾向是保守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要“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虽然处势较弱，但却具有无穷的正义力量。不可否认，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之下，这两个词出现了一定意义的自我混淆或含义交叉，这些都是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在此情形下，更要强调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性和正当性，则是抵制合理的民族主义向狭隘民族主义堕落的关键途径。警惕民族主义思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并不是说一般地反对“民族”的概念。以中国为例，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调各个“子民族”之间的友好协作与共同发展和必要区分，都是并不矛盾的。而在对外关系上，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滑坡，避免在对日领土和资源问题上的军事盲动，在经济问题上进行所谓“抵制X货”的“幼稚病”，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沙文主义意识等等。这样，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层面上，舆论可以保持应有的冷静，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面对的国际问题，促使国家与政府选择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最大程度以最合理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在日本问题上，就是要抓住日本侵略问题反人类性质这一关键，剔除简单反日的幼稚态度，从而能够联络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以谋求真正的永久和平，这才是最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归妹》里小石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杀“自己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联系现实中的问题来讨论道德或伦理的相对性问题吧。究竟“自己人”指的是什么呢？跟你一国的人，就是“自己人”吗？你愿意跟那些杀人放火的匪徒做“自己人”吗？你宁愿帮助那些自己国家的暴徒或“恐怖分子”去伤害别国的和平人士吗？这些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多元标准的问题了。“道不同，不足为谋”，对于爱好和平的人来说，除非对方也是爱好和平的人，你才能得到和平，而“以战去战”不过是好战分子粉饰自己的手段。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这就充分说明，“不可轻言战事”。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必须坚持“害人之心不可有”。而只有那些，不愿害人之人，才是和平者们的真正朋友，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于是，这里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了，即“对不宽容者是否要宽容”。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实在是没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事了。而这又是与“自己人”十分相关的事。小石的反应也又是很值得反思的事情。而这直接绕回到，窃书大人作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从分析历史事实中得出的那些价值上的意识，与阅读作品的主旨方面联系起来。说到这，我就想起了几年前文艺评论界的一桩“公案”，就是由某位较知名的文学评论者引发的，对《大长今》的褒奖和对《大宅门》的批判。关于这桩公案的分析，我曾经专门作文予以说明，在此不过多纠缠。但联系到现实的作品评判问题，我还是要说，一般而言，一个文艺作品首先必须是“好故事”，必须引人入胜才能得到进一步评判的资格。而进一步的评判无非就是对主旨的考察。其实主旨问题，没有那么复杂。那些为人诟病的价值取向，其实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出来。简单地判断，好的价值和“坏”的价值，就像简单评判谁是“自己人”一样，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事实上，一个作品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读者或观众还是可以从品味中去得到答案的，那些真正追求“假”、“丑”、“恶”的作品，很容易为人们察觉，因为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在整体上给人们产生一种厌恶和恶心的感觉的。比如，同样是对性的描写，那些粗俗的色情文字还是能够很快被人们从优美的描写性的文字中排除出去的，要相信人们最基本的判断力。关键是，作者和读者有没有在追求良善的方向上，产生某种共鸣。由此，我们最终把握了评判现实历史与品味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在《归妹》的问题上，就是不要过于踯躅于主人公具体的情节上的选择，少一些故事发展的自我幻想，相反，则可以试图设身把握，作者铺陈故事情节的目的与主旨所在，深入去理解作者的意图。这样，诸位该会更幸福地品尝到阅读窃书大人作品的愉悦，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也未可知；而不是直接地离题万里去探讨那些艰难的现实问题，那就与窃书大人给大家讲“好故事”的目标，离得太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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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无忌林 打分：2 [2007-08-23 22:58:47]
