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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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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距离那场车祸已有一个多月了。
      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听到周围响起热烈的惊叫声,使我有一种错觉,仿佛刚刚表演了一场惊险的逃脱魔术,从一个密闭的,即将遭受火烤、水淹、刀砍、石砸的容器里巧妙脱困,站在被聚光灯照射的亮如白昼的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欢呼。
      我想我之所以会有这种幻觉大概和我崇拜擅长表演困境逃生的魔术师大卫有关。我曾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慢放其演出录像,妄图找出其中的奥秘所在——当然他不可能让我找到。
      直到我看见因惊喜和泪水变得扭曲的父母和其他亲戚的脸,才真正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虽然我的苏醒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很高兴,但我本人却不这么想。因为一旦醒来我就不得不日夜承受伤痛的煎熬,这种痛楚让我夜夜失眠,冷汗直流,呻吟不止。不过□□的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我当然也不会像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一样,净在人前乐,咬碎牙往肚子里咽。我有一双疼爱我至极的父母,如果不擅加利用便对不起他们的一片苦心。
      最令我悲痛欲绝,心如刀绞的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申小雅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虽然她可能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她的什么人。可就算出于对一个相熟已久且目前正处于垂危之际的朋友的道义,也不该如此绝情绝义,使我在对于此生是否能够追上她这件事上又一次彻底绝望。
      你看其他同学就表现的让我热泪盈眶,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好像分成了若干个小组每天轮流来看望我,安慰我,给我讲新近发生的趣闻,十分八卦,使我几乎能确定以前那些不利于我的谣言是如何发展壮大,迅速蔓延的。
      他们叫我不用担心,因为学校已经为我募捐了部分医疗费,甚至还印刷了传单到大街上分发,号召全社会的关心——我昏迷时的医疗费用高得惊人,每天仅输血就要1000多块。
      我一夜成名,成为人们某段时间的焦点话题。

      作为纪念,我保留了一份传单,上面将我描述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十佳少年,所列事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据说电视台有一个栏目曾想为我做一期专题,被父母和学校婉言谢绝了——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什么货色,不需深入调查就可原形毕露。而且如果人家问起我为什么会深夜出现在学校门前的大街上而被卡车撞到,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告诉人家我其实是被学校的保安追得慌不择路,至于我为什么会被保安追就更加难以启齿——我只不过是想偷一份高考的模拟试卷而已。

      题归正传,如果我开始的伤感来自于无情无义的申小雅——我偷卷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她,不过这她自己是不知道的——那么在之后的几天,当我确定钟洋已经在那次车祸中死去的时候,便彻底掉进无以伦比的痛苦深渊。
      他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一遍又一遍的对自己说,折磨着自己。
      我在每个寂静的深夜泪流满面,在朝阳初现的时候向着窗外冰冷的晨曦祈祷。
      我放弃了一贯的信仰,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有神论者,常常兀自喃喃自语。
      佛祖、菩萨、神仙、上帝、耶稣基督、安拉真主,求你们让钟洋再次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吧,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无论什么。

      在伤感的间隙,我有时会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忽然发现其实钟洋完全没有必要死。
      首先他并不在乎分数,偷卷子纯属多此一举,而且就算模拟考满分,以我们俩的水平也绝对进不了任何一所正规大学,而不正规的大学也根本不需要什么高考成绩,再说他本来也没打算参加高考。
      其次就是当我们俩在撬办公室的门被保安发现的时候也完全没有逃跑的必要,因为我们每人都至少身背2个以上的处分,虱子多了不痒。这主要是我们早已从父母那里得知每个人大学以前的档案是空的,决不会如校方危言耸听的诸如处分要背一辈子的恐吓成真。
      再有,也是最令我不解的是,钟洋居然会同意协助我这次行动,他一向对申小雅深恶痛绝,势不两立。
      而且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当那个漆黑的巨大的怪兽呼啸着冲向我们的时候,我曾下意识的用力将钟洋推开。
      可他终究还是死了,这是命运吗?
      无论怎样也逃脱不了的命运!
      每当这个可耻的想法从脑中迸出,我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是的,钟洋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不能无耻的将责任推到其他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去,那样是对钟洋那才华横溢、清澈见底、生动鲜活、毫不做作的生命的亵渎。

