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创作的家训。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
《颜氏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后娶第四、治家第五、风操第六、慕贤第七、勉学第八、文章第九、名实第十、涉务第十一、省事第十二、止足第十三、诫兵第十四、养生第十五、归心第十六、书证第十七、音辞第十八、杂艺第十九、终制第二十。
儒佛思想
颜之推不但日常深信因果、礼拜佛陀，还对奉佛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在《颜氏家训·归心》篇里，他对此作了充分论说。
在颜之推看来，首先佛教高于儒教，儒学虽然知识渊深，教人仁、义、礼、智、信的修身之道，但不论从它知识的广博而言，还是就它所传导的从善内涵来说，它的精髓都已被包含在佛学之内，即佛教的知识和教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其次，佛教的济世情怀和救人功德远远超迈儒教的治世功能。颜之推认为，儒学提倡的“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不过是“治家者欲一家之言，治国者欲一国之良”；而佛教虽是自我修行，却不仅能修炼自己、脱除自身罪孽，更能通过“修道”感化、影响更多的人从善，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进入福地，并使他们的家人、亲属等也脱除前世罪业。佛教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应积极提倡，而不能因为其存在某些不当的现象就予以否定。颜之推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如同世人对儒学的学习和践行一般，并不是读了《诗》、《书》、《礼》，并记住其内容就一定会那样去做，即使是朝廷上那些儒学优秀者也多是“略无全行者”，因而对于普通的僧侣而言，他们就是有一些过错，也没有必要去求全责备。而且在颜之推看来，“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即使有这种现象也是管理者没有尽到职责去很好控制的缘故，非是佛法传播之宗旨。
作为出身于世以儒学传承家族的士大夫，颜之推无法抹去儒家文化的浸润，所以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故而论佛时他便不时援儒入佛，认为儒学、佛教都立足于劝人为善、济世益物，儒学的“五常”和佛教的“五禁”基本一致，所谓：“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认为儒、佛二者目的相同、所起到的社会功用相同，所谓：“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因此作为儒者的颜之推便能坦然奉佛，虔诚奉佛的他也能从容言儒。
教育思想
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1]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1]
正由于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他对南北社会风俗、政治得失、学风特点有透彻的了解。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仍有借鉴意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语言朴实而生动，一时士大夫的心态跃然纸上。
文学价值
《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自成书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经久不衰。究其原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正由于此，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被后世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
——以上内容引用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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