在第二个方面问题上，似乎更加复杂。简单说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就语言色彩来说，（至少就我看来），爱国主义带有褒义，而民族主义一般意义上是中性的。二者的关联核心概念在于“国”与“民族”。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极为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简单地讲，就中文习惯和历史成见来说，民族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易界定。这是我警惕民族主义的一个原因。这种模糊性在内容上导致了民族感情和意识的层次会出现不匹配，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更容易导致分裂性和离心力的加剧，（比如，台湾地区的“□□”就相当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民族意识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统一大国的目标的实现。（对于为什么必须要保持一个统一的大国，美国的联邦党人的论述是非常值得某些狂热分子好好去补一下课的。）而相对来说，爱国主义就更加普遍。“国”的概念可以被清晰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联合国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种爱国主义可以直接转化成公民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十分便于操作和界定，充满了向心力。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差别在于，民族主义往往是主动的，而爱国主义大多可能相对“消极”的多：民族主义意识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导致对于一切事物价值判断都转变成民族标准之下的行为，并且具有强烈的扭曲变化倾向，如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衍生物的性质，在这些情况下，由于民族主义的幌子，侵略就被美化为“保卫国土”行为，但这些人永远都无法解释，他们“保卫国土”怎么就“保卫”到了别人的家园里去了，而且还想赖着不走；爱国主义则相对温和，其目的是明确的，其倾向是保守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要“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虽然处势较弱，但却具有无穷的正义力量。不可否认，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之下，这两个词出现了一定意义的自我混淆或含义交叉，这些都是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在此情形下，更要强调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性和正当性，则是抵制合理的民族主义向狭隘民族主义堕落的关键途径。
警惕民族主义思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并不是说一般地反对“民族”的概念。以中国为例，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调各个“子民族”之间的友好协作与共同发展和必要区分，都是并不矛盾的。而在对外关系上，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滑坡，避免在对日领土和资源问题上的军事盲动，在经济问题上进行所谓“抵制X货”的“幼稚病”，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沙文主义意识等等。这样，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层面上，舆论可以保持应有的冷静，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面对的国际问题，促使国家与政府选择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最大程度以最合理手段实现国家利益。
在日本问题上，就是要抓住日本侵略问题反人类性质这一关键，剔除简单反日的幼稚态度，从而能够联络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以谋求真正的永久和平，这才是最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归妹》里小石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杀“自己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联系现实中的问题来讨论道德或伦理的相对性问题吧。究竟“自己人”指的是什么呢？跟你一国的人，就是“自己人”吗？你愿意跟那些杀人放火的匪徒做“自己人”吗？你宁愿帮助那些自己国家的暴徒或“恐怖分子”去伤害别国的和平人士吗？
这些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多元标准的问题了。“道不同，不足为谋”，对于爱好和平的人来说，除非对方也是爱好和平的人，你才能得到和平，而“以战去战”不过是好战分子粉饰自己的手段。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这就充分说明，“不可轻言战事”。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必须坚持“害人之心不可有”。而只有那些，不愿害人之人，才是和平者们的真正朋友，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于是，这里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了，即“对不宽容者是否要宽容”。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实在是没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事了。而这又是与“自己人”十分相关的事。小石的反应也又是很值得反思的事情。
而这直接绕回到，窃书大人作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从分析历史事实中得出的那些价值上的意识，与阅读作品的主旨方面联系起来。
说到这，我就想起了几年前文艺评论界的一桩“公案”，就是由某位较知名的文学评论者引发的，对《大长今》的褒奖和对《大宅门》的批判。关于这桩公案的分析，我曾经专门作文予以说明，在此不过多纠缠。但联系到现实的作品评判问题，我还是要说，一般而言，一个文艺作品首先必须是“好故事”，必须引人入胜才能得到进一步评判的资格。而进一步的评判无非就是对主旨的考察。其实主旨问题，没有那么复杂。那些为人诟病的价值取向，其实很容易被人们发现出来。简单地判断，好的价值和“坏”的价值，就像简单评判谁是“自己人”一样，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事实上，一个作品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读者或观众还是可以从品味中去得到答案的，那些真正追求“假”、“丑”、“恶”的作品，很容易为人们察觉，因为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在整体上给人们产生一种厌恶和恶心的感觉的。比如，同样是对性的描写，那些粗俗的色情文字还是能够很快被人们从优美的描写性的文字中排除出去的，要相信人们最基本的判断力。关键是，作者和读者有没有在追求良善的方向上，产生某种共鸣。
由此，我们最终把握了评判现实历史与品味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在《归妹》的问题上，就是不要过于踯躅于主人公具体的情节上的选择，少一些故事发展的自我幻想，相反，则可以试图设身把握，作者铺陈故事情节的目的与主旨所在，深入去理解作者的意图。这样，诸位该会更幸福地品尝到阅读窃书大人作品的愉悦，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也未可知；而不是直接地离题万里去探讨那些艰难的现实问题，那就与窃书大人给大家讲“好故事”的目标，离得太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