      我的手上仍残留着死亡袭来的那一刻,从钟洋的背上感受到的余温,如此真实。
      在我的有生之年,将永远为此烫痛心扉。

      1
      我们这拨70末的孩子据说是赶上了第一个人口高峰。我所在的中学高中部在那一年破天荒地招了9个班,每个班都至少有50多个学生,让我觉得这个“市重点”中学和那些“大拨轰”学校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当然这显然是我的错觉,竞争还是异常严酷的,细数我小学初中的同学里能上高中的真是寥寥无几,凤毛麟角——许多人都说北京学生考大学容易,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北京的中考淘汰率非常高,大部分人过早的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非常可惜。(这是题外话)

      1995年的中考对于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压力和悬念。整个考试期间我一直在和心爱的任天堂较劲。那个老家伙插卡的地方接触不良,我必须腾出一只手来按着卡,单手过关斩将。对这种高难度动作挑战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一个月里我连冒险岛的第一关都没玩过去。尽管如此我仍然每天奋战到深夜,乐此不疲。
      我之所以如此无聊,完全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应有的好奇。我能够顺利的从这个市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升入高中部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所在的中学是R大的附属中学,而我父母又刚巧都是R大的职工,学校对我这样的“子弟”有极优惠的政策,简而言之,只要我会写自己的名字,基本上录取就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我妈和校长夫人的关系瓷的不得了呢!

      说到这儿,我想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学校。根据校名就可以推测,R大附中,自然就是R大的附属物,换句话说就是R大的喽罗,每年都毫无怨言的接收着R大扔过来的各种货色,这其中自然包含大量垃圾。另外由于学校搞创收,又招进来不少赞助生、关系生和特长生,所以每个班学号30以后的二十来人基本上都属于“非统招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些人占去了约五分之二的名额,使得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居不下,我们那一年更是达到与满分仅差3分的史上最高纪录。
      这种操作的最终结果就是传说中的“大学预科校”的校园里,总有一些学生明目张胆的在上课时间到处闲逛,甚至身穿校服出现在周边各大快餐店里,败坏学风,影响恶劣。
      在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也许有些人会被我误导,以为学校已沦为度假胜地,其实不然。占到半数以上的学生仍然是热爱本职工作的,只不过他们一般都羞羞答答的躲在教室或图书馆里,性格内向,不愿出来见人,所以知名度很低。这些人被称为“统招生”,钟洋则直接称他们为傻B。

      提到钟洋我才意识到我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一定是跑题了,这是我多年来写作的一贯风格。我想我在以后的文中还会一跑再跑,据说这是写作前不列提纲的后果,可我就是不爱列什么劳神子的提纲,反正我跑出去还能再跑回来。而且我认定大多数人写作都是不列提纲的,要不怎么市面上会有那么多叫“散文”的东西呢?我私下里打算如果最后完成时发现已经离题万里,就也当散文给发了,虽然我本意的确是要写小说的。

      3
      我和钟洋的相识是在入学后的第三个月,那天我们两个班都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项目是测1500米。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十分厌恶体育课,尤其是课上总是长跑跳远什么的,非常枯燥,所以我让我妈开了一大把的空白假条——她是R大校医院的大夫,假条这种东西我富余的叠纸飞机扔着玩,非常奢侈。每逢没意思的课就随便填个病交上去,后来和钟洋熟了又分了一大半给他。他们球队每天训练强度很大,体育课根本是小儿科,不值得浪费时间。
      为了不使老师过于没面子,我们俩不得不在病因上花样翻新,三年来我们累计使用过的有:发烧、胃炎、肠炎、痢疾、阑尾炎、盲肠炎、肌肉拉伤、踝关节扭伤、视网膜脱落……钟洋有时会很羡慕女生,因为有个生理痛可以每月都用而不会被怀疑。
      但是那天是测验,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就有可能体育课不及格,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比文化课全挂还丢人。

      体育老师一声哨响,我夹在几十号人中间冲出起跑线,刚跑过200米就从人群中钻出来,直奔升旗台。那个升旗台有个很大的底座,刚好与老师的视线向背,我初中三年都是猫在这儿等别人跑完第三圈之后,再出来跟着跑个半圈蒙混过关的。
      当我绕到台座后面,发现钟洋正坐在那里抽烟。他抬头看见我,笑了笑,给我腾了个空。我坐到他旁边问:
      “还有吗?”
      他掏出一包□□,我点燃一根叼在嘴里,仰着头朝天上吐烟圈。
      天空一碧如洗,鲜红的国旗被风吹得飒飒作响,我们俩在国旗下公然违反校规。
      一会儿他们班的人先跑回来,他掐灭烟,站起来,朝我摆摆手,说:
      “我先走了啊,席安!”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急急忙忙挤进一群满头大汗、呼哧带喘的人堆里,跑远了。

      以我现在的心情去回忆,钟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带有很浓的悲剧色彩,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但是在当时,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大吃一惊。
      是我惊讶的不是他知道我的名字,就像我也知道他的名字一样,我们俩都是学校里的名人,但出名的原因并不相同。虽然在女生眼里我和他都很帅(这点并非自作多情),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我们那一年帅哥大丰收,每个班都能摊上两三个,让人不禁怀疑招生老师是看着照片划的分数线。
      钟洋的出名是所有男生梦寐以求的那种,他是校足球队的前锋——我们学校的足球队是常拿全国冠军的——球技高超,在场上挥洒自如。他训练的时候总有一群小姑娘在旁边尖叫,令人颇为嫉妒。
      而我的名声则是源于一次家访。那时刚入学不久,班主任照例到各个学生家访问,到我家的时候自然告了我许多状,其出于什么居心可昭然若揭。不料我妈不等她说完就打断她说,你要是再说我儿子的坏话就出去。那个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女人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立时涨红了脸,夺路而逃,从此对我不闻不问。第二天此事在学校传开,经过不同的人的加工变成了我妈用擀面杖把老师打出家门……

      我现在仍然很清楚的记得,钟洋向我挥手的时候是逆光站着的,脸上一片模糊,周身镶了一圈金色光晕,如神祗下凡,令我目瞪口呆。

      4
      真正把我和钟洋变成一根绳上的蚂蚱的,是高一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们当时的考试是将年级所有学生打乱,按照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大排名,每50人一组分散在1至9班。也就是说如果能在那次期中考试时顺利进入1至4班,那么在以后的每次考试中只要稍微借鉴一下别人的卷子就可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不幸掉到5至9班,那么除非个人努力否则休想出头,因为周围的人都和你水平一样差,有的比你还不如。
      初中就在本校的我自然深喑此道,在期中考试的时候成功抄到一份据说是房山区第一的牛人的答案而名列前150名,在3班考试。倒不是我想要多好的成绩,反正我的父母也不要求,促使我做这种无聊事的主要原因是,每次大考过后必然会为不及格的差生安排假期补课——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
      钟洋在考前找到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认识的人里除了我以外基本上都是在8、9班混的。

      那天放学后,钟洋他们球队在操场上训练,我一个人坐在看台上看一本《海明威选集》,刚刚看完《乞力马扎罗的雪》,就听到看台下面有人叫我。我抬起头,看见钟洋站在跑道上,手里拿这个球:
      “席安,是吧?”
      我点点头:“钟洋?”
      他咧开嘴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走啊?”
      “没准儿,怎么了?”
      “有点事想找你商量,能等我一会儿吗?
      “行,什么事啊?”
      这时他们队里的人在操场那边叫他,他一脚把球开回去,转身跟我说:“等会儿再说,我们练到5点。”

      我看了看表,刚刚4点20,阳光略微发黄,洒在操场上那群跑来跑去的小人身上,每个人都是黑黑的一条,分不清谁是谁。我的精神逐渐从□□中剥离出去,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游荡。
      发呆是我的拿手好戏,据说这种状态现在有个新词叫冥想,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每次回过魂来,时光已匆匆流逝,身边早已物是人非。
      钟洋常说我是个对自己太残酷的人,因为我放任自己被自我吞噬却不挣扎也不说话,而他就是要将我从寂寞中拯救出来,这是他的使命并且命中注定。
      “你太孤僻了,席安。”他总是这样说:“我要让你的人生变得有色彩。”

      我寂寞吗?我怎么不觉得?只要我愿意我想我当然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焦点,只不过我不屑于此。
      我的梦想在7岁那年破灭,从此无欲无求。

      我被父母的关爱包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想要什么,他们就给我什么,呵寒问暖,无微不至。
      这浓厚的爱将我与周遭的一切隔绝了,其他人、其他事、其他物,都不能引起我的丝毫关注。也许这世上还会有人如他们一样爱我,可我已经无法发现,无法感受。
      是的,我一直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是他们的爱出了差错。
      就像久居黑暗的蝙蝠丧失了视力。
      我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

      5
      “嘿,想什么呢?”
      我被人粗暴的打醒,手里的书掉到地上。钟洋拣起来瞅了一眼,揶揄的笑:
      “哟,文学青年呀你。”
      “错,我是文武双全!”
      “就你?”他伸出胳膊来和我比了比,“细的跟鸡爪子似的。”
      我一拳击在他的软肋上,他立时面部扭曲,倒在看台上,神情十分痛苦:
      “你个小人……竟然偷袭……”
      “兵不厌诈。”我冷笑,他自然不知道我自小习武,一直在体校武术班混,直到初中毕业才放弃。胳膊细我也没辙,真的不是我的错。
      “说正经的。”他好容易缓过口气,“听说你在3班考试?可以呀!”
      “想找我签名吗?”
      “想找你帮个忙。”
      接着他向我阐述了一下对暑期补课的厌恶之情,然后提出希望我能祝他一臂之力。我自然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有福大家享,痛快的答应了他。于是我们两个说好在考试的同一时间去厕所,再把答案交给他。
      密谋之后,我起身回家。钟洋住学校的宿舍,就在操场旁边,他拍拍我的肩说:
      “大恩不言谢,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6
      考试周开始之后,我按约定将抄到的答案交到钟洋手中,本来一切顺利,可第二天他就出了差错。
      这个头脑简单的笨蛋连续三门在考场上昏昏欲睡,从厕所回来又奋笔疾书,自然引起监考老师的怀疑,被叫去盘问。他虽然够义气,宁死不肯供出我来,怎奈人家几个老师凑到一起一合计,发现只有我在同一时间去过厕所。
      我被找去的时候已知道大事不妙,没做什么抵抗就全盘承认——两份一模一样的考卷想否认也没底气,当然我也顺便把协同我作弊的那个“好学生”给招出来,想看看老师的反应。

      最终处理结果出来,我和钟洋的下场充分反映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是警告处分,他是严重警告处分。那个“好学生”因为“真心悔改”——听说他在老师办公室哭了一晚上——只有卷面计零分,从那以后他在走廊上见到我就躲,仿佛靠近我就会被“处分病毒”感染。

      钟洋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几次找我出来都张口结舌。我于是好心的告诉他我其实无所谓并问他还请不请客了?
      “请!请你吃10顿都没问题!”他说的斩钉截铁,让我觉得受之有愧。
      事实上是钟洋请我到他家玩了一个暑假。假期补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考勤管理极为松散,只要最后一节课去画画范围补考就绝对能通过——学校才不想让学生留级呢,他们巴不得把这些瘟神尽早送走,而等到升高三之前,据说想留级也是要走后门的。

      我受处分这件事在我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爸爸在R大教美术,每周末提着个画桶去颐和园写生,如闲云野鹤。我妈甚至安慰我说中学有几个处分没关系,反正也没有档案。她如此溺爱我是因为她在生下我之后得知自己此生不可能再有小孩了,我爸爸则是世外高人,同一切搞艺术的人一样思想超前,他希望我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宁愿我是任性妄为的毕加索也不是先割耳朵后自杀的梵高。
      钟洋也同样没有受到任何责难,这是我到他家住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家三代单传,有一个比他大11岁的姐姐在美国。当初他的父母并没有什么传宗接代的意识,本想只有一个女儿就够了,不料他的奶奶在得知即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千里迢迢从福建老家赶来监督着他们生下他,老来得子自然宠爱至极。而且他只要把球踢好就有前途,其他的反倒在其次。

      钟洋家住在密云水库边上,整个夏天除了球队训练我们俩都泡在水库里游泳,污染北京的饮用水源。他父母年纪很大,对我十分亲切,每天做好早中晚饭等我们来吃。
      7、8月份的太阳毒辣,将我们俩晒成两个黑人儿。假期过后人们惊恐的发现我和钟洋两个彻底勾结在一起,从此狼狈为奸,做尽